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诗学”视野中的俄罗斯汉学民间文化问题-FolkCultureQuestioninRussianSinologyfromthePerspectiveofLinguisticPoetics.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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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学诗学”视野中的俄罗斯汉学民间文化问题FolkCultureQuestioninRussianSinologyfromthePerspectiveofLinguisticPoeticszz作者：张冰作者简介：张冰，北京大学俄罗斯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研究方向：俄罗斯汉学，俄罗斯文学。北京100871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18年第20182期第181-187页内容提要：文章通过阐释俄罗斯形式主义的语言学诗学、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诗学和巴赫金超语言学的语言学诗学等理论思想，与俄罗斯汉学的中国民俗、年画、俗文学等中国民间文化研究诸问题，探讨俄罗斯汉学

2、的民间文化研究中，以“语言学诗学”视野展示出的中国民间文化在“异质”语境中的独特样貌。期刊名称：外国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8年06期关键词：语言学诗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超语言学/俄罗斯汉学/中国民间文化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194）。中图分类号：I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18)02-0181-07汉学是关于中国文化体系的学科简言之，汉学是关于历史、哲学、社会学和所有其他中国文化领域的学科。中国文化是由汉语以至今可闻的生动的口传言语和以其他阶段，特别是从陌生的远古时代不断走向我们的可见的书面语言表达而成。20纪初，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BM

3、AjeceeB,1881-1951)院士对何谓汉学的阐述一方面说明了语言与文化间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以阿列克谢耶夫、李福清(S几PmTHH)院士等为代表的俄罗斯汉学民间文化研究中，深深地渗透着俄罗斯文论中的语言学诗学倾向，俄罗斯汉学的民间文化研究以其语言学诗学”的独特视野展示出中国民间文化在异质语境中的独特样貌。同那个时期整个世界的东方学一样，俄罗斯汉学同样以语文学研究为基础。关于语文学有诸多的理解，俄罗斯的学术概念是：语文学是17-18世纪形成于研究古代文化的科学(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及其相互联系)。随着具体学科的分化，语文学概念的含义发生了改变,人们把语文学看成研究体现在

4、语言和文学创作中的民族文化的诸学科的总称”。显然，语文学的研究核心由古代文化发展到了民族文化，同时，语言和文学，作为其涵盖诸学科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其重要性得以凸显。以此为基础的俄罗斯汉学民间文化研究，发展到20世纪阿列克谢耶夫建立的“新汉学也就不令人意外地，在学术上比起沙跳(EChavannes,1865-1918)的法国考古学派，更接近20世纪前半叶的俄国形式主义与语言学训练的文艺分析。一、形式主义的语言学诗学与中国民俗、年画1914年俄罗斯形式主义派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BE.山KTIOBC”2的词语的复活的面世被认为是俄罗斯形式主义形成的标志。俄罗斯形式主义者集体出版的第一个文集便是

5、诗的语言论集（1916）0当时，以探讨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区别、体裁和风格的产生及其演变原因为切入点的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尚未正式成立。1923年，俄罗斯形式主义三大主将之一的迪尼亚诺夫（Q.H.Thhahob）在诗歌语义学问题（后更名为诗歌语言问题）里分析了作为诗歌结构因素的节奏和诗歌中词的意义”，阐明了诗歌语言的特征、节奏和意义等诸多诗学语言问题，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对文学作品的所指材料”进行了语言学概念上的“语言和词”的界说。特别是其强调的“日常生活主要通过言语与文学联系”等论点，为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不同（文学语言特质）后来成为形式主义的核心理念奠定了基础。因此，就语言学诗学而言，形式主义的

6、贡献之一在于，突破将言语作为工具的传统的言语观，强调构成文本的词的意义、结构、功能等。这一主张在俄罗斯汉学民间文化研究理念和实践中有深刻体现，亦反映出20世纪俄罗斯文论的建构发展和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折射。出于对语言的倚重，俄罗斯汉学家关注中国的年画、民间文学（俗文学、民歌、传说、谚语、戏曲、评书）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等中国民间文化，并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对于文化理解之重要性等角度进行研究。俄罗斯首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汉学家和汉语言学家罗索欣（OKPoCCoXHH）,1729年以第二届俄国东正教使团成员身份前往中国后，在北京“积累了关于中国日常生活和中国文化的知识。41年回国讲授汉语时，他不仅向学生

