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的著录、流传及版本.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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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尉缭子供售录流传及版本今本尉缭子24篇源于北宋武经七书，而汉志所著录两部尉缭子篇数均与之相异。唐、宋时该书杂家、兵家之归属时有变动，颇为可疑。兼之唐宋类书偶引尉缭子语而数不见于今本，由此致争论渐起。拨清历史疑雾，是为我们当下正确理解尉缭军政思想和构建尉缭子兵学体系的基础。尉缭子；武经七书；兵家；杂家尉缭子一书的正式载述始见于东汉。汉代有两部尉缭子，一部为兵书尉缭三十一篇，一部为杂家尉缭（子）二十九篇。汉志后的500余年间，尉缭子竟也再不见著于史书。至唐初，止见一部杂家尉缭子，计有五卷。此载为五卷而不以篇记数，以致隋唐时人不能探清今本是否即汉志杂家之二十九篇；而兵家书则不知所踪，至于兵家书为何不

2、再作著录隋书撰者则未注明。五代时，尉缭子亦止一部列于杂家作六卷，此六卷之数较隋志虽多一卷，但亦不能知晓其篇数。宋初沿袭同样前说，同样对兵家书也未有明说。至宋景祐间，仁宗使翰林学士宋祁等校定、整理三馆及秘阁藏书，以去芜存菁、刊其讹舛为旨编成书目。后又命欧阳修等校正之，讨论撰次，仿唐代开元群书四部录，编列为书目。至庆历间此书成，从此尉缭子不再见著于杂家，唐以后始入兵家类，有五卷。而列于兵家类的这五卷，同样不仅不能知晓其篇数，而且隋志旧唐志和新唐志所载究竟是原汉志的杂家书还是汉志的兵形势三十一篇，我们不得而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均参与了两书的编纂，但同一名称的书，在前后数年间即从杂家转变归入兵

3、家类，使得其归属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宋元丰三年（1080年），神宗诏校孙、吴和尉缭子等7部兵书，并付梓刊印，此即武经七书。其中尉缭子共5卷，计有24篇。后世缭书大都以此为蓝本，今本也是5卷24篇。元丰后，历代官私书目均将尉缭子列于兵家类，作五卷。如宋史艺文志列之于兵家类，作五卷：明史艺文志列于兵家类，作五卷；四库全书亦列于兵家类，作五卷。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兵家类有尉缭子五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兵家类著录五卷：尤袤遂初堂书目兵书类著录有尉缭子，未题篇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兵书类著录尉缭子五卷，但其认为“今书二十三篇”；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兵书类著录尉缭子五卷等。这些书目虽未标明篇数，但大体均宗七

4、书之尉缭子，依其例当是24篇无疑。由此可见，截然不同于三十六计那种形迹可疑、来历不明的“地摊书籍，也与著录凿凿可据、流传井然有序、版本切实可考的孙子兵法不能并论，尉缭子大概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部来历清晰、著录有据但流传序乱的先秦兵书。当然，若欲形成如孙子兵法那样井然分明的兵学体系，就兵书文献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相比于七书中的其他六书，尉缭子一书在唐宋时的流传颇有可疑之处，该书还有很多历史疑云需要加以澄清，一些疑点还需要加以考证，流传延续的历史脉络还亟需梳理。这是我们当下正确理解尉缭的军政思想和构建尉缭子兵学体系的基础。一、正式著录前的源流银雀山汉简本尉缭子兵书出土后，该书为先秦古籍已成学界共识，考

5、古证明了其成书至晚也在秦汉之际。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李斯“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赛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2255。至西汉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挟书律:鉴于当时的书籍传播流通的局限，所以其实际成书时间当为更早。而尉缭子一书并未见于其他先秦、秦汉典籍，也没有如孙子吴子那样广为流传，“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3。至汉志始著该书，其间百余年该书是如何流传、其源流为何，我们今天只能从相关史料中多方探究来寻踪觅迹。

6、西汉时期是尉缭子正式见于著录前的重要流传时期，为该书最终的成型奠定了基础。秦焚诗书后，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以传说”4,以致“犹以去圣既远，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处缪，连世之显学的儒学所习经典尚且“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4,更遑论兵书。是以西汉历代统治者都广开献书之路，“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日：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51701。西汉官方第一次大规模对兵书的整理始于高祖时，当时虽未废除“挟书律”，但已经把军

7、事问题当作了国家的一项主要工作来抓，并将其与礼法摆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03319。虽然巾军法并不等同于序次兵法5,但与之几乎同时进行了兵法的整理工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51762。鉴于“挟书律”存在的整体政治文化氛围，这次兵书的整理工作重点在于对现有兵书的甄别取舍。而之后两次对兵书的整理都具有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伴随着书籍的搜集则必有整理，并且西汉三次兵书的负责人都是久于行伍的知兵之人，均没有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孝武时，随着官属藏书的极大丰富，对兵书的整理也同时进行着，但由于武事频繁

8、23149,最终未能完成，武帝时，军政杨仆据摭遗逸，纪秦兵录，犹未能备”51601。颜师古注日：据摭，谓拾取之。”军政，政即正也，官名，主军法。军正在军中独立于将军，除将军有罪须表奏皇帝以外，可以对军中的所有人执行军法7。至孝成时，虽然历经百余年的搜求古籍，但依然是“书颇散亡”的状态，因以“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51701伴随着求遗书于天下，书籍的整理工作也在同步进行。第三次的规模明显要大于前两次，而且更为可贵的是分工更加明确，“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51701,这次整理的成果要远多于前二次。任宏将当时官方藏书和孝成时又收集到的兵书进

