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与史传:比较视野中的陶渊明形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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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诗与史传:比较视野中的陶渊明形象作家自身的形象化和艺术化,是中国文学的特质之一。换言之,作家既是文学创作的主体,也是文学画廊中的艺术形象,如屈原、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和苏轼等,其形象各具风采。陶渊明的形象生成于其诗文作品和早期史传,后者的典型代表就是“一史二书”(南史宋书晋书)之隐逸传。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陶渊明已经不复可寻,但是他的形象却在陶诗文本构成的“自传”和史传文本构成的“他传”中获得了永恒。对陶渊明形象的分析离不开诗史比较,其形象的生成、衍变则应归功于陶诗史传的互补与互动。陶诗和史传是后世建构、想象陶渊明的重要依据。由于史传的叙述与陶诗有诸多呼应,故而让人误以为二者塑造的陶渊明具有
2、相似性。史由于讲求文直事核往往给人征实之感,诗因为多用文学手法常常有虚构之嫌,但实际上,史传作者会根据写作动机有意剪裁和加工传主形象,而诗歌作为抒情言志的载体反倒更能接近诗人的真实形象。陶诗中的诗人形象鲜活生动、丰富多维,与被史传规范的相对单一的隐土形象有着较大差别,二者对陶渊明的表现在心灵的广度、思想的深度、伦理的厚度以及人格的高度等方面均有明显的不同。对于心灵情感的表现,陶诗侧重个体独特性,史传强调群体共通性。陶诗通过适性的自然世界、简素的历史世界、温厚的伦理世界和自由的理想世界的书写,营构了一个层次丰富又特征鲜明的艺术大观园,借以对抗世俗世界的喧嚣与纷扰,也由此体现出诗人心灵的广阔与丰盈
3、。史传对此诸多方面虽略有涉笔,但表现的维度却由个性向共性逐渐倾斜。例如对自然世界的描写,陶诗多是“蔼蔼堂前林”(和郭主簿其一)与“平畴交远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的画面,借以展现平和适性的心灵图景;而史传则着意渲染“松山桂渚”与“碧涧清潭”(宋书隐逸传)的环境,借以衬托隐士群体偏介独往的高洁志趣。又如对历史世界的把握,陶诗在纷繁历史中串联起黔娄、荆轲、鲁二儒、汉二疏等遗烈古贤的简明线索,为自己塑造砥砺德行的榜样,这些榜样身份各殊,道德昭示的维面多种多样;而史传则通过对许由、巢父到宗炳、马枢这一隐逸传统的纵向梳理,通过儒林、文学、良吏、隐逸等社会群体的横向区分,在固有的时空网格中定位了陶渊
4、明“隐士”的身份属性,从而弱化了诗人可能具备的其他道德向度。再如对伦理世界的反映,陶渊明通过行役、悲悼、赠答诸作还原了与亲友相处的温馨点滴,从而建构了一个包含家庭、社会和政治的多重伦理世界,并由此折射出温厚善良的心灵空间;而史传所述如檀道济、王弘等人与渊明皆为泛泛之交,由此反衬出渊明息交绝游的隐者气质,并因淡漠的交际情境的描写,削弱了其温柔敦厚的儒家情怀。最后是对理想世界的表达,陶渊明诗文通过“东方之士”和“五柳先生”表达了安贫乐道的人格理想,通过“桃花源”表达了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而史传则着力将陶渊明熔铸成不慕荣利的贤隐典范,期待发挥“激贪厉俗”(宋书隐逸传)的社会影响。对于思想深度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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