7、教授文法，而且给他们讲中国人的待人接物，他知道，没有生活知识、日常经历，离开中国现实社会的诸多方面，很难学到语言”。阿列克谢耶夫更是直言：不学习文化，就不可能学习语言。二者之间存在着完整的一体关系：学习语言，是为了研究文化，因为只有掌握语言的人才能够理解文化。研究文化是为了学习语言，因为语言是文化的反映。汉语知识是打开整个汉语世界的钥匙。俄罗斯汉学家由此开始了以语言学诗学视角审视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旅程。阿列克谢耶夫认为用语言学方法研究民俗是他的贡献。其一，语言即生活。阿列克谢耶夫在汉学民间文化研究中特别重视语言词汇的作用，他甚至早在欧洲求学时就至少学习过四位语言学家的课程：梅耶（Antonie

8、MeilIet）教授、院士讲授的社会因素影响的语言结构，亨利（ViCtorHenry）教授讲授的比较语言学”，帕西（PaUlPaSSy）教授讲授的现代语言学比较研究中的语音理论，鲁斯洛（R。USSelot）教授讲授的“实验语音课程”，并且向汉学家学习过汉语语音理论。在阿列克谢耶夫看来，汉字是种特殊的语言，词汇由象形字组成，稳固不变。这虽与俄语词;匚迥然不同，但并不影响学者们对语句意义的一致认同。迪尼亚诺夫说句子之外的词是不存在的,阿列克谢耶夫认为，口语中的一切都决定于字在句子中的位置（11）。因此，正如迪尼亚诺夫主张的，文学研究的要点是文学材料，意即“语言和词以及“结构原则是研究的核心；阿列克

9、谢耶夫强调的也是：这种词汇形式（包括节奏、风格等等）和它的意义一样重要，词汇即意义，言语节奏是其内在的生命，是无法用语法解读的音乐，构成了其内部神经和风格基础（12）。汉语韵律的魅力，用中国民间说唱艺术研究专家、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斯别什涅夫（司格林，HACneUJHeB）的话说：早在童年时代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童话歌谣那奇妙的韵律（13）。其二，他明了汉字之实情”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列扎艾德林曾说：他明了汉字之实情，相信自己的才智及经验。（14）他认为：Y欧洲人，如果对中国的认识始自与普通人的日常交谈，而没有见过汉字，那他一点都理解不了伟大而强盛的中国文化。（15）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学习期间，阿列克

10、谢耶夫曾到艾尔米塔日博物馆帮忙整理中国钱币藏品。当时中国人挂在脖子上的钱币护身符上的图案和题字引起了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民间文化习俗和宗教的极大兴趣。他成为第一个中国文化学家，依靠亲身观察的论据、翻译及亲自收藏的材料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总体研究。他的视野中有许多从前被人忽视的领域。如：他为补充护身符这一研究课题收集的中国民画。（16）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独具特色，如果从表面上思考这些文化，可以说，埃及文化的特点是对死后生活的崇拜，希腊文化崇拜美和艺术，罗马文化崇拜国体和法律，中国文化的特点则是崇拜文字和文学。（17）阿列克谢耶夫以他1907年在中国沿大运河旅行在兴济看到的烧纸的香炉等事例来说明这一点，他

11、认识到，中国人相信他们的文字是由古代圣人发明的，写有祖辈圣人和君子创造的文字的纸张是神圣的。阿列克谢耶夫的这些见地首先表现在他对中国民间丰富的日常题铭、节日里的对联，包括桃符和护身符等的重视。他列举出旅行中记录的很多题铭，特别是城市街道上的各种题字、招牌，认为只有这些题铭描绘出了现实的中国，也是这些题铭使得中国的街道成为一门复杂的学问。他敏锐地注意到，中国是一个楹联的国度，在俄罗斯所有不贴字的地方，在中国都贴着对联，中国的普通民众，即使是文盲都不仅喜爱这些楹联，而且深谙其意。探寻中国文化的底蕴需要的正是回归这些民间文本，回归语言诗学。好似日常题铭的注释说明，同时也是作为文字补充”Q8）的年画成

