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刊藏文文献佛像插图研究-AStudyofBuddhaImagesinTibetanLiteraturePrintedintheYuanDynasty.docx

元刊藏文文献佛像插图研究AStudyofBuddhaImagesinTibetanLiteraturePrintedintheYuanDynasty作者：乌日切夫/苏米亚作者简介：乌日切夫，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00081；苏米亚，蒙古国国立大学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原文出处：美术研究（京）2021年第20211期第52-58页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介绍西藏发现的几部元刊藏文文献与雍和宫发现的两部元刊藏文文献以及尼泊尔发现几部元刊藏文文献的过程、文献基本信息和版印插图等情况。经过比较其多种文字文献版印插图，论证了元刊蒙藏佛教版画是多民族、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晶，并印证了元刊藏文文献对明、清两代宫廷刊印各版本大藏经的插图风格和版式的影响。期刊名称：造型艺术复印期号：2021年04期关键词：元刊藏文文献/雍和宫发现/版印插图/图像风格一、元刊藏文文献概述蒙古族人的图书印刷技术有悠久的历史，早在10世纪，其印刷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学者们认为，蒙古民族很早以前就与毗邻的中原汉民族发生文化接触和交流，并开始学习和吸纳他们先进的技术，运用木版刊印书籍。到元朝时期，蒙古族人的文化,尤其是印刷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不但有木刻版技术，还有其它版类技术。这些为蒙古人利用版印技术印刷经书提供了技术上的条件。"元代单刻佛教经籍，遗存于世不多，以数量和品种而言，尚不及两宋、辽、西夏、金一代。但其中所附版画，却不乏构图上乘、刻精良佳构。无论艺术成就还是审美价值，与前朝相比，都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元代蒙古族佛教版画因历史的种种原因留下来的极为罕见，从艺术与学术角度研究实物证据缺乏有待于考证和挖掘。"据有关资料，辽、金和西夏时期，蒙古族人就与佛教有了民间的接触和交流。"辽代刻经，目前仅有山西应县木塔、内蒙古巴林右旗、河北丰润等几处发现。”从内蒙古巴林右旗发现的辽刊文献来看也印证了以上的事实。”这些被称为蒙古木版的书籍可追溯到15世纪早期，并且这些印刷本早于青藏高原开始广泛采用木版印刷技术之前。”这里讲到15世纪，如果没有标错年代，那远远比这个早。图1元代1299年藏文佛经阿毗达磨集论，雍和宫收藏，笔者拍摄，2016年8月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封西藏地区的佛教人物八思巴为"国师"，佛教在蒙古地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蒙、藏文刊印的佛教文献也多了起来，到清朝发展到鼎盛时期。如今，这些佛教经书文献资料成为国际蒙古学界和藏学研究领域追捧的珍贵资料，元刊藏文佛教版画因其数量少而更显得弥足珍贵。在2009年第1期的中国藏学上，西藏大学的西热桑布教授发表藏文“元版"考，公布了他近年在西藏各地见到的8组在北京刻印的元代藏文刻本，并对其主要特点进行了逐一考证。这些资料的公布和有关它的研究，"填补了元代无藏文刻本的空白，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熊文彬教授在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中，首先对西热桑布教授发表的藏文“元版"考予以高度评价，并对其意义和价值做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研究了元代皇室施刊的藏文文献资料的有关学术问题。