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广东南路地区中共领导机构考析.docx

大革命时期广东南路地区中共领导机构考析【摘要】正统说法认为大革命时期广东南路地区正式的中共领导机构是1927年1月成立的中共南路地方执行委员会。在中共南路地委成立前，黄学增等人在南路地区大力发展党员，并积极在吴川等县、市建立党组织。国民革命军南征胜利后，南路地展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当地的党组织也迎来了大发展，为建立正式领导机构奠定了基础。由于缺乏原始档案，有学者提出了有别于正统说法的新说法，认为1925年秋就已建立中共南路特别委员会。从南路地区党组织发展历程和当时的中共党内法规来看，正统说法更站得住脚，新说法或许是将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误解成了中共南路特别委员会。在未发现新的确凿证据之前，还是应该采信正统说法。【关键词】大革命；广东南路地区；中共领导机构与广东地方党史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目前学术界对广东南路地区党史的研究相对薄弱。由于缺乏原始档案，在1928年6月之前，“南路的党自来未开过各县、市党部的代表大会”，导致学界在大革命时期广东南路地区的中共领导机构问题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并主要有以下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其一是新说法,翁有为依据王健英所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认为1925年秋就成立了中共南路特别委员会（简称中共南路特委），是成立最早的特委。与翁有为的观点基本一致，陈国威根据李癸泉手册和陈信材的回忆史料，指出“中共南路特委至少在1926年5月已存在”，甚至“在1925年成立中共南路特委是符合当时形势的需要及党的制度允许的”。其二是正统说法，金松林延续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的说法，认为中共南路特别委员会成立于1927年7月，“在广东南路地区，冠以南路名称的党组织，组织地委在先，然后才组织特委”。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们该如何看待？本文综合利用所搜集到的各项资料，对上述观点作出辨析，以厘清大革命时期广东南路地区中共领导机构的演变情形，并推动广东南路地区革命史以及广东大革命史研究的深入展开。一'各级组织史资料和党史正本中的正统说法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精心组织下，组织史资料的编纂正式提上日程，省、地（市）、县三级普遍建立编纂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要求做到“广征、核准、精编、严审”，并集合了当时组织、党史、档案等部门的力量从事该项工作。因此，在未掌握切实可靠的新史料之前，不宜轻易推翻组织史资料和党史正本中的正统说法。对于大革命时期广东南路地区的中共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是这样表述的：“1925年至1926年，在中共广东区委及南路特派员黄学增的领导下，南路的电白、阳江、吴川、遂溪、海康、梅蓑、廉江、茂名、北海、化县等地陆续建立起党组织。在这一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南路地方执行委员会，代替特派员统一领导南路地区的党组织。”“在南路各地普遍建立了党组织，农民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基础上，为了加强对各地党组织及农民运动的领导，1927年1月，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决定，成立中共南路地委。机关驻地高州。南路地委隶属于广东区委，下辖南路各县（市）党组织。'四一五政变后，中共广东区委将黄学增调往西江主持党的工作，南路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于1927年5月召开南路农民代表会议，成立了南路农民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或许根据的就是广东省报送的资料，关于此事的表述，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与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基本保持一致，称：“1925年至1926年，在中共广东区执委及南路特派员黄学增的领导下，南路的电白、阳江、吴川、遂溪、海康、梅蓑、廉江、茂名、北海、化县等地陆续建立起中共组织。在这一基础上，成立中共南路地方执行委员会，代替特派员统一领导南路地区的中共组织。”“1927年1月，在南路各地普遍建立党的组织，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基础上，根据中共广东区执委决定建立中共南路地方执行委员会，机关驻高州，下属南路各县（市）组织。”“中共南路特别委员会于1927年7月成立，下属遂溪、海康、化县、廉江、信宜、茂名县委。”关于大革命时期广东南路地区党组织发展及其领导机构演变，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第一卷中的表述与中央和广东省组织史资料的记载也基本一致。对此，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表示：“中共广东区委还通过国民党的中央农民部，以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将一批党员派往各地，其中有黄学增、颜汉章、侯凤墀、陈伯忠、王蔚垣等，分别被派往南路、揭阳、曲江、四会、英德等地。他们在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从事建党工作，在当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国民革命军发动南征之前，中共广东区委和团广东区委派遂溪籍共产党员韩盈率领一批青年返雷州半岛；派遣阳江籍共产党员谭作舟、敖华衮、黄贞恒等返阳江，以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接应革命军和发展南路地区党的组织。先期进入南路的共产党员在当地培养、吸收了一批党员。中共广东区委任命黄学增为南路特派员，领导南路党的工作。南征胜利后，南路地区党组织迅速发展。1927年1月，建立中共南路地委，由黄学增任书记。”综上所述，大革命时期广东南路地区中共领导机构，先为南路特派员，后为中共南路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南路地委）。二'正统说法契合广东南路地区中共组织的发展史大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的深入推进以及国民党在社会上有威信且在南方建立了根据地，跨党的共产党员常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革命活动。黄学增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南路地区，身兼国共两党的领导职务，在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也从事两党的建党工作，大力发展两党的党员，积极建立两党的基层组织和相关机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南路地区中共组织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为建立正式的地方领导机构准备了条件。