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文化背景下宋代医家钱乙述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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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室文化背景下宋代医家钱乙述评钱乙，字仲阳，北宋东平郡(今山东郭城东平)人，约生于宋仁宗天圣十年(1032),卒于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1他一生行医治学，声誉卓著，他对儿科的学术造诣既奠定了中医儿科学的专科地位，又巩固丰富了中医学科体系，开拓创新了中医理法方药的内涵；他既是“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也是一位彪炳中国医学史的中医大家。一、儒医的文化背景儒医，即儒生习医、研医、业医。其名最早记载见于北宋宋会要辑稿崇儒：“政和七年臣僚言：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疹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2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中文正公愿为良医篇对士子习医给予了更高的肯

2、定。文中记述了范仲淹求签时祈祷神灵的话，即“他时得位相乎？”“不然，愿为良医”，并对“志于相”和“为良医”进行了阐述3,代表了儒、医结合的最高境界。儒、医的结合是儒学、医学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由此形成了自成一派的中医药文化。二、大医治学之路心怀仁孝、专一为道仁孝是中医医德之魂。为医者，当心怀仁孝。有“仁心”，始可行“仁道，论语学而篇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仁者，仁民爱物，第一步就是要做到行孝悌。论语,学而篇：“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朱熹注：“本，犹根也。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钱穆对此论述到：“孝悌乃仁之本，人能有孝悌之心，自能有仁心仁道，犹木之

3、生于根。”4也就是说，仁为体，孝悌为用，仁心之行，始于孝悌。钱乙的“孝悌”事迹在其传记中有详细记载。他祖籍浙江钱塘，后同曾祖北迁邪州。他幼年坎坷：父亲钱顺，虽行医善针，但嗜酒喜游，常年不返；三岁丧母，寄居于姑家,自幼随姑父吕氏习医。他二十岁时，姑母临终前告知其身世，他强忍悲恸，去寻找父亲,往返五六次，才找到父亲所在之地。又逾几年，才将父亲接至家中。他前后共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去寻找和恳求父亲回家，那时钱乙已三十多岁。之后，他厚嫁姑父孤女，赡养父亲和姑父，宜至终老，姑父去世，因其无子，钱乙便以孝子礼安葬祭拜吕氏。乡里对他的仁孝称赞有加，传记中载：“乡人惊叹，感慨为泣下，多赋诗咏其事。”孟子梁惠王上曰

4、：“医者，是乃仁术也。”只有胸怀仁爱，方能体察患者之疾苦,诊疾问病，方能详察秋毫。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说，医者“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也就是说，为医者对君是忠，对亲是孝，对世人是仁。心怀仁孝、专一为道，这也是一代大医钱乙穷尽毕生所践行的准则。三、儒医修性之学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认为人生在世，就要尊顺天意，立天、立地、立人，做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达到圣贤境界，这也是对当时民众的精神价值、生活意义、政治理想等层面的现实点化。钱乙的一生正值宋代理学的建立和发展的时期，他

5、的身上淌有儒家理学的血液，他的人生轨迹是和儒家修性之学相契合的。钱乙虽幼年不幸，他并未消沉，读书不为入仕，而是随姑父刻苦学医。他从20岁开始独立行医，因擅长儿科在山东地区非常有名。在六十多年的行医生涯中，钱氏“知进退”，他因诊治长公主女儿，一举成名，授翰林医学。后诊治皇子，诸医不治，他一治而愈，官至太医丞，被赐四品紫衣官服及金鱼袋，可谓是踏上仕途巅峰，却很快以病请辞，毫不留恋权利和地位。钱氏“有操守”，对待权贵，他有所保留，诊长公主女，他直言无须服药，被训斥就默默退下；诊皇子，他谦辞说前医就快要治好，自己遇到的时机好而已；面对同仁，他性刚直言，京城有名望的医家借论医道前来发难，他引经据典,激昂