上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一文，根据最新公布的"元版"藏文佛经，对其中由皇室成员所施刊佛经的施主、刊印地点、插图和流通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考证和研究，认为元大都的皇家藏传佛教寺院是元代内地藏文佛经的主要刊刻中心之一。2019年法国巴黎普斯勒大学高等教育局MartaSerneSi先生关于元刊藏文文献研究蒙古木刻版庄严经论的藏文版本一文，主要介绍尼泊尔野马的南嘉寺图书馆藏元刊(1299)卜鲁罕皇后资助藏文文献庄严经论等经卷的概况，与藏文"元版"考里的介绍基本一致，因欠缺资料具体信息没有藏文"元版"考详细，特别是关于佛像插图信息更少，也没有版印插图资料，所以不再重复介绍。以上三篇文章是对元代皇室施刊的藏文文献研究比较全面、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和理论依据。以下文献调查报告是热西桑布藏文"元版"考中采用的资料，并将文献调查报告的诸多详细信息省略概括。”近年来本人有幸到西藏及其周边地区进行文献普查和编目、整理的工作，期间意外地接触到元代不同时期印制的藏文印刷品。这些文献大多珍藏于各个寺院和图书馆，包括西藏的哲蚌寺、色拉寺、切卡寺、江孜寺、夏鲁寺、贝蚌寺、喝妥寺、西藏图书馆和北京民族文化宫等地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版本中有的从未在已知的文献中被提及。从这些文献的题款及发愿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主持编修、资助印施、刻印、校对人员的名字、地位、社会关系等。其中有：（一）1284年由察必皇后和阔阔真皇后刊印的量里宝藏首叶上有两尊佛像图。（二）1298年元成宗时期由鸵坚巴大师在大都刊印的时轮摄略经首叶为朱印，两边上有两尊佛像图。（三）1299年由卜鲁罕皇后资助在大都刊印的庄严经论等6部。庄严经论首叶两边有两尊佛像图。（2）篇名：中观根本经首叶两边有两尊佛像图。（3）篇名：阿毗达磨集论首叶两边有两尊佛像图。（4）篇名：阿毗达磨藏（未找到）。（5）篇名：量抉择量首叶两边有两尊佛像图。（6）篇名：量里宝藏。（四）由卜鲁罕皇后资助刊印的三律祥释。（五）1311年在大都刊印的甘露要义八支秘密诀窍续（四部医典）首页有两尊佛像。（六）金光明经.这部金光明经5卷是桑杰贝帝师在大都传法期间即1313-1314年由普颜笃仁宗皇帝为了祭奠父皇武宗帝所资助印施的。（七）1317年元仁宗时期由苏桑布贝在大都刊印的本续密要释。（八）1351年公哥儿监藏班藏卜帝师之意由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资助刊印的时轮摄略经时轮经无垢光广释和时轮经无垢光略义。（1）时轮摄略经首页有两尊佛像。（2）篇名：时轮经无垢光广释首页有两尊佛像。（3）篇名：时轮经无垢光略义.首页有两尊佛像。以上元刊藏文文献信息均为热西桑布文章藏文“元版"考中内容。笔者主持雍和宫佛教版画调查研究课题正在进行，本课题主要成员，以原雍和宫苏米雅经师为首的几位喇嘛整理雍和宫经卷，登记目录时发现了几部元代和类似元代藏文珍贵经书。经过跋文考证后确定了阿毗达磨集论（图D和中观论根本颂之诠释显句论（P92图7）,均为元刊文献。在藏文“元版"考和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中均介绍过1299年由卜鲁罕皇后资助，在元大都刊印的阿毗达磨集论，但没有附图版印佛像。而中观论根本颂之诠释显句论目前还没有发现关于它的任何介绍和有关研究文章。,2016年8月26日下午4:OO调查北京雍和宫藏元代藏文文献，书名：阿毗达磨集论，雍和宫目录编号：000579,共有132页，还有一个硬多层纸封面和封底。外尺寸为长：66厘米，宽12厘米；内尺寸长：58.5厘米，宽：7厘米。首页有两尊佛像，中间有五行藏文，没有外框链接。中观论根本颂之诠释显句论，雍和宫目录编号：000901,共有188页，还有一个多层纸封面和封底。外尺寸长：68厘米，宽12厘米；内尺寸长：62.5厘米，宽：9厘米。首页有两尊佛像，分别是龙树菩萨和另T立上师，中间有七行藏文，没有外框链接。”以上是当时去雍和宫和苏米亚经师调直文献时做的记录。其跋文中记载：转力轮王,成吉思汗，其第六代，在瞻部洲，推行佛法,实为法王。其上皇后，种姓高贵，具足洪福，因深解三宝善德，皈信而得不转者，大皇后名卜鲁罕。