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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起步前后中美教育交流与中国人美国观的转变【摘要】改革开放起步前后，中国开始调整关于美国的叙述,形成了对美国的新看法。这一观念层面的转变离不开教育领域的中美交流。中国共产党先基于地缘政治和国际秩序考量，后出于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求，在调整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丰富了对美国的认识，开启了中美教育领域的交流。中美教育系统的开放与合作、知识体系更新以及话语表述转换等一系列变化形塑了新的观念塑造机制，改变了中国民众对于美国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带来了新问题。这段历史兼具经验和教训，为深入寻求开放心态和平等关系之平衡、建构可持续良性对外关系提供了反思性资源。【关键词】改革开放；中美教育交流；知识体系更新；话语转换；观念塑造改革开放前后，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开始转变。杨玉圣以改革开放初期的代表性文本为基础，梳理了知识精英对于美国认识的转变。陈国战关注改革开放初期到美国采风访问的中国作家群体，着重呈现作家美国叙述中的冲突与张力，并对这些文字的历史价值做出评析。张春认为中国人观念中存在“两个美国”，其根源在于美国政治文化中存在对内民主与对外专制的事实。江忆恩等人通过语言一内容分析、访谈和调查数据考察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态度，认为中国的官员、精英和普通民众对美国政府的负面印象要比美国人民多。上述研究往往将“观念”视为静态的表层呈现，选择某个时段展开分析，依据呈现为文本的史料，勾勒研究对象的观念特征。这一路径聚焦于作为“结果”的观念本身，缺乏对观念动态变化过程和机制的梳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人的相关观念发生剧烈变动，哪些原因使转变成为可能？新观念又因何广泛流传，短时间内同时影响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的话语表达？我们需要更开阔的视野对待思想观念，从外部寻找促成观念转变与迅速传播的社会因素，为呈现观念转变的历史过程与内在机制提供可能。教育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涉及教育改革、知识体系更新、话语生产、认知形塑等方面，与观念转变最为密切相关。本文拟对改革开放起步前后中美教育交流对中国人对美国观念转变的影响方式及结果展开探讨，以拓宽传统思想观念研究的视野和问题意识，并对这一转变的历史意义与局限做出初步评估。一、中美教育交流开展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认知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中美教育领域交流的迅速展开，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美国认知的变化，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研究者认为，这一发生在欧洲的事件“直接促成了毛泽东下决心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珍宝岛战役发生之后，中苏之间从意识形态论战上升到武装冲突，中共不得不从地缘政治、共产主义阵营结构、世界秩序等多个层面探索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中共一直担心苏联会先发制人，发动对华战争，甚至包括“对中国的核试验中心进行打击面对潜在危险，中共开始思考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试图探索牵制苏联的可能性。1969年6月初，周恩来转达毛泽东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的任务，要求他们每周抽几天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供“主席掌握战略动向”。周恩来特地嘱咐，这项任务具有“极端重要性”,千万不要被既有看法以及意识形态话语“框住陈毅认为对中国来说，要害只有两个，一个是北面的苏联，一个是南面的美国。他们是否会入侵中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明确，“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优6月7日到7月11日，陈毅等人完成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一文。该报告指出，鉴于地缘和历史教训，美国不敢贸然对中国发动战争，而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更大。苏联与中美都有矛盾，但却把中国视为最主要敌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之后，陈毅还就中美关系问题提出自己的设想，并向周恩来作出口头汇报。他希望恢复华沙通道，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别的会谈，且不必提出先决条件，一切以中美双方回到谈判桌为鹄的。恢复大使级会谈的提议得到积极回应，在中美双方共同运作之下，1970年1月20日，中断两年的中美会谈在华沙中国大使馆举行。在基辛格看来，此次会谈与之前134次会谈有一个明显区别，即“两国领导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第一次开始彼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对方”。1970年10月，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转告中国，美方准备派高级官员，甚至是基辛格秘密访问，深化与中国对话；11月5日，周恩来告诉埃德加斯诺，中国对美国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12月18日，毛泽东也在与斯诺的谈话中，透露出愿意与尼克松会谈的信号。尼克松访华筹备工作随即开启。为尼克松访华做铺垫，1971年7月12日于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高级干部大会，共2000余人参加。周恩来用三个多小时向广大干部讲述当前国际形势、中国对外政策以及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疏导干部对美国的排斥情绪。根据驻华联络处负责人戴维布鲁斯的记录，干部们对美国的看法并没有那么顽固，他们很快就缓和了反美情绪，因为“苏联的威胁几乎困扰着所有中国领导人”。尼克松访华为中美关系改善带来了积极变化。1972年2月22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举行对话。在对话过程中，双方明确表示希望彼此政府能够“促进更多的民间交流项目与活动“。1973年，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步骤，双方互设联络处。10月7日，美方联络处负责人戴维布鲁斯在向基辛格的汇报中指出，联络处的任务主要集中于两国文化交流。交流以高级团体的短期访问为主，如费城管弦乐团、各种科技团体的交流、美国游泳运动员、男子篮球队等。整体而言，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中美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但由于双方意识形态隔阂以及在台湾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一阶段彼此联系只是刚刚起步，相对有限，中国对价值观念领域的交流保持高度警惕，因此教育文化交往尚未充分展开。例如，1973年8月费城管弦乐团来华访问前夕，双方在演出节目等问题上产生分歧。中方认为施特劳斯的唐璜和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存在色情颓废倾向，不适合在中国传播，要求演出政治立场中立的莫扎特或舒伯特的作品。