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电影”的主张与逻辑-AdvocationandLogicinScholarCinema.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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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者电影”的主张与逻辑AdvocationandLogicinScholarCinema作者：庞涛作者简介：庞涛（1964-）,男，广西武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影视人类学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影视人类学，北京100081原文出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成都）2015年第20151期第172-177页内容提要：“学者电影”不是某种影片类型，而是一种学术价值取向，是强调学者主体论（作者论）和学术独立性，反对迎合强势媒体和主流的话语体系，反对模仿商业化工业化的制作流程和方法的创作观念。它抵制在影视人类学和人类学电影制作上的泛学术化倾向，同时鼓励学者为学术表

2、达而不拘泥于传统的或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像作者写作一样建构影像志民族志作品。“学者电影”也有构建独有的叙事流派影响社会生活的企图心，也可以说，“学者电影”是人类学影片“作者论”的代名词。期刊名称：影视艺术复印期号：2015年04期关键词：人类学电影/学者电影/作者电影/后现代/主体性中图分类号：J9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oO4-3926（2015）01-0172-00人们在讨论影像民族志以及民族志电影的问题时一般要参照书写民族志，以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和理论来梳理影视人类学(ViSUalAnthrOPOIOgy)的问题以及探讨发展途径。影像民族志作为影视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由民族志

3、作为人类学特有的研究方法对应而来的(这种对应虽然在学科缘起、定位和功能上有偏差，但至少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而民族志电影或人类学电影则作为影视人类学主要的撰写作品形式展现(民族志影片与人类学影片是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的概念，或者说使用这两个词语，人们都明白他的同一指向，虽然有些学者指出认识方法上的微小差异)。但文本民族志的兴趣与问题不一定也是影像民族志的兴趣与问题，或者说影像民族志有它特有的问题，而这些“独有的问题往往因它独有的撰写和表达方式影视手段而来。就像后现代主义影响下民族志写作的文学转向一样，影像民族志方法自然与影像和视觉的方法和理论产生关联，非虚构和纪实”等实际上是影视方法的分类，视觉

4、隐喻叙事心理等也是来源于影视或视觉的概念和理论。那么人类学电影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不管是文学或诗化的写作还是电影化的写作，问题是民族志写作的主体是不是需要强调。书面人类学(WrittenAmhrOPOIOgy)作为较成熟学科的写作是以文本作为意义表达形式的，但同样以文字作为思想和观念表达的文学创作，它的创作主体一文学作者往往不会把以认知为目的的人类学领域纳入自己的视野。1998年12月，杰伊茹比(JayRUby)在美国坦普尔大学召开的美国人类学学会看文化：视觉交流的人类学研讨会上专门阐述了民族志电影之死(TheDeathofEthnographicFilm)这一论题。他认为很多的民族志电

5、影是关于不同文化的纪录片，而不是人类学知识建构的形象化表达。在我国，在2014年3月由文化部组织的中国少数民族节日影像志”论坛上，有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纪录片的教师认为，既然学者也承认很多人文纪录片具有人类学价值，那所谓的人类学影片就应交给专业纪录片工作者去制作，因为他们更专业。这两个例子都指向一个问题，即人类学电影的制作主体是谁?或者说影像民族志应由谁来撰写的问题。由此我们也开始关注所谓的影视人类学研究泛化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人类学电影泛化是与生俱来的问题，也是制约学科发展的主要问题。在我国，影视人类学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当前影像民族志发展的呈现以下一些现象：L中国影视人类学研究队部迅速扩大，作品

6、数量增长迅速，当下影视人类学热度较高，也是被频繁提及的时髦名称。但与此不相称的是作品质量增长缓慢，高质量作品还是较少出现。人类学影片作为学术研究方法和表达手段还是力不从心；2、作为所谓学术影片的作者与作为学术论文的作者，两者互不交集或呈现渐行渐远的趋势，非学术背景的影片作者更积极地介入到人类学影片拍摄制作中。而许多人类学学者，往往丢掉了他受过的训练，在影片中完全体现不出某种学术关切，或者也没有体现出纪录片的价值取向，只能沦为资料；3、现实功利的倾向。把追求人类学影片的社会影响力和经济效益当作主要目标；4、人类学影片泛学术化问题还是经常被提起，与大众媒体关系不清不楚。围绕着人类学影片的各种超学术