广东南路地区中共组织获得大发展主要是在国民革命军南征胜利后，因为在此之前南路地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下，政治环境相当恶劣，黄学增等人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当地群众支持革命军南征，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在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之际，为解除后方威胁和实现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国民政府任命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南征军总指挥，朱克靖（中共党员）为总政治部主任，兵分四路举行南征，分别由陈铭枢、王均、戴岳、俞作柏任指挥。1925年11月上旬，南征军各路迅速占领阳江和阳春。南征军势如破竹，陈铭枢部连占电白、水东、梅蓑，俞作柏部攻克高州、化县；接着，陈、俞两部互相配合，先后击败白沙、公馆、闸利的敌军，于11月30日攻占廉州。12月，倾向革命的广西方面胡宗铎部从灵山出发，于7日攻占钦州。至此，南路地区基本肃清了军阀邓本殷的势力，为国民政府开展各项治理扫清了障碍，同时也推动了当地革命形势的高涨。南征能够迅速取得胜利与黄学增等南路籍国共两党人员的大力配合及支持是分不开的。“南征大军出发之际，共产党员黄学增、王文明等在广州发起'广东高雷罗阳钦廉八属旅省革命团体联合会，动员组织一批革命青年随军出发，到南路、琼崖各地开展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南征将宣传革命思想及捍卫、推动工农革命结合起来，军事行动之后，民气随之奋发，民运亦随之勃兴，工、农、商、学、妇女等各项革命运动到处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气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路地区的中共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南征之前，南路地区建立的党组织只有1925年6月由就读于广东大学的电白籍学生、共产党员邵贞昌、区就宪建立的中共电白县支部。“支部建立初期，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南征胜利后，南路主要县、市相继建立了中共组织，其途径主要有两种：其一，由黄学增派遣中共党员到当地建立，包括吴川、梅蓑、廉江、北海、东兴等地。“1926年初，中共广东区委南路特派员黄学增派中共党员陈信材（陈柱）到吴川开展农民运动和建党活动。同年3月，在当时的吴川县城黄坡建立中共吴川县支部。”“1926年初，黄学增吸收陈时入党，随后派他到梅蒙市开展工人运动和建党活动。同年3月，中共梅蓑市支部成立。驻地梅茶营盘街。”“1926年3月，中共党员周永杰受黄学增派遣，到廉江开展农民运动与建党活动。4月，中共廉江县支部成立。驻地廉城西郊回龙寺。”“1926年5月，黄学增从廉江抽调共产党员江剌横、简毅、李雄飞到北海市开展工运与建党活动,于同年7月成立了中共北海市支部。”“1926年9月，共产党员钟竹筠等受黄学增派遣，到防城县东兴开展农民运动与建党活动，于1927年1月成立中共东兴支部。”其二，由中共广东区委派遣至南路各地开展革命活动的党员自主建立，主要有阳江、茂名、遂溪、海康、化县、信宜等地。“1925年下半年，中共党员谭作舟等人从广州回阳江开展革命活动，不久成立共青团支部。1926年3月，成立中共阳江县支部。驻地江城。”“1925年12月，共产党员朱也赤从广州回到茂名县开展农运与建党活动。1926年5月，中共茂名县支部在县城高州成立。”“1925年夏，共产党员韩盈、陈光礼等回到雷州半岛开展革命活动，不久成立共青团雷州特别支部。1926年5月，分设雷州和遂溪两个支部，以团组织的名义开展党的活动。1926年5月，两个支部根据上级指示，实行党、团分设。分设后，遂溪党组织为中共遂溪县支部，驻地遂城。”“1926年6月，根据上级指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共同组成的共青团雷州支部，分设出中共海康县支部，其活动范围为海康县。驻地雷城。”“1925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派共产党员、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学员卢宝炫（卢中火）到化县领导农民运动与建立党组织。1926年8月，成立中共化县支部。”“1925年冬，广东国民大学学生、共产党员罗克明等人回信宜开展农民运动与建党活动，发展了一批党员，先后建立了怀乡等13个党支部。此外，还有池洞、东镇、信中、信城等支部。在建立支部的基础上，1927年5月成立中共信宜县委员会。驻地怀乡。”广东南路地区距离大革命的中心广州相对较远，加上又在军阀邓本殷的反动统治之下，不利于革命活动的开展，进而导致当地中共组织的发展也相对滞缓，直到国民革命军南征才彻底改变了造种局面。黄学增是南路地区中共组织发展的关键人物，许多县、市的党组织是由他派遣党员直接建立的。而另外一些县、市由中共广东区委派遣的党员自主建立的事实也从侧面证明：这些党员与黄学增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如果1925年秋中共广东区委已经在南路地区设立中共南路特别委员会，那么这些党员自然而然地就在黄学增的领导下，而所有县、市的党组织也都将会由中共南路特别委员会批准设立。因此，1925年就已成立中共南路特别委员会的说法很难成立。此外，南路地区中共组织在创建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特点，绝大多数党组织的创建是和工运或农运相伴随的，有些地区共青团组织成立的时间甚至早于党组织，如共青团雷州特别支部就早于中共遂溪县支部和中共海康县支部。这说明当地的党员数量很少，绝大多数是黄学增等人到来后才发展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广东区委不太可能过早地设立中共南路特别委员会。还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大革命时期，包括南路地区在内广东党组织的大发展更多的是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会议对广东党组织发展滞缓提出了批评：“粤区在这革命运动高涨，香港工人热烈斗争的时期，竟没有能利用机会巩固并发展我们的党。粤区虽能在思想上影响工农群众而不在组织上把这种势力巩固起来一一吸收工农分子进党及在各种团体里组织我们的党团，这是一种错误。广东的同志只是各自在国民党工会、农民协会、军队里工作；并没有能像一个强有力的党，有组织、有指导的站在自己党的利益上去工作，去领导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的领袖地位的斗争。”会后，中共广东区委针对以往工作中的不足，大力发展党员，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这在广东南路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历程中也可以得到明显的验证。1926年1月3日，团雷州特别支部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表示：“现在，由省下来之同学陆续增加，我们内部的训练，与组织的扩大是很有希望的。”从南路地区中共组织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国民革命军南征胜利前，当地党员数量很少，也没有广泛建立基层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设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