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的视角.docx

论乡村治理中的公众参与一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的视角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治国安邦，重在基础。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公众参与”作为乡村治理体系的基本原则之一，事关乡村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一、“治理有效”的时代内涵十九大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20字总要求，它们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治理有效”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进和加强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又进一步阐述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要求和主要任务。由此得知，我们的“治理有效”一是体现在主体层面，正如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的，在我国农村实行基层民主制度即村民自治制度，村民委员会是由村民以无记名方式直接选举产生的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发展的基层性群众自治组织。二是体现在组织层面，包括不同性质的组织，如乡镇党委政府的站所、工青妇等机构及驻村工作队，村里的党支部、村委会等各种组织，民间的红白理事会、慈善救济会等团体组织，他们通过一定的制度机制共同管理乡村事务。可以说，不管主体层面的自治效果，还是组织层面中公众参与决策和治理的互动过程，公众参与都起着决定性作用。质言之，公众参与程度决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成败。二、“公众参与”缺失的生成机理分析当前，乡村治理中的公众参与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缺位、失位现象，主要原因也可以从上述两个层面理解。L主体层面。在城镇化大力推进的背景下，村民自治的生长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熟人社会”格局被打破。情感因素在农村人际关系交往中的作用不断弱化,而理性因素或利益因素逐渐增强，致使大多数群众更在意自己个人事务的处理，对乡村社会治理表现出严重的参与意愿不足。另外自治的人才基础脆弱。大量人员流出，特别是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村内的大多为儿童和老人，这些人由于年龄、个人能力等原因，往往无力也没有意愿参与村内事务的民主管理。2.组织层面。首先，新发展理念贯彻不到位。新发展阶段，乡村治理已发生重大结构性变革，一些基层政府多元共治格局理念尚未形成，仍然沿用传统管理思维和方式，随意挤压其他治理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导致行政力量大包大揽，越位管理现象突出。其次，资源要素投入总体不足。如，每年相关部门组织的“送戏下乡”“义诊”等活动大多安排在中心村、重点村，这种不均衡究其根本就是基层公共服务能力资源要素总体投入不足，自然也会影响到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三、推进公众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途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对此，我们重点抓好以下几点工作：突出党建引领，培育治理骨干。乡村振兴人才先行。首先，我们可以尝试打破以村为界的选人用人模式，广纳吸收并大胆使用社会人才。可以通过加大大学生村官的选调力度，招募、支持优秀大学毕业生到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从事乡村振兴和创新创业。优秀大学毕业生有扎实的理论知识，鼓励他们到农村基层实践，既可以提高他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又可以充分利用他们的学识指导乡村发展。其次，在“引进来”的同时更要重视“乡贤”、退伍军人等本土资源的挖掘和培养，探索村干部队伍专职化管理，提高村“两委”干部薪酬待遇，为农村基层民主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骨干人才，进而带动更多的新生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推进网格管理，转变管理职能。网格化管理先源于发达地区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借鉴，它根据属地管理、地理布局、现状管理等原则，将管辖地域划分成若干网格状的单元，政府按照对等方式整合公共服务资源，组织服务团队，对网格内的居民进行管理。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管理模式，其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最末端，推动了服务重心下移、资源要素下沉，极大地提升了管理的有效性和服务的针对性。这也势必要求政府必须实现从粗放向精细、从管理为主向服务为主、从条条为主向条块结合、从经验为主向民主科学、从相对封闭向更为开放的管理职能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也保证了公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空间。夯实组织平台，畅通参与渠道。社区组织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利益表达渠道，是化解矛盾、缓和冲突的润滑剂、稀释剂。我们在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同时，也要建立健全社区组织的机构设置，规范各个组织的职能，保证它们正常有效运作，防止这些组织因无人管理而出现散漫不作为现象。另外，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及时通过微信群、广播等各种媒介宣传政策、发布信息，确保公众知情权，使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实现良性互动。发挥协商民主，提高参与效果。十九大提出“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我们在实践中形成的诸如民主恳谈会、村民议事会、居民论坛、村（居）民决策听证等一系列丰富多样的协商形式，既实现了人民群众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更有效的民意表达，又发挥了民主在了解民情、反映民意、疏解民忧上的重要作用。如，传统乡村治理的“多数原则”极易造成对“少数”和“个体”利益表达的忽视，也留下了各种矛盾纠纷的隐患。而“一会一访”（“一会”即村民小组会议协商，“一访”即入户访谈协商）模式，尊重了“少数”和“个体”的合理利益诉求，充分保证了每个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自然把各种矛盾纠纷的隐患化解于无形之中，大大提高了公众参与乡村治理的效果，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乡村治则国家治，乡村兴则国家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都不能少。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