7、诉求很多，有些作者只是把所谓的影视人类学当作包装手段和推销的方式，而没有把它当作认知的方法和资源。这被嗤为中国特色的大众媒体与影视人类学的机会主义媾合现象，表现为喜欢贴上学术标签的媒体作品。以上现象可以分为两类问题，一类是由影像表达方式引起的民族志撰写主体多元化现象造成的泛学术化倾向。另一类也是源于影像志特有的影像化表达方式，表现为影像志对超越现象描述深入表达学术观点理解文化内涵的表达面临阐释性表述困难。泛学术化这种观点不被一些学者接受，他们认为泛化说是对发展影视人类学方法的尝试的贬损。但我认为发展影视人类学不是通过模糊影视人类学学科特征和人类学影片制作主体来实现的。大卫麦克道格也指出：茹比提

8、出的关键观点，至今仍然有效：视觉人类学必须学习去变成人类学影片，而非关于人类学的影片(1975:109)o太多的文化人类学影片落入第二种分类，虽然提到人类学，但对于人类学知识却没有直接贡献。1(P.1O3)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所谓的人类学影片会落入关于人类学的影片”的分类。一、影像民族志的结构性问题源于其特殊的撰写方式人们形象化地形容影视人类学的主要问题是：“诱惑太多，能力不足”。实质上就是两大类问题，即影像民族志撰写主体模糊和影像民族志对超越现象描述的阐释性表述困难，这两个问题在文本型民族志方法上不明显，原因就在于“影像化表达方式上，即是由影像民族志自身结构原因带来的原生性问题

9、，结构性问题不能通过去结构方式来解决，民族志影片和人类学影片不能靠附加阐释文本的方式来达成表达，否则作品只能沦为文本研究对象和资料，影视人类学也就没有学科价值了。应对这些问题就需分析其内在形成的原因来加以克服。相对于文本人类学，以影像方法作为撰写方式的影像民族志与传统影视领域交集较多，作为传播领域的媒介形式，影视方法一般受发达的消费市场刺激而发展较快，学术的影像表达必然学习借鉴纪录片等非虚构类影像形式来发展自己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处于市场化进程中的较边缘的纪录片作者，为消解市场和生存的强大压力，急于在影片的内容和思想上挖掘深度。影视人类学的“影视属性关联的几个词语：文化、影视、纪录片、视觉、

10、媒体等等，每个背后都有大量相关知识的拥有者，他们中很多人本能地意识到影视人类学这门学问与自己也许能产生某种关联。如是，很多人都参与到界定影视人类学和人类学影片的工作中。而这些相关者”往往在社会影响力上有更大的话语权，正像杰伊茹比(JayRUby)所指出的，民族志电影一直是被那些将自己当作是业余人类学家的纪录片摄制者们所主导的领域(1991:4).2(P.35)但这种泛学术化倾向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不应归于非学术作者对人类学知识的向往与好奇。影像表达比文字表达更容易在当今信息环境下造成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也就是说具有更强势的话语地位，通常人类学影片比学术论文更容易产生社会影响。而人们存在追求强势话

11、语表达的内在动力，一些学者向往在大众媒体特别是在纪录片领域有所成就也是基于这种“表达情节。但是这种跨界式的行为到底是左右逢源的机会主义还是能成为促进人类学电影和人文纪录影片发展的动力呢?相比文化人类学者，影视文化人类学学者面临着来自大众媒介的强力牵引，容易迷失学术追求，强调独立的学术人格和学者主体性对人类学电影作者来说就常重要了。”杰伊茹比等视觉人类学者对民族志电影现状的产生一种忧思：人们过多地强调了影像作品的艺术性和商业性，从而将民族志电影的人类学内涵置于不顾。正因如此，很少有民族志电影能够在人类学发展的理论对话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引书写人类学面对文学显然就坦然许多，因为人类语言文字和文学