12、为阿列克谢耶夫汉学民俗领研究域的重要内容。他通过解读年画上经常借助汉字的同音异义特点而使用的一些双关语，揭示出年画的寓意。譬如：年画上寿星骑的“鹿”和高官厚禄的禄同音，蕴含祝愿升官发财之意；年画上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孩童，一个手举锦盒，一个手托荷花，是取“合和”之意，也是同音异义的美好祝愿。而谚语、寓言、话本、神话、传说这一切源自口头言语的民间文化形式都在年画中得以体现，对其解读也自然要回到言语自身。因此，他在对搜集的两千余幅年画加以辨识与源流考辨时，着重对其中表现的俗语进行了考证，譬如，他曾详细地列举出祈财的各种套语。在对在曲阜买到的三星图年画所作的详细描述中，他将其比作俄罗斯的圣像（19）画

13、，但是却未将神性作为重心。在阿列克谢耶夫看来，这幅画的文字是第一位的，画的核心是“文字而非圣者。（20）也是从语言学诗学的角度，阿列克谢耶夫认为象形字使中国文化分成了由古典文献体现的高雅文化大文化”与表现为民俗诸种民间形式的“小文化，他认为这两种文化是统一和相互作用的整体，它们都在“努力追求深刻的寓意（21）。我们没有看到阿列克谢耶夫对俄罗斯形式主义的直接引证，但是他旨在突破局限于中国语文学的旧汉学，强调汉语文本应该是研究的主体?口客体，倡导对拥有完整学科体系的汉学进行科学的研究，倡导建立与在新的层面与角度改革汉学密切相关的（22）汉学实验室，这一系列汉学理论探索,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俄国形式

14、主义不谋而合，而他的诗学语言学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年画研究实践更可说是为以语言为中心的形式主义诗学理论提供了极好的佐证。二、历史比较语言学诗学与中国俗文学历史诗学理论对俄罗斯汉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历史诗学以语言艺术为对象，对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研究是其理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在其创立者维谢洛夫斯基（AH.BeceBC”2看来,原始个体的语言是诗歌语言，日常表达的则是散文语言，语言本来就是一种社会现象，即使就其狭义而言，也是如此（23）。这种对于语言属性的划分，除了包含对体裁诗学的探讨，实际上反映出对于艺术和现实的认识，语言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形式载体。维谢洛夫斯基从自己的老师布斯拉耶夫（SMEyae

15、B）的神话学理论中接受了诗歌植根于民间诗歌的思想，他详尽地分析了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时间里，语言的结构、词汇、语法及各种修辞格的各种形式特点，以此探讨其起源和传递交流、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问题。他认为诗歌与文化模式相同,文化与产生于使对立的统觉（认知）调和一致，即建立新认知的需求之中的诗歌（24）一样。因此,语言学诗学中的问题与文化,特别是与民间文化研究密不可分。譬如，维谢洛夫斯基在关于“诗歌共通语”的论述中谈到，“从形容对象的一系列修饰语中，某个修饰语被挑选出来作为该对象的标志，尽管其他一些修饰语并不比它更缺乏代表性”，如白天鹅这样的修饰语；以及从已经表现为语言形式，脱离了诗歌心理对比法，

16、并为后来的文学影响所丰富的大量对匕讶口移植之中，挑选出了某些固定的象征和隐喻，作为共通语的陈词套语，并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广泛传播”，如作为象征的数字等。它们同思想内容一起决定了它们的形象性的特点”。（25）民间创作与文学文本、民俗学与文艺学是自维谢洛夫以来俄罗斯学界讨论的理论焦点之一。维谢洛夫斯基坚持认为，以口头创作为基础的民间文学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其起源更多的是语言，而不是文学。因此，他试图通过历史比较方法对诗歌语言或者民间语言进行实证探源，找寻民族文学的典型特点和规律，譬如，他在讨论民歌中的“晨曲主题时，比较了在德国、捷克、匈牙利、乌克兰、塞尔维亚、俄罗斯等地广泛传播的这一情节题材，指出语言模式基本上都是恋人、情人们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