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间诠释学”：比较文学方法论新探索-In-betweenHermeneuticsANewResearchonMethodologyofComparativeLiterature.docx

“之间诠释学”：比较文学方法论新探索In-betweenHermeneuticsiANewResearchonMethodologyofComparativeLiterature作者：刘耘华作者简介：刘耘华，比较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中西比较诗学、海外汉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电子邮箱：ShIiUyh。原文出处：中国比较文学（沪）2021年第20213期第2-12页内容提要：本文提出“之间诠释学”的方法论理念并阐述其主要内涵，指出该理念所标举的差异对话及其所蕴涵的“孕育力”和“创造力”，一方面来自相互否定与竞争所生发出来的“之间”，另一方面则始终奠基于“结合”的本能驱动。两者相杀相爱、相反相成，才能造就新新不已、生机勃勃的精神生命洪流。ThispaperarguesthatparalIelstudyisakindofIn-betweenhermeneuticscharacterizedbydialogueswithothers,hencefecundityandcreativity.Ononehand,the"In-between"comesfromthemutualnegationandcompetition,ontheotherhanditisalwaysbasedontheimpetusforzrConjugation7z,producinganewanddynamicspiritorlifebycomplementingandcompetingwitheachother.期刊名称：外国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1年12期关键词:之间诠释学/平行研究/比较文学方法论in-betweenhermeneutics/ParalleIStUdy/methodologyOfComParatiVeIiteratUre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作为汉学概念的关联思维研究”（编号：19BZWO30）的阶段性成果。一、从"比较"到"比较主义"：作为“方法”的比较之角色转换比较文学在19世纪下半叶兴起之后，它在发源地欧洲的3个主要国家法国、英国和德国先后获得了3个不同的名字："literaturecompareerr,comparativeIiterature,和wVergIeichendeLiteraturwissenschaftn。不管是法语的过去分词"compa壮e",英语的形容词"comparative”,还是德语的现在分词"Vergleichende"比较"一词都含有把“相似、从属、处于侧旁、同类”的事物“放在一起"的意思，其目的自然主要是明其"同异"。然而吊诡的是，早期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群口奠基者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宣称反对这种"（平行的）比较"，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比较文学"不能"比较"，"匕匕较"不是学科产生并延续下去的理由，"比较文学"因此是一个“名称有缺陷，意义含糊的”学科（布律内尔等1）。最早明确提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这一命题者，是20世纪50年代法国比较文学界泰斗式人物、巴黎大学（索邦）比较文学教授卡雷（JM.Car句。卡雷从"比较文学不是什么”来回应学科定义，即以否定的方式回答了"比较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其要旨如下：第一，要排除“探讨丁尼生与缪塞、狄更斯与都德等等之类的异同关系”的（平行"阐研究，要求关注“事实联系"（desQpportsdefait）;第二，"事实联系”很复杂，那些“不可称量的"，即使"说出来"也"靠不住的"影响联系（特别是那些意在言外的趣味、感受、体会等美学蕴涵），也要予以排除；第三，还要排除时空范围"过于空泛"的"总体文学"，尤其是诸如人文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漫无边际的思潮运动；第四，比较文学的学科位置是”（民族）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即它在民族文学史的撰写过程里只起辅助性的作用，它被指派的任务"主要不是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那种种发展演变"（伽列4244）。总之，凡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无法得到确凿实证的关联或借鉴，不管有无事实联系，均应排除在比较文学的畛域之外。很显然，卡雷在学科定位、目标设定、疆域划分、方法建构等方面的小心谨慎，延续并发挥了巴登斯伯格、梵第根等人的立场与观点，这是早期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主流倾向。与上述小心谨慎相反，韦勒克、雷马克等人则把“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一探讨作品的“文学性"或“美学价值”作为比较文学的中心问题与首要任务，其对于学科定位、目标设定等方面的看法也相应地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过,学者们很快发现，若只是以“文学性"为主旨，比较文学就会因无边无际而变得更加"危险”，所以，当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撰于1958年）揭开法、美学者的论争序幕之后，经过10年争论，两种立场与观点却走向了彼此妥协和相互渗透。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68年，法国比较文学最重要的中心一巴黎大学（索邦）把比较文学的教授职位调整为"总体文学与匕戢文学”。1967年，克洛德皮舒瓦（CIaUdePiChOiS）和安-米卢梭（Andr6-MichelROllSSeaII）合著的比较文学问世，其关于比较文学的立场观点与美国学者已大体一致,因此很快便得到亨利雷马克的赞同(雷马克112);皮舒瓦青睐"总体文学”的立场使他得以接替安田朴(Re唯Etiemble)成为巴黎三大(新索邦)的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他们与巴黎四大(索邦)的比较文学教授皮埃尔布律内尔(PierTeBrUnel)一起,在前揭比较文学的基础上修订出版了堪称当代法国比较文学主流立场之表征的何谓比较文学(1983年初版)。