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浪漫告白：用诗词说情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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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人的浪漫告白：用诗词说情话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爱情不但是维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要素，也是人类最为浪漫和永恒的主题。更重要的是，爱情还是文学创作所必不可少的母题。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古人为了爱情，创作出了大量用于浪漫告白的诗词。据吕氏春秋音初载，早在上古时期，大禹与涂山氏之女相恋。因两人未成婚配，大禹就去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因思念大禹，就吟唱出了”候人兮猗”的歌谣，自此中国历史上第一首浪漫告白的恋歌就诞生了。后来周公、召公采风，将其曲调收入到了诗经的周南和召南中。其实，不止周南召南，诗经的国风大半部分都是情歌，故朱熹在诗集传序中就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

2、情者也。”因国风中的诗歌大多采自民间，诗歌的主人公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渴望与期待。可以说，诗经国风中的婚恋诗，对爱情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歌唱：一般来说，相识和追求是爱情的开始，像周南关雎召南摞有梅郑风野有蔓草等表现的就是这一主题；而追求往往有两种结果，不成功则是爱情受阻，像郑风将仲子就写出了女子对男子的婉拒；成功了就会进入热恋和欢会期，像郑风T秦消邢风静女等就是专门描写男女幽会的。热恋之后，则是婚嫁。国风中表现婚后生活的有齐风东方之日唐风绸缪等。婚嫁的最终结果也有两种，一种是因男子的始乱终弃而形成的弃妇诗，如邮风谷风卫风氓等；另一种则是爱情的终极，即因一方的去世而形成的悼亡诗,如邺风绿衣唐

3、风葛生等。故诗经对于古代爱情诗歌主题的奠定，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两汉时期，爱情诗的风格开始多样化。一方面，汉乐府继承了国风的传统，产生了大量的民间恋歌，像上邪白头吟饮马长城窟行等，或写民间女性对爱情的热烈告白，或写思妇对远方丈夫的想念，均是普通大众爱与恨的真实流露；另一方面，受乐府诗的影响，文人爱情诗也开始逐渐形成，如秦嘉的赠妇诗四首和徐淑的答秦嘉诗，写出了夫妇二人的挚爱深情。此外，作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中也有不少描写爱情的诗篇，其主题也多是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魏晋南北朝时期，爱情诗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太康文学时期，随着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创作主张，文人爱情诗的创作逐渐多起来，代

4、表性的如潘岳的悼亡诗三首，为悼念亡妻杨氏所作，开创了文人悼亡写情的传统。而到了齐梁时期,随着宫体诗的盛行，文人爱情诗开始大量出现，其主题多以思妇、闺怨为主，如徐俳就写有多首赠内诗，写出了自己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在民歌方面，因受上层诗风的影响，南朝乐府诗绝大部分都是情歌，如子夜歌西洲曲等，风格清丽缠绵、天真活泼，体现了南方人民对爱情生活的真挚追求。同样，在北朝也有不少反映爱情的乐府诗，如折杨柳歌辞等，其风格粗犷质朴，感情坦率热烈，迥异于南朝民歌。唐代是文人爱情诗创作的全盛时期。初唐时期的爱情诗，尽管仍有齐梁余风，但已经开始写正常的男女之情，特别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将宫体诗的艳俗之气一扫而尽，被后人

5、称为“孤篇压全唐”。盛唐爱情诗的主题丰富，既有恋爱的真诚表达，又有春闺少妇的闺怨情思，还有描写夫妻生活的赠内诗，几乎每位大诗人像王维、王昌龄、李白、杜甫等都有创作爱情诗。中唐时期的爱情诗则在吸收民间情歌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诗歌的题材，而且创作手法也更为多样，像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都有脍炙人口的爱情诗歌传世。进入晚唐后，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也都是爱情诗创作的高手。特别是李商隐，创作了大量无题诗，被视为中国古代爱情诗的集大成者。宋元时期，爱情诗的创作逐渐式微，开始让渡于词和散曲。词是伴随着燕乐的兴起而形成的一种新诗体，最早产生于隋唐时期。尽管早期民间词的创作题材较为广泛，如敦煌曲子词“言闺情

6、与花柳者，尚不及半二但到了晚唐时期，随着文人词的大量创作，词的题材反而越趋狭窄，如五代时所编的花间集中，所表现的都是“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花间集序）。惟其如此，宋人将词视为“艳科”，这就导致了词体主要以言情为主，以婉约为宗。故宋代的婉约派词人都有爱情词的创作，而即便以豪放词为主的苏东坡，也有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这样的悼亡言情之作。散曲则是在金代“俗谣俚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杂言歌诗，是元曲的主要形式之一，包括小令和套数等。在内容上，散曲写得最多的也是男女爱情，代表性作家如关汉卿、白朴、杨果等。不过，元代小令虽然与词接近，但在风格上却更加质朴和通俗，体现出尚俗的特