同样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在这一时段中国对派留学生到美国学习还心存顾虑。随着邓小平负责外事工作，这种局面逐渐转变。邓小平认为中共对国际共运的贡献首先应归于自身生产力的发展，在对外交往中应更加理性务实，降低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发生变化。据卡特回忆，1979年开春邓小平在访美期间曾经谈到，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越来越小，而苏联已经成为中国“更大的忧虑”；之前，1978年5月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与布热津斯基的交谈中，也强调“打乱苏联侵略的战略部署的迫切性”，并建议美国向全世界呼吁“注意苏联侵略的危险”。这一基于冷战对峙格局的判断在1979年之后做出调整，中共认识到对“联美反苏”“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判断并不准确，时代主题“已逐渐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中共积极调整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更有利于深入关注美国的现代化维度，促成中美教育的深度交流，也为之后中国人美国观的转变奠定基础。二、中美教育交流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推动现代化事业的基础是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之后，美国华人就主动与中国取得联系，希望促成教育合作。1973年9月，上海交大1937届机械系校友表达了向母校赠书的意愿，并送上书籍目录3本。不过当时这种交流并未形成常态机制。邓小平恢复工作后，非常重视科技发展与教育工作，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与美国交流合作，提升中国相关方面的能力。1977年9月，当邓小平会见以美联社行政总编凯斯福勒为团长的美国高级新闻代表团时谈到，他迫切希望派遣中国留学生赴美接受教育，帮助中国摆脱落后状态。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强调要“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1978年7月，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莱斯来华访问，这是有史以来美国出访规格最高的科学代表团，中国再次向美国寻求教育帮助，要求派留学生赴美学习。邓小平认为，美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将发挥积极作用，应加强和美国的合作交流。这一观念在当时党内具有一定共识。例如，1977年5月李先念在与美国青年政治领袖访华团谈话时指出，中国的独立自主政策“并非闭关自守，不排除同外国进行商业往来和技术交流”。1978年起，高等教育领域的中美交流逐渐开始。1978年9月，上海交大赴美访问团正式组建，展开了为期47天的访问活动。在美期间，代表团广泛接触美国社会，共访问了20个城市、27所高校、14个科研单位。通过交流，代表团了解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他们一致认为，中美高等教育目前差距很大，虽然不宜全盘照搬美国教育模式，但是在“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建设、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研究生教育、发展高新技术、设备与图书、大学管理等方面，美阈大学都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交大还与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签订了缔结姐妹学校的协议书。在美期间，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副主任韩叙接见代表团，对赴美交流充分肯定：“有条件的学校通过校友，以民间形式出访，是一种好经验。”访美归来后，交大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来自美国的函件和各种资料。访美半年后，共收到书籍资料1200余册，收获颇丰。1979年4月16日至5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行10人在宦乡和宋一平的带领下，访问美国。成员还包括钱钟书、费孝通、赵复三等著名学者。此次出访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自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访问美国，标志着中断30年之久的中美人文交流得以恢复。代表团访问了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等地的著名学府以及研究机构，考察了美国大学的运转及社会服务情况与教学科学人员的生存情况，并初步了解了30年来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变化趋势以及学术理论和观点的更新情况。此次出行，为弥补因中美学术界长期“失联”而造成的国内学者学术认知短板打下基础，并为今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这一时期，赴美留学成为社会焦点话题。1978年，中共中央计划出国留学的名额在3000名以上。教育部根据指示，立刻发出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选拔符合条件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高校教师。1980年，在李政道教授的积极运作下，美国40多所大学愿意在中国招100名左右的物理专业研究生，以推动中国物理学的发展。随后，教育部逐渐缩减公派留学生出国读本科的人数比例，将主要精力放在选派研究生上。1982年，教育部计划选派80名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出国留学，这是改革开放后首个公派博士留学生项目。当时出国留学的专业主要集中在理工农医等领域，这反映出中共对现代化愿景的期待。这些留学生首选目的地便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占到留学生总数的50%以上。除了长期留学外，教育部还敦促高校选派教师进行短期访问。1978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50人出发。为确保出国人员更好交流，教育部于1980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等六所外语院校设立出国留学生预备部，为其提供语言提升服务。公派留学之外，很多人还通过投靠亲友的方式，申请自费赴美留学进修。国内各大学也纷纷抓住有利时机，与美国诸大学签订合作协议。例如，1978年12月匹兹堡大学访问天津大学，该访问团成员多从事东亚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对中国态度比较友好。在天津大学，主持全面工作的李曙森、副校长赵今声与匹兹堡大学访问团团长舒尔曼就两方面达成协议：一是在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学报等方面形成交流机制；二是互派教师和研究生进行进修、讲学、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1984年，上海交大共与密歇根大学等14所美国高校签订合作计划；北京大学则从1979年到1988年与哥伦比亚大学等14所美国高校签订合作计划。签订协议后，美国学者来华访问讲学的人数渐增，他们在中国受到很高礼遇，足见中方重视程度。来华访问学者多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上海交大于1979年聘请了美国籍教师教授英语，结束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无外教的尴尬境况。整个20世纪80年代上海交大聘请的美国外教最多，且主要教授英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