“史料”何以成为“方法”-——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docx

“史料”何以成为“方法”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HowCanHistoricalData"Become"Method”:StUdyofHistoricalDatainContemporaryChineseLiterature作者：李强作者简介：李强，北京大学中文系。原文出处：文艺争鸣（长春）2019年第201910期第66-71页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0年02期史料研究近年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在热闹景象背后，已有学者敏锐地提出了"作为方法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问题，强调史料研究应该形成"方法"意识而非"在平面上重复"的"炒;令饭"，这种讨论极富启发意义。需要明确的是,在当代文学学科视域之下的“方法"，简单说就是指当代文学研究中有效的同时也是需要被不断更新的路径。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的意味。只不过，作为年轻的学科，当代文学的“方法"并未能如"范式"那样成为"科学共同体"的主导模式,其转换也比范式转换要迅速。若以“方法”为视角去考察史料研究这场大规模的学术生产行动，就需回答两个根本问题：在目前的当代文学研究中，为何是史料研究而不是其他研究领域或路径被凸显出来？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史料”才能成为推进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一、“方法”的探寻：从“文学史”到"文学史料"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在最近两年呈爆发之势，并非巧合，而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们有意策划、发动的结果。早在1991年，张颐武就提出了建立"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的设想，但当时并未展开实践。到新世纪之后，反复提倡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并做出重大探索的是吴秀明和程光炜两位学者。吴指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是"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程多次讨论当代文学的“资料整理”问题。二人分别申请并姿批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带领团队展开了当代文学史料编纂工作。吴主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和多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程做了莫言家世考证系列？的尝试。近年的"史料研究热”，便是以这二位为中心所发动的结果。这种“发动”在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历程中是有重大意义的。当代文学研究主要分可为两部分，“一是当代文学批评，文学现状研究，另一是文学史研究。另外，当代文学有时还会被理解为现实的文学体制，文学机构,文学现象。"但在具体的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并非均衡发展。1950-1970年代所谓的当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当前文学批评"。到1980年代，文学批评更加活跃，往往参与制造"文学的轰动效应".正如谢冕较早就意识到的，"如果说这里的批评行为是一种当代性的、因时的行为，那么学科行为则更是一种历史性、现代性的行为。这两种行为的混淆结果使学科性向批评性转移，变成在时间性当中唯新是举的追踪，结果是这一学科的话语规范?口叙事规范始终没有被完善地建立起来。"也正因为如此，当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之前就遭受质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唐强等人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争论。或许，"写史"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发生“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争论的1985年，也是文艺理论的“方法年"（11）。这一年有大量西方理论被译介到中国，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不少"理论武器"。相对于较为稳定的文学史，文学批评需要快速对时代的文学变化做出反应，因而也更依赖理论资源。正如曹文轩所指出的，"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将近二十年），情况变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已成为西方理论的二次重现。我们从前门请走了别、车、杜，又从后门请进了德里达、福科、罗兰巴特、杰姆逊、海德格尔、罗布-格里耶、马尔库塞。"（12）这样的"理论二次重现"变多了之后，当代文学批评也逐渐失去了其有效性。于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兴趣由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转向了所谓的文学史问题，这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语境转向90年代的一个重要标志。"（13）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学史转向”是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深化的结果。在这个“转向"中，"文学史问题"的"方法”特征也被呈现了出来。也正是从“方法"的角度，我们才能辨明这场从“文学史”到“文学史料”转变的内在逻辑。"文学史转向”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打开了文学史研究的新空间。但这些"方法"在当前的文学与现实所带来的难题面前，也日渐失去了其效力。最大的难题就是文学史叙述本身的"分裂"，正如贺桂梅所指出的："我们能否拥有TB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史？在我们这个社会分化加剧、知识立场的分化也趋于激进的时代，也许将更多地出现的，会是某一种文学史：左派的文学史，纯文学的文学，或新媒介的文学史。"（14）在寻求“有共识的文学史叙述"越来越困难之后，直接跳出"文学史叙述"，由"叙述"回到"材料"，也许是一种探寻“方法”的可靠路径。二、回到"重写文学史"之前如果梳理史料研究主要倡导者的研究脉络，就更容易看清史料研究背后所包含的“方法”诉求。目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多与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的"重写文学史"和"再解读"有关。其中，"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在当时虽然没有落到实处，但打开了许多反思文学史著述的空间。"重写"当代文学史的实践，一般认为是在1999年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才真正落地，后来也取得了不少实绩。