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及余华小说中的叙事诗学问题-BrothersandtheIssuesofNarrativePoeticsinYuHua’sFiction.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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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兄弟及余华小说中的叙事诗学问题BrothersandtheIssuesofNarrativePoeticsinYuHua,sFiction作者：张清华作者简介：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原文出处：文艺争鸣：当代文学版（长春）2010年第12上期第50-58页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1年04期兄弟出版以后，因为其表层的道德状况而招致了许多的指摘与诟病。这使得余华自90年代以来在国内读者中积攒下的美名，以及作为先锋作家的某种神秘感被祛魅了,失望之声哗然一片。的确，这部小说在某些细节上的疏漏或不真实可以商榷，然而这一例子犹如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所面临的指斥，人们对它外表的”

2、污秽和粗陋”情趣的批评，并没有深入到小说的寓意以及美学上的考虑，做出有针对性的讨论，致使一个很好的批评例证搁浅了。人们并没有根据时代的敏感变化，对它更大的符号意义做出有效的解释。其结果是，在十几年过去之后，人们发现废都所预言的一切当代文化的溃败，知识分子精神的集体性堕落一早已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变成了现实。过上多少年以后，后世的人们再来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与思想的话，很可能会把废都当成一个全息的活例，犹如我们从金瓶梅一类小说来观察晚明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一样。那时废都将重新复活,成为一部在思想上具有丰富载力、在美学上也熠熠闪光的作品。假如是刃瞭的话，这便是当代批评家的耻辱了一当然，多年以后废都也仍有

3、可能是一部了无趣味的小说，那就最终证明了作家的粗鄙和批评家的高明。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判断一部作品水准的高下，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命题,因为一部作品的道德境界不是取决于它表层的格调，而是取决于它的故事与人物命运中所呈现出来的道德力量。换言之，作家是否以道德家的面孔出现给读者以说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故事背后所呈现出来的批判精神与道德拷问。托尔斯泰小说中的道德力量的获得，不只是因为其小说叙事中的道德洁癖和作家突出前台的夸夸其谈，更是因为它对人性与灵魂的深入挖掘与自我审判；同时，拉伯雷的小说也不会因为大量使用了戏谑的和下半身”的语言，而丧失了其讽喻力量与道德价值；即使是金瓶梅，也不会因为露骨的性描写

4、以及夸诞的欲望叙事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注重表面美善的欣赏趣味，对现代艺术而言并不总是合画口有效的，因为成熟的艺术总是尽可能多地传达出人类社会的困境，以及人性经验的全部复杂性包括书写出它令人惊骇和恐惧的黑暗部分。这一切就像波德莱尔、卡夫卡、萨特和加缪们所揭示的一样。从这个意义上，兄弟或许会和废都一样，在人们的指责和批评声中渐渐成长，成为对当代历史有所担承和批判的作品，成为从另一面介入精神命题、并且生发出道德力量的作品。还有一点，长久以来批评家们过多地谈到了余华小说中的某些“主题性”的元素，比如苦难、救赎、死亡、暴力、狂欢等等，但我认为这些东西对于余华来说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在其他作家那

5、里也同样存在。因此，要想使谈论有效，必须以余华之所以成为余华”的独有的特质和属性为话题一而这些东西确实存在，只是我们未加仔细甄别。同时，这也正是余华不仅仅是余华，而成为了“一个小说诗学的样本或范本”的原因。只有谈及了这些东西，我们的谈论才能与余华作为一个作家的意义和价值相匹配。将近十年前，笔者曾试图寻找这种特殊性，并以文学的减法”为题，就其形式感”与形而上学意义的生成、其叙述的辩证法一即极简叙事”中的意义增值等问题进行过探讨，此文有幸获得过一些同行的回应与认可。这里，笔者试图循着同样的思路再谈谈另外的几个问题。以就教于方家。一、极简”的效用与形式的生成“极简主义”的叙事在历史上并不乏例证，中国