6、辩论，不留情面。钱乙晚年，其君子坦荡的生活态度更加明显。他素喜饮酒，患有痹症，也丝毫不在意，饮食亦不避寒凉。在家中不拘生活俗节，不带帽子，不穿鞋子，和友人饮酒阔谈，史书杂说，随性而侃。他心中怀有世人，疗人民疾苦。“不为良相，便为良医”道出了千年来为医者的内心宣言，也是对儒医济世的高度总结。有仁心、有百姓是内，修医技、熟经典是外，身为医者，只有内外兼修，方能惠及生民健康繁衍，进而开万世太平。四、青囊传载千年字字千钧、拳拳之心著书立说，利泽生民，儒医钱乙在这方面也表现的极为突出。他著有伤寒论指徽五卷、婴孺论百篇、小儿药证直诀三卷。前两部皆亡佚，现仅存小儿药证直诀。小儿药证直诀又名小儿药证真诀钱氏小

7、儿方，是钱乙毕其一生的大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为“小儿自钱乙始别为专门，而其书亦为幼科之鼻祖”5。书中上卷论脉法治法，中卷为医案，下卷为方剂，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五脏辨证及小儿常见疾病论治方法，还记载了120多首方剂。这样一部开山巨著从成书到刊行流传非常曲折，现传世小儿药证直诀版本并非由钱乙亲自最终裁定付梓，而是他的弟子阎季忠整理作序刊行。阎季忠在序言中指明，此书是钱乙的晚年著作，并且是一边写，一边被传抄流行。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再一次证明了钱乙的医学地位和声望，他的作品一经问世，便洛阳纸贵；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性格豪爽，不拘小节的特点。阎季忠也是儒医背景，他官至知州6,著有阎氏

8、方论。阎氏幼年患惊疳、癖痕，屡次危殆，获钱乙救治痊愈，后致力学习钱氏医术、搜集整理钱氏医方。他将自己收藏的钱乙治病杂方与当时流行的抄本相结合，参阅校勘，重新编次，削繁就简，订正讹误，改换俚语，终于辑成小儿药证直诀一书。小儿药证直诀三卷本经阎季忠整理刊行后，也历经多个版本流传。例如，宋代有宋史、郑樵通志等书记载的八卷本；南宋有陈振孙宜斋书录解题三卷本、刘昉幼幼新书类书本；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八卷本、演山省翁活幼口议拾遗本；明代李时珍看到的是“钱乙小儿直诀，无卷数。”而薛己则将其整理收录到薛氏医案中；清代流传的有康熙年间陈世杰起秀堂仿宋刊本，以及后来乾隆年间四库馆从永乐大典辑出，付武英殿活字版刊本，

9、即聚珍本；清周学海将起秀堂本与聚珍本参校后收于周氏医学丛书，当代通行的版本多是据周氏版本辑校而来。阎氏在小儿药证直诀序中表明了自己编辑此书的目的。一是为了济世活人，是医者仁心、博爱之心，其医治的对象是儿童，当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圣人之遗训为志，广传医术，让幼儿不再横天，让亲者免受丧子之痛；二是身为钱乙医术的传承者，要把钱乙的学说发扬光大。书籍承载着技艺，是传“术”，书籍承载着德行，是传“道”，这是中医药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医药文化的宝库。五、结语钱乙一生内外兼修，知行合一。其一，他是一位传统古典、学以致用的儒医。他跟随姑父习医，后又接养父亲，送老姑父，以孝习医，以医显孝；他善治儿科惊风、痘疹

10、等急症，以仁立世，他有着儒家仁义忠孝的精髓思想。其二，他出仕朝廷，官至太医丞，既服务于达官显贵，也救治黎民百姓，惠及小民。他为官刚毅，不避强卫，见有误治失治之候，仗义执言，训诫同仁，不留情面，这都与他直爽豪气、坚毅不屈的性格有关，而这些特质都根植于明志、博学、修身、力行的儒家思想。再者，他的思想中还有道家的自然主义，刘践评价他“笃行似儒，其奇节似侠，术盛行而身隐约，又类夫有道者”，他老年“退居里舍坐卧一榻上，时时阅史书杂说，客至，酌酒剧谈”7。可以说，这是一个治学大家的归一之路。整体观、阴阳观、天道观、运气观，这些思想浸润了他的一生，他从辉煌又走向平淡的生命终将和这些闪烁的文明思想一同化作历史长河中的星辰，供后人仰望。古典儒家、道家思想与中医学碰撞，将血肉之躯铸就了金刚之体，传播文明，造福世人，成就了伟大的中医学家钱乙，也其成就了自成一体的中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