此书不仅很重视思想、理论和美学方面的跨民族、跨文化关联,而且更大胆声言"比较文学不作比较，岂非怪事！"(布律内尔等3)这里的"比较"主要指"平行比较”，而剑锋所指，正是JM卡雷。不过，理论上为“平行比较"扫平了道路，并不意味着这种研究实际上就大行其道了。事实上，出色的、得到学界公认的相关成果并不多见。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像管推编这样的杰出著作，放眼世界皆可谓凤毛酸角。"平行比较"之新局面的形成，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浪潮的日益推展，I:匕较文学界对此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一方面，对于欧洲文明系统的"经典之外文学作品的兴趣在急剧增长”(DamrOSCh2006:43),另一方面，由于各种“精英理论"(hightheory)的轮番上场，应用不同理论模式来开展平行研究层面的"比较主义"(ComParatiSm)成为不少学者所青睐的方式(SUrin65)达姆罗什甚至认为，这些回应造成了现代比较文学领域内”最大的兴趣转移"(DamrOSCh2006:43),这就进一步承认了作为方法的"比较"已发生从负面到正面的角色转换，可以说意义非凡。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比较主义”的兴趣转移并未导致比较文学界对学科理论建构意义上的“平行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大多数业内学者现在对整个学科方法论问题都意兴索然，因为对他们来说，比较文学的“未来"不在于如何确定标准、划定边界或探讨方法论的问题，而是取决于"如何去做具体的探索"(doingwithCL)(Heisel-2)o达姆罗什认为，比较文学是跨界探索的平台，是不断地"牵线搭桥"(bridge-building),而非在抽象学科理论上“空费口舌"(vainpolemics)(Damrosch2020:334-347)o而早在1993年，Em奈特(SUSanBaSSnett)在其比较文学：批评性导论一书中就指出，随着其边界“愈益云雾笼罩和松散无靠(morenebulousandlooselydefined),匕瞰文学正在丧失(其赖以成立的)根基"(Bassnett11),它的学科位置应该由翻译研究取而代之。这样一来，也就没有必要搞什么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了。二、"危机"不仅仅是"转机"：比较文学的双重危机及其破解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便与“危机"相伴。在笔者看来，它现在正处于"双重危机”之下：一是它仍未摆脱60年前韦勒克所断言的"危险状态"，即"无法确定独特的主题和方法论"(Wellek282);二是"比较文学”的现有界定无法完满解决现代思想界提出的"他异性"(alterity)难题，因此造成了一些从业者的学科自我解构和自我颠覆的意识。此处所云"他异性"，是指由列维纳斯(E.Levinas盾次揭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永远无法被"太一"等"总体性"概念所整合、同化(转化)、统一、消弭的"超越的差异"(Levinas1979:194-214)这种差异观，意味着在"自我"与"他者"之间，"间距"永远无法逾越，"自我"与"他者"因而无法产生交融和01(刘耘华2021:150-157)o这对于向来以"同一"或"共相"为鹄的来规划自身目标与任务的学科理论传统，无疑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面对这一挑战,一些西方学者不仅放弃抵抗，而且还索性"将错就错"，直接否定比较文学的"学科性"，甚至宣布学科"已死"。例如，斯皮瓦克(GayatriC.Spivak)的一个学科之死(2003年初版)面对着变动不居的文学文化和无法抵达的"他者"，便要求"新的"比较文学以变应变、唯变所适，总是处于“逾越边界"(CroSSingborders)的状态，保持一种面向“未来"的“莅临性"(a"tocome"-ness)和“先到性"(anteriOrity)(SPiVak6)所以，斯皮瓦克心目中的“学科之死死去"的其实并非“比较文学"，而恰恰是韦勒克等人所孜孜以求的确定的"独特主题和方法论"。另一位美国学者大卫费里斯(DavidFerriS)则认为，以动态过程式的"逾越边界"(crossingborders)为己任的比较文学压根儿就不是一门“学科".以变应变、唯变所适的比较文学，天性就抵制"界定"，它是一门“非学科"(indiscipline)f一种向“不同种类的他异性”(aspeciesofaIterity)保持开放姿态的"不可能性的可能性"(thepossibilityofitsimpossibility);"不可能性"，以及对于“不可能性”的欲望，就是"新的"比较文学的守护神(guardian,即，基础和依据)(FerTiS78-95)上述两种立场殊异的学科观念相互看视，彼此的结论就只会是“危机"。以往的学科史，常常把"危机”视为损害学科基础、危及学科发展，因而必须予以克服或转化的单纯消极的因素，忽视了其所蕴含的同样重要的积极面向。对此，我们应当做出新的定位与诠释。首先，应该重新认识"危机"的之于"平安稳固”的辩证意义。在199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发布的第3次十年报告中，编者伯恩海默(CharIeSBemheimer)所撰导论的第一句话是"比较文学令人心生焦虑"。何以如此？因为随着各种新理论的不断入侵，关于比较的"内容和方法”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了。对此，伯氏反问道："难道说，总是处于危睑状态恰恰就是比较文学的身份表征(identity)?”(Bemheimerl-2)很显然，这里原本表达的是一种自嘲与无奈。但是笔者以为它其实蕴含了深刻的哲理，至少，它印证了周易否卦九五的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这句话的意思是，总是被提醒“要丢了，要丢了“，那么"容易丢失的东西"就会像牢系在苞桑树上一样稳固安全。周易乃忧患之书，是故"危其辞”，它所寄托的主要是以危求安、以亡求存、以乱求治的处世与治国构想。这样来看，"总是处于危险状态"可能恰恰就是比较文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天定福报"一危机令我们"惧以始终"，比较文学便能够"百物不废"。其次，我们应该把“危机”作为科学自身的一个构成性的要素。保罗利科(PaUlRicoeur)在论及“自身性"与"他者性"的关系时，说过一段很有启迪性的话：他者性不是一或者不仅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