6、古代的笔记小说大都具有简练或简短的特征，如六朝志怪、唐传奇和明清笔记，都可归于极简叙事”的范畴，因为这种简练，这些小说具有了显在的寓言性质。另一种话本白话小说虽然在篇幅上较长，但在内容和风格上则具有另一种简练一明白易懂、训诫意味浓厚、内容故事有“套路化”的倾向。在当代的外国小说中，卡夫卡式的、博尔赫斯式的写法，都有一种形式上的简练，而另一种则是卡佛式的内容和风格上的平易与朴素,一种“通体的极简主义”一用卡佛自己的话说，就是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极简化带来的叙事效果至少有两个，即形式感与寓言性。毫无疑问，寓言在叙事上是简单的，而“简单之能够成

7、为一个艺术范畴的基础，是富有形式意味，否则简单便成了浅薄。鲁迅小说的叙事与其他现代作家的叙事相比是简单”的，从笔法到情节都至为简练和透明，甚至充满重复”的细节，但恰恰是因为这种风格，他获得了鲜明的形式感与戏剧性，以及深远的寓言意味。显然，早期的余华就显示了对于极简性叙事的迷恋，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便是一个例证。与鲁迅早年的小说一样，余华善于在极短的篇幅中完成对于故事的演绎和人物命运的戏剧性呈现，他们的不同仅仅在于，余华是把重心放到了对于人物无意识世界的细节与景象的发现与营造上。当然鲁迅也这样做过，在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肥皂诸篇中也有相当活跃的无意识活动，但余华则几乎是将无意识活动作为了主导

8、性的内容来表现。同时，他还致力于将故事的背景简化和删削，这使他的作品给读者带来陌生化”的体验，使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到了他的“难度甚至晦涩。但这难度和晦涩恰恰与他的极简追求有关。在死亡叙述、现实一种、古典爱情、鲜血梅花、往事与刑罚等经典性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叙述的极其简化和简短，不是使这些作品变得单薄和浅白，而是使它们变得更加抽象和难懂了，这几乎成了早期余华的一个偏执的嗜好。以现实一种为例，这个小说的所讲述的，是在一个家庭里发生的连环谋杀”的故事，起因则是阴郁的气氛与家庭环境诱发了男孩原始的人性之恶。五岁的皮皮虐待并无意识地摔死了叔叔家的婴儿，这是圣经故事里著名的该隐杀约伯”的兄弟相残故事的延伸（

9、这个故事与兄弟中手足相残的故事也可以说同出于一个原型）；之后，叔叔山峰在妻子的怂恿之下愤怒地踢死了侄子皮皮；而皮皮的父亲山岗则在妻子的怂恿下，用了一个计谋兵不血刃地杀了弟弟山峰（他将山峰诱绑在树上，让一只小狗不断地舔舐其脚心使其大笑不止，最终气尽力绝而死）;而后，山峰的妻子又将山岗告发，山岗以谋杀罪被处以极刑，而山峰的妻子又冒充山岗的妻子将他的尸体捐献了出去。山岗的身体被大卸八块，分别归了医院、研究所和博物馆，他的几个重要器官分别被移植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小说最终交代，最成功的一个移植手术，是让一个在车祸中失去了睾丸的青年，在结婚一年之后使妻子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小说的故事有“极度完整、一定要把

10、故事进行到底”的戏谑倾向，通过人物之间一个戏剧性的传递关系，完成了一个连环谋杀的叙事。显然，这个故事是不真实”的，现实中几乎不可能有这样一个残酷的家庭，余华只是极尽能事地描写出了“人性之恶的某种可怕的可能一在人性深处的黑暗里，在无意识的世界里，这样的残杀可能时常会发生。因此他将小说命名为现实一种，这是无数的现实可能性中的一种”，它的启示性和寓言性因此而得以实现。小说中并未有对人物心理的细腻交待，包括生活在“关于死亡的恐惧里的母亲，作者也未予稍多笔墨，她只关注自我的阴郁心理可能是一个莫须有的悲剧起点。一切都是“按照逻辑”进行的，没有内心场景的描写，所以讲述简单迅捷，直奔结局，毫无住笔盘桓的意味。

11、但这一切都没有妨碍小说高度的形式感的生成。为了说明形式的内部结构，我们可用如下的图示，其中七口之家刚好构成了一座对称的房屋”图案，而虚线则构成了连环谋杀的关系图：我疑心余华的每篇小说都有一个带有数学意味的结构形式图。现实一种只是一个比较容易画出的对称性图案，而鲜血梅花、往事与刑罚、死亡叙述等小说中则稍微复杂一点，但都可以做类似的提炼。还有一个例子是两个人的历史。这篇一向被研究者忽略的小说,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有形式意味的作品。它很像是一个“长篇小说的结构提纲，但事实上它不过是表明了作家试图用很短的叙事来处理很长的时间的一种试验，这种极简的处理使它成为了一篇卓尔不群的小说。一对“青梅竹马的男孩女孩