12、经过数千年的演进，特别是经历文艺复兴运动后早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人类学也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学科，两者边界是有共识的，所以跨界不是一个常见的表述，取而代之的是作者身份的转换。而影视形式的发展不过百余年，特别是影视人类学作为学科出现才是近几十年的事，两者都在摸索完善自己的体系和方法，试图扩展自己的领域和地盘，所以有所交集是必然的。但到底是写作和表达方式的交集还是思想和认知方式的交集则需要深入讨论，因为作为认知的知识体系是自成体系并具有排他性的，杂乱的诉求和多元的知识混杂如何能形成有效的认知方法?这种跨界能否对双方的知识体系都有所贡献也是需要讨论的，比较容易得到赞同的说法是：人类学方法确实可以拓展文

13、化纪录片的视野和提供不同的观察角度，而纪录片在影视表达方式上为民族志影片提供表达手段。但这并不是同一层次的交流，人类学是否会在纪录片领域挖掘认识论方面的价值。当我们跨界去展示我们的知识时，对方有没有相应的准备来消化理解我们所展示的知识。人类学学生接受多年的学习和训练而习得的知识理念，能否通过几句话就被同样花费长时间建立了自己知识体系的各种大众的、媒体的、或独立的纪录片作者所接受理解和掌握。也许这种讨论放在人类学学者群里讨论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也不理解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当越来越多的影视人类学专门研究机构出现，并且汇集了不同知识结构和背景的研究者时，这个问题就成为问题了。民族志影片为人诟病的另夕1

14、个问题就是很多作品质量低下，表现在内容和表达形式上的低质量。为什么对一个文化事项的影像描述，不同的作者，假定他们都基于类似的假定，但带给观者的印象却有表面或深刻的不同观感?衍生出有代表性的两派：一派认为影视人类学没有认识论的价值，影像只能服务于文本概括性工作。另一派则认为影像具备独立的深刻表达能力，它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越文本的表达的能力。在我看来，第一派观点是由于学者对影像表达能力掌握的差异而得出的某种“偏见。但这种偏见也确实反映了影像民族志作者驾驭影像表达手段能力的不足。大量的由学者制作的资料性影片，这类作品之所以没有形成完整的人类学影片，是因为影视表达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而

15、相当一部分学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障碍的存在，他们以为人类学电影能做的仅此而已，更多的阐释和详细展示文化的应交由文本进行。正像两派都引用格尔茨的“深描说，哈斯崔普(KirStenHaStrUP)认为，与人类学撰写相比，电影只是“浅描而不是深描(ThickDescription,借用格尔茨语)。而克利福德格尔兹(CIiffOrdGeertZ)的解释人类学及其深指”理论的提出即是学界对传统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述进行反思的结果之一。其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4(P.95)代表着从重视宏大理论建构向重视文化表述的转变。而对于熟练掌握影视表达手段的人类学家，全息式地

16、对文化行为进行描述，进而进行深入和微观的描写，在通过蒙太奇等叙事方法对其中文化信息进行编译，可以达到“深厚而浓重”的描写。实际上格尔茨的阐释人类学等理论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恰恰是影视人类学的理论支撑和影像民族志的方法源泉。所以研究影像表述性问题是影视人类学发展的重要课题。二、成为影像民族志价值取向的“学者电影主张一些学者研究解决影像民族志结构性问题的方法，常见的方法是制定标准和范式，试图规定判断民族志影片的标准来约束民族志写作。杰伊茹比(JayRUby)和卡尔海德(KarlG.Heider)就是这样的学者。杰伊茹比(JayRUby)提出的标准是：用来判断一部电影是否为民族志电影的标准是：是否成功地提出了人类学的问题，是否源于民族志研究，是否有田野工作者参加到电影摄制的决策过程中Q991:4)。”5(P.35)茹比同时呼吁人类学者应退出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