9、行分门别类，将之论次为四种，即兵权谋、兵形势、兵技巧和兵阴阳，并校对其文字，统一确定其篇名，排列篇章次序，勘定其书名，将之呈报刘向。每一本书校毕，刘向再分条列举这些书的编章目录，摘取旨意，逐书撰写其提要，抄录下来，最后上秦皇帝。这些兵书经过两次校定后缮写而成为定本，使先秦至西汉中期经过前两次整理筛选后留存的兵书基本上以较完善的面貌得以保存。在西汉官方主导的三次整理兵书的过程中，一定都包括了尉缭子。今本该书中有十篇内容均以“令字为章名，记载了战时军法和军事法令等。第一次整理兵书的主要负责人韩信同时也是汉初军法的制定者，韩信申军法”23319,而韩信本身也是善于将兵的大将，是以韩信对兵书的序次必定

10、会注重军法军令这类兵书，而这部先秦时期就已经流传的兵书韩信显然没有漏过，并且该书中的一些军令直至明初尚且沿用，如哀谷子商陶武经七书卒章后孙履恒注日“国初亦行之8。第二次杨仆整理“招摭遗逸”51701,当时其正任军正，并曾多次参与对东越、南越和朝鲜的战争，熟知兵事，以军法官之职整理纪奏兵书，所以对于已经经过韩信序次过的这些军令类兵书也必然会更加关注。而第三次兵书的校时则更加细致、参与人数更多，按阮孝绪七录序所称，刘向总领校书事，“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竞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9o则当是向校牌时，但事编排篇目，校雕字句，写定叙录而已，未及排列群书之次序。是故别录者，刘向等校定

11、群书，论其指归，辨其讹误之叙别集而成者也10：并各用专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51701刘歆传载：“时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与刘歆共校经传。52562是尹咸所校书籍，不徒限于数术。以此推之兵书，则当时也有可能存在他人与任宏共校的可能。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51701汉志源于刘歆七略并经班固删减而成，而七略是刘歆在其父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撰写而成。汉志杂家有尉缭（子）二十九篇，此诸子略由刘向编订，并且唐人颜

12、师古的汉书注也表明刘向确实认真校雕过该书，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缭为商君学”51742。而兵书尉缭三十一篇由任宏论次为形势类，最后亦交由刘向审定，刘向不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些书目相同或类似的书籍归属情况，其后的刘歆、班固更不会忽略，所以些学者所谓的互著法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如何法周认为汉志中存在互著（互注、互见）的体例，他以诸子略为例进行了论证，他指出班固已在前边的“诸子略之“儡家类中收录有孙卿子33篇、陆贾23篇，“道家”类中收录有伊尹51篇、太公237篇、管子86篇、附冠子1篇，纵横家”类中收录有苏子31篇、蒯子5篇，“杂家”类中收录有淮南内、外54篇等共9种著作，而在后边的“兵书略”之“兵权谋

13、”类中-一列出了吴孙子42篇等属于兵权谋性质的13种著作的书名、篇数以及附注之后，又特地注明：“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明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重。所谓省wjT与“出的入”者，即班固损益之例。他还说到，兵杂尉缭不仅篇数有异，且班固也未标注省、重，说明班固确实是把二者当成了两部不同的书11。此说已为李桂生先生所驳，详见其文兵家尉缭与杂家尉缭关系新探口2所以汉志所载的两部尉缭书应该是文字不同并且性质也不同的两部书。二、魏晋以降至于五代尉缭子的流传汉志以后尉缭一书未再见著于史书，于他书中偶见引用，如南朝文心雕龙诸子中说到“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钝”13。四库中收录的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中注释

14、说，艺文志：尉缭二十九篇，注六国时；师古曰：尉姓缭名也R14,认为刘勰此处与尸佼并言之尉缭乃汉志中的杂家尉缭O但按汉志分类依据，杂家是“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51742:又按隋志之分类大旨，“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4二者虽然对于杂家出于何种王官之学有所争议，但是对杂家学派的定义还是大致相同的，即“漫羡而无所归心，师古注曰漫，放也简而言之就

15、是没有个人的一家之言、一家之论和一家之术。这又与刘勰所说的“术通”相左。至唐初时，隋志中止仅存一部尉缭了。隋唐之际，是该书第一次发生“巨变”的时期，但因为记述不详、解释不清而引起学者诸多疑惑。隋志中有三处关于尉缭子的记载，现摘列如下：隋书经籍志：尉缭子五卷。（梁并录六卷。尉缭，梁惠王时人。）隋书礼仪志：又尉缭子日：“天子玄缨，诸侯素缨。”隋书经籍志：魏武帝兵法一卷。（梁有魏时群臣表伐吴策卷，诸州策四卷，军令八卷，尉缭子兵书一卷。）对于隋志的记载，有两个问题亟帘弄清。一是所谓“梁有”之意究竟为何；二是所谓“梁并录”之并录，此处并究竟指的是总并原杂家与兵家书，还是并杂家书及不可考逸文等后尚有尉缭子兵书一卷。任莉莉曾列举南宋以来王应麟、章宗源、黄侃、余嘉锡和姚名达等目录学者所论，即隋志注中称“梁有”之意，当为阮氏旧有或七录所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