12、，因为身份的差异而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人生。男孩谭博是富家少爷，女孩兰花则是佣人的女儿，童年的他们两小无猜，曾经偷偷交流过在梦中尿床的经验，但谭博随后却被卷入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洪流，女孩则依然过着平静的“民间日常生活，从此他们经历了渐行渐远、但最终又重合一起的人生道路。小说选择了五个时间点：1930年8月，男孩谭博和女孩兰花在交流他们相似的梦境；1939年11月，17岁的谭博穿着黑色学生装，手里拿着鲁迅的小说和胡适的诗，梦想着去延安，16岁的兰花则在帮妈妈做活；1950年4月，作为文工团团长的谭博一身戎装英气勃勃地回到上海的家中，而兰花已经儿女成群不再年轻美丽，他们的交流是彼此都在对方的梦中出现过；

13、1972年12月，作为反革命分子的谭博因为母亲的去世回家探视，他看到兰花依然平静地生活着，这一次没有梦可以交流；1985年，作为离休干部的谭博回到了老家，他的身体已经日渐衰朽，时常有死亡降临的噩梦，而兰花却依然身体健壮。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与“两个人的历史与命运，余华只花费了约3000字的篇幅，然而历史本身的戏剧性、人物命运的荒谬性已然完全呈现出来。如果用一个直观的图示，应该是这样的：置身于民间日常生活的兰花的命运几乎是笔直的，而谭博则因为与革命之间的关系而浮沉坎坷，这一简练而富有形式感的处理，使现代中国的历史与知识分子命运的轨迹跃然纸上。活着是另一个相似的例子。迄今为止，批评家们热衷解释的是这部

14、小说中的苦难与救赎的主题，但对于这部小说中最深层的主题却未予解读，在我看来，这部小说除了写出了“历史背面”的故事一即“富人的败落，写出了当代中国农人的普遍性遭遇（余华因此也欣慰地自称”写下了高尚的作品），同时也写出了人性的永恒困境,写出了宗教意义上的财富原罪一苦难救赎的永恒命题。同时，它的最重要的特点还在于它使用了最为简练和朴素的叙事，讲述了小人物的历史与命运或者也可以说,作为一部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活着是一个罕见的极简主义例证，而正是这样一个极其简练和平白的叙事，却取得了意外丰富和多义的效果。其中关于人性、道德与财富状况的关系的寓意，可以用这样一个图案来显示：在活着中，财富与世俗生命的变化

15、曲线，同灵魂与道德的变化曲线恰好是相反的：福贵年轻时因为家财万贯而恶行昭彰，显见是一个“恶少”，但随着他输光了家产，他变得可怜兮兮，成了一个穷困卑微的劳作者，这时他的“道德状况”也开始上升，至少不再是一个坏人；随后，命运的逻辑持续展开，他开始承受地狱般的苦难、剥夺和丧失，他在中年以后不但饱受生活的困顿，还先后遭逢了失去儿子有庆、妻子家珍、女儿凤霞、女婿二喜、外孙苦根的不幸，人世的一切苦难都在福贵的命运中浮现。而这时人们再也不会计较他年轻时的无德和荒唐，而是对他投去深深的怜悯。当我们读到晚年劳作在田间、与他唯一的亲人一那头老牛相依为命时（他称老牛为福贵）,我们仿佛感到福贵的灵魂已经升上了天堂，他变成了一个至为质朴和纯洁的生命，一个令人尊敬和感动的生命。这就是生命本质的呈现，也是最原始、最高的宗教命题的出现。活着的简单中蕴含了这样的复杂和深奥，不能不说是一个叙事的奇迹。形式在余华的小说中是起着如此神奇和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形式不是简单的外部结构，而是与小说的寓意、主题、戏剧性与美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在兄弟中也同样明显，为什么小说命名以“兄弟？显然是它的结构决定的，它描写了两个时代的巨大变迁中一双异姓兄弟的情感与命运：在本能压抑、命运惨烈、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文革时期，一对来自两个破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