正值帝师喇嘛札巴斡节儿弘法之时，雕版大乘经庄严疏中论智慧疏阿毗达磨集论阿毗达摩藏量识详释量识论藏等，分别印造各四百册。以此布施与持经藏者之善缘，回向大皇帝、皇太后、大皇后、诸皇子、大王贵胄，健康长寿，国泰民安；佛法十方普被，终证无上菩提。岁次己亥(1299)七月望日,写于皇城大都青塔，刊于白塔。吉祥。图2阿毗达磨集论有佛像插图的首和末页图3弥勒菩萨图4无著菩萨图5有跋文的末页。笔者拍摄，2016年8月这是目前发现的具有明确记载元代比较早的梵夹式藏文经书之一。其中提供了很多珍贵信息：明确记载了善缘发起人、发起原因和目的、所刊印书名、刊印数量，以及刊印详细年代和撰写刊印具体地址等，并提供了"写于皇城大都青塔，刊于白塔”等信息。1299年由卜鲁罕皇后资助，在大都刊印的庄严经论等6部在藏文”元版"考有详细的调查记录，上面有概述。以上六部经刊印地点均与阿毗达磨集论跋文中记载的"写于皇城大都青塔，刊于白塔“一致。此处之"白塔"即今北京西四之白塔寺，是元代保存至今的唯座藏传佛教建筑遗迹。白塔原为元代著名的皇家寺院大圣寿万安寺（简称万安寺）的主体和标志性建筑，因此又称为白塔寺。中观论根本颂之诠释显句论跋文中记载：佛法常住世间计，先贤好生译宣经。思修多种行方便。尤其佛祖示涅槃，三千四百年之后。北方种姓势力强，无量德慧心智增，成吉思汗第八代，讳普颜笃仁宗帝。诚信至坚敬三宝，雕版印行数百册。赠与上智诸有缘，作为法施广流通。在跋文中提到了善缘原因、目的,善缘人是成吉思汗第八代孙普颜笃仁宗皇帝，雕版印数是数百册等。成吉思汗第八代孙元仁宗普颜笃皇帝，名爱育黎拔力八达（1285-1320）,1311-1320年间在位。所以中观论根本颂之诠释显句论经文与佛像插图（图1-9）均是1311-1320年之间刊印无疑。西热桑布教授藏文"元版"考和熊文彬教授上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两篇文章中都未谈到中观论根本颂之诠释显句论的任何信息，笔者目前也未发现?口收集到有关它的发则口研究成果。近期笔者与西热桑布教授联系，并将相关图片资料和跋文做了比较，之后他认为这部经应该是1299年由卜鲁罕皇后资助，在大都刊印的中观根本经的再刊，而且由封面上的特殊登记号看出它是原来西藏哲蚌寺收藏元刊书，具体哪个年代、什么原因请回雍和宫，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图6元刊藏文佛经中观论根本颂之诠释显句论封面，13111320年之间刊印,雍和宫藏，笔者拍摄,2016年8月二、蒙元时期大藏经与元刊藏文文献版印插图图像关系蒙元时期在蒙古统治者的管理和主持下出版发行了汉、蒙、藏及其它多种文字的书籍和佛教经典。这些佛教经典的刊印为版印技术发达的中原地区和沿海地区佛教版画的内容和形式注入了新的血液，同时为藏区佛教艺术增添了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对藏区佛教版画的形砌口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明、清两代宫廷刊印大藏经插图版画格式风格的形成，以及后世版画艺术发展有开拓性的影响。蒙元时期最早的汉文大藏经是窝阔台汗时期开始刊印，元太宗八年(1256)补雕的赵城藏。本大藏经是在金国留下的经版基础上所补雕，它没有改变原有的版式及汉式图像风格。1959年，文化部所派西藏文物调查组在萨迦北寺藏经殿(图书馆)发现大量汉文佛经和元朝宫廷所赐各种礼物。1959年北寺差贝拉康(即藏经殿，藏文对音为Phyag-dpeIakhang)所藏汉文佛经多达31种555卷。其中，每卷之末都附有"蒙哥皇帝丙辰年(1256)燕京卢龙坊居民王从惠印造大藏安置于京大宝集寺的木记。"值得注意的是，这555卷汉文佛经的正文之前，即卷首都插有一幅木刻版画，与磺砂藏的做法完全相同。（11）这说明元朝以前蒙哥汗时期蒙古统治者已经从内地往西藏引进了大量的刊印佛教经典，我们目前还未收集到这些汉文佛经插图版画，还不能提供有价值的图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13世纪后期，随着研读经典书籍者的增多，政府建立了国立性质的版印处和专门制作书籍的工厂。"在元朝首都汗巴拉格专门设立了翻译汉文经典、撰写国史的版印处。"（12）由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