需要注意的是，程光炜和吴秀明也是较早写出了具有“重写"特征的文学史，且对"重写文学史"的成果展开反思的学者。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2002）和程（与孟繁华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2004）中已经显示出了他们要更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主张，这种主张背后，已经预示着从“文学史叙述”到“文学史料”变化的可能。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中强调："与通行的大多数教材不同，我们致力于淡化个人的主观色彩，强化突出编写的文献性、原创性和客观性，把大部分的篇幅留给原始文献史料的辑录介绍上，自己尽量少讲；即使讲，也是多描述、少判断。"（15）该文学史选取了文学作品简介、原创评论等内容，呈现了许多资料，展现了"用史料说话"的风格。他有意凸显文学史叙述中的"文献性""客观性"，强调"回到材料"，实际上是为史料赋予了更新文学史叙述的使命。程、孟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2004）中没有直接强调史料之重要性，但其指出："文学史的写作，离不开对史实的叙述和研究，但是叙述主体和话语权力掌握在史家手里，文学史事实上就是史家的历史。他选择什么和如何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权力行为，历史/叙事事实上是矛盾的。有了这种意识，可能会从一个方面提醒我们对主观意志的控制，但只要掌握了叙述权力,一种真理意志控制的历史建构就不可避免。因此历史与叙述在文学史里只能是尽可能的统一。"（16）这种对于"文学史叙述权力”的警惕，也是对“文学史叙述”的反省，这其实已经触碰到了"重写文学史”的核心：如果"文学史叙述"本身都有需要被反省的一面，那又该如何展开文学史的"重写"？于是，从对于“叙述"的检视转向对于支撑叙述的“材料”的重新考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吴之强调“编写的文献性、原创性和客观性"，程之对"文学史叙述权力"的自省，殊途同归，都落实到了文学史著述材料上。厘清了二人的"所来径"，也就清理了当前史料研究热潮的学理起点一"重写文学史"."文学史料"是"重新文学史”在经历“文学史转向"之后的"再出发"。作为事件的"重写文学史”已经结束，但其影响力持续存在。"90年代以后，这种重写也并没有终结。作为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想支点的启蒙主义、自由主义，从90年代开始遭遇到新兴的包括女性主义、新左翼、后殖民主义等在内的文化多元主义思潮的质疑。重写文学史再度成为文学研究的焦点，成为国家、阶级、性别、种族等话语冲突和争夺的空间,成为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吴与程的文学史著述比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和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面世要晚几年，但他们同处于"重写文学史"所打开的视域之中。吴与程的文学史著述，是"重写文学史”讨论的成果。不过，他们在文学史之后强调史料研究，并非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遥远回响，更不是为"重写文学史"的"重写"提供新素材，而是要回到学科分野的“源头”，再次出发。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彻底"分家”的起点，是此后呈现出不同学科特点的原因。在"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中，现代文学对于当代文学是有着"解放"意义的。”没有对现代文学学科的五四性质和启蒙意义的重新确认，就不可能把当代文学从社会主义性质中抽离出来，而这两个学科的重建则统一于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中。“（18）但历史的复杂之处在于，"重写文学史"的"解放"，又有使当代文学研究被矮化的危险。正如李杨所指出的，"将左翼文学完全同启蒙文学对立起来，根本不承认50-70年代文学的价值，新时期文学被表述为对被中断的五四文学的回归，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当代文学研究才被实际等同于以当下文学创作为对象的新时期文学研究，当代文学被等同于文学批评。"（19）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重写文学史”在当代文学学科化之初就制造了这个学科的内在困境。要想突破这个困境，可能就需要回到"重写文学史"之前去探寻新的学科方法。现在对史料研究的强调，就隐含着一种回到"重写文学史”之前的诉求。在当年"重写文学史"之前，现代文学研究中实际上有过一阵“回到乾嘉"的热潮。（20）"至少在1985年之前，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思路还是史料的收集整理加工，其所采用的方法大概类似于乾嘉朴学的实证主义。"（21）现代文学的"回到乾嘉”，通过史料为新"方法"的到来打下了基础。当时的史料研究与作家作品的"重评”紧密捆绑在一起重评往往借助新的史料的发现，而在史料发掘的同时关于作家作品的重评也同时得以展开。"（22）"重评"是"重写文学史”的前导。至U后来"20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等提出z形成了方法的创新。彼时，而当时，当代文学研究却在批评的旋涡之中艰难的寻找"方法"。"史料研究"回到"重写文学史"之前，可看作是以基础性的材料工作去重新开掘那些被"重写"所遮蔽的当代文学的复杂面向，是一种对“重写”的重写，也是一种“搁置方法”的方法。现代文学“回到乾嘉"的潮流是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语境中发生的。彼时的口号”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23）,有着明确的学术上"拨乱反正”的诉求。目前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并没有这种"重评"的时代语境。"方法"的更新，只能来自学科内部的自觉。那么，现在当代文学研究者们对于史料研究的倡导，是否也预示着新的“方法"的到来？更确切的问题或许是，以史料研究促成"方法”的可能性在哪里？三、“方法”的可能：史料的批评性与当代性之前的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大多来自新理论的输入，这些理论多是"舶来品”。现在突出史料研究的地位，强调"用材料说话"，有一种基于材料"从内而外”展开研究的倾向。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应该远离理论或抛弃批评性，将文学研究完全诉诸实证经验。史料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从本质上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编选就是建立在对历史还原兽出之上的一种再叙述，一种重返历史现场的再努力。"（24）所谓"还原历史"的原则，当然也是一种理论的预设。确切地说，史料研究是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路径。过分强调材料，而不注重新的理论和批评性因素的介入，那也只是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内部打转。史料研究乃至历史编纂学也是需要!比评性原则参与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料”才有促成新的“方法”到来的可能。人文学尤其是历史编纂学的基础之形成离不开"批评性”的介入。荷兰汉学家任博德的人文学的历史一被遗忘的科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