7、点。明清时期，理学大兴，爱情诗词的创作更加衰微。尽管仍有少量爱情词曲的创作，但这些词曲缺乏真情实感，靠丽词华藻取胜，成就不大。反倒是一些民歌小曲能够抒写真情，自然活泼,为宋明理学笼罩的诗坛吹入一股清新之风。在古代，受到礼教传统的约束，男女相识的途径有限，但他们仍有很多相遇结识的机会。其中，有来自郊外田野的浪漫邂逅,像郑风野有蔓草一一“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就唱出了男子在野外邂逅心上姑娘的强烈愿望。有的则来自父母之命或媒妁之言的安排，像李清照的点绛唇：“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J有人

8、认为这是婚前相亲之作，其通谩一系列富有个性化的动作，写出了少女突然见到心上人时的娇羞。还有的则来自冥冥之中的良缘巧合，如著名的“红叶题诗”故事，据云溪友议载，中唐时，宫女经常在红叶上题诗，表达对爱情的向往。唐宣宗时，舍人卢渥进京应举，偶然从御沟中捡到一片红叶，上题有小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后来宣宗放宫女嫁人，嫁给卢渥的，正是题写此诗的宫女。相识之后则是追求和表白。尽管爱情中存在一见钟情和两情相悦，但一段感情的开始，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一方的主动追求和浪漫告白。诗歌中表现追求爱人的，如诗经中的关雎一诗，该诗所写的就是一位青年追求采谷女子的诗歌，后来，现代诗人闻一多

9、所著风诗类钞即云：“关雎，女子采蒂于河滨，君子见而悦之。”全诗集中描写了君子对女子的思慕和追求，所谓“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二而表现爱情表白的，有的坦诚热烈，如汉乐府上邪一诗：“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通过罗列一系列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层层递进地表达了对爱人的炽烈和决绝。有的则委婉含蓄，如相传为杜秋娘的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就是一位少女向意中人表白的诗歌，该诗以花为喻，希望人们能够珍惜年华，不要错过了谈情说爱的时节，以免留下遗憾。热恋是爱情中最甜蜜，也最难解难分的阶段。当恋人在

10、一起的时候，会有甜蜜的约会。而约会的过程中，既有“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蹦蹦”（诗经那风静女）的焦急等待；又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欧阳修元夕）的浪漫缱绻；还有“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崔莺莺答张生）的委婉暗示。热恋中的男女相处时，为了表示对爱情的忠诚，经常还会有向对方立誓的行为，这种誓言常以高山或大海为喻，故被称为“山盟海誓”，如诗经王风大车就写了一对痴情男女以太阳立誓：“毂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嗷日。”当热恋中的男女，一旦经历短暂的离别，往往会陷入刻骨的相思之中。如王维的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J就将红豆

11、作为定情信物，来表达男女间的相思，故后来红豆也被称为“相思子二晚唐温庭筠的新添声杨柳枝词也云：“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以红豆嵌入骰子里，来比喻入骨的相思之情。爱情最完美的结局，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故婚姻是对爱情的最好肯定。诗经郑风里有一首女曰鸡鸣，就通过新婚不久的一对夫妇的对话，写出了古人对于婚姻生活的美好祈愿:“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一般来说，婚后的生活较为漫长，既有新婚燕尔时的恩爱，像清人黄遵宪新嫁娘诗:“闲凭郎肩坐绮楼，香闺细事数从头。画屏红烛初婚夕，试问郎还记得不？”就写出了新嫁不久的妻子依偎在丈夫肩上,共同回忆新婚以来恩爱生活的情景。也有中年夫妻因羁旅

12、所带来的离愁别绪，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该诗又名赠内，以“巴山夜雨”为意象，写出了作者羁旅他乡的孤苦以及对妻子的深切思念。还有晚年夫妻的相互陪伴，“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卓文君白头吟），“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辛弃疾清平乐），才是婚姻的理想状态。不过，并非每段爱情都能“白首不分离二有的会因一方的不幸离逝，在世的另一方睹物思人，从而产生无尽的悲哀和思念,由此创作出悼亡诗。可以说，悼亡诗虽然令人悲痛，但却感人至深。世说新语文学曾载：“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通过王

13、武子（王济）的评价，可知悼亡诗的创作是为真情而造文，故最能使人感动。除了前面提到的潘岳、苏轼外，唐代元稹的遣悲怀、贺铸的鹏鹤天重过阊门万事非，以及清代纳兰性德的系列悼亡词等，都是这方面的杰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嘛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此词以“十年生死两茫茫”开篇，是对亡妻王弗的深情告白，唐圭璋唐宋词简释评价此词说：“真情勃郁，句句沉痛，而音响凄厉J总之，在中国古代诗词创作史上，以爱情为主题的诗词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些诗词是古人对内心情感的真实歌唱，因此最生动活泼，也最感人至深。如果没有这些浪漫的爱情告白，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也将大为逊色。（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乐经衍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1BZW080）的阶段性成果】【参考文献】郑家治：古代诗歌史论，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川合康三：中国的恋歌：从诗经到李商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晏青主编：爱情：一种媒介考古，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