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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象尽意意随字出汉字民俗的象与意S图1S图2*图3喜图4每到岁末年初,大街小巷喜气洋洋。何以见得?高悬的灯笼、红色的窗贴、新书的对联、倒挂的福字这些物象与文字向人们展示着喜庆的气氛、美好的心愿、崭新的开始。“象”与“字”一起,给中国人带来了“年”的意境和“俗”的风味。这里的“象既可以是具体的物象、形象,也可以指物象、形象所蕴含的象征之意。借助这些可见、可感、可知而且具有概括性和代表性的物象和形象,中国人形成了对特定意义的情感认同和理性认知,具有了以个别表现一般、以单纯表现丰富、以有限表现无限的意旨。此时,汉字已经超越了语言的记录工具,而表现出“象”的身份,传达出“意”的内蕴,成为中华文化的标识
2、性符号。不仅是新年,而且在许多重要场合,汉字通过“立象”创造了尽言、尽意、尽神的精神格局和价值追求,实现了民族思维和审美情趣的完美表达。汉字之尽言在讨论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时,一般认为,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是对语言的再编码。而汉字在记录汉语、传递和交流信息时,不仅是被动地以字符载录汉语,还可以通过形体结构的创造性变化,为语言表达、信息传播和艺术创作营造充裕的空间。以汉字分合变幻的形体,济语言之意趣。以诗词创作为例,人们经常利用汉字字形的拆分组合,通过充满智巧和趣味的手段,实现游戏娱乐与语言文字的凝聚。黄庭坚两同心词中有一句:“你共人、女边著子,争知我、门里挑心。”从词意看,这句词表
3、达了作者对于和爱人团聚的期望。仔细看,“好”“闷”二字被拆解隐于词句中。冯金伯词苑萃编斥之:“鄙俚不堪入诵。”殊不知人之情爱肆意洒脱、自然真切,亦是可爱,这正显示出作者的语言艺术。而将汉字拆分后引入诗词创作,”字妆入词,始此”。除了拆解汉字,在诗词创作中还可以对汉字字形进行特殊处理,包括字形的大小、长短、正反,笔画构件的增损、拆借、离断,位置的高低、颠倒、欹侧等。这种将诗歌、谜语、图画综合表现,达到“以意写图,令人自悟”效果的诗歌,就是“神智体”,也称“形意诗”“谜象诗”。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苏轼所创晚眺,东坡自述“赋诗亦易事,观诗稍难耳”。全诗字面仅12个字,有长写,有短写;有横写,有侧写;有
4、反写,有倒写,解出来却是一首七绝:“长亭短景无人画,老大横拖瘦竹耸。回首断云斜日暮,曲江倒蘸侧山峰。”神智体诗在民间广为流传。相传古代潮州才女尤孟娘用神智体写过一首思念情郎的诗,重庆万县历代编修的万县志也载有诗谜碑之事,甚至还有人将色彩掺入诗句的书写中,通过颜色的渲染传达诗意。这些奇巧的创造与设计,正是利用了汉字“以形会意”“见形知义”的特点,将汉字的表意功能加以强化和延伸,丰富了语言的表达,激发出更为多元的文化样式。汉字之尽意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它的诞生就是“象”与“意”的抽象化合。“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汉字漫长的发明和演化历史,就是不断观物而取象、立象以尽意
5、的过程。如“喜”,甲骨文写作(见图1)、(见图2),说文:“喜,乐也。从壶,从口。”“直”是“鼓”的初文,听到鼓声人便会产生快乐之感,欢喜的情绪表现在笑口之中,故从口。在汉代的隶书中,“喜”或写作上下重叠的两个“吉”字,(见图3),或写作上“吉”下古”的(见图4)形。后来的“双喜”就是此形的左右繁复。“喜”义为“喜乐、喜庆”,在文献中常见。诗经中有“即见君子,我心则喜”的诗句。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对“喜”字的喜爱尤胜。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会将“喜”字作为日常生活的装饰符号。明定陵中,皇后的“万寿福喜”礼服上绣有多个“喜字。康熙年间的万寿盛典初集记录了十四贝子进献的“万寿双喜鼎”“双喜祝寿玉杯”
6、“四喜汉铜炉”等。而在婚庆中常见的“薛”,更是作为一种象征标识,成为中华传统的民间喜庆习俗,长久地流传下来。除了“喜”,还有“福”“寿”等汉字,凭借其形体,以及异体和异化字形,创制了装饰形态各具特色的艺术品,如百寿图、万寿屏、福寿碑等。人们通过视觉、知觉将汉字形体内化为认知、理解和感受,进而上升为志气意念,甚至是精神气象,也成为汉字所尽之“意”,“从心察言而知意”的诠解。汉字之尽神关于汉字的起源,有多种传说,其中有代表性的:一是仓颉造字说。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二是八卦说。周易系辞下和说文解字叙记有八卦与文字的关联。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
7、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作八卦的目的包括“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以垂宪象”(说文叙)。无论何说,都给原始汉字赋予了上通天神、下伏鬼魔的神力,对汉字的推崇遂源于此。而汉字记录着世间万物的方方面面,正是所谓“字里乾坤”。这就使得人们在使用汉字时,会产生源于汉字形体结构的联想和猜测。带着对自然、神灵的崇拜与畏惧,对祖先、圣贤的礼敬与尊奉,汉字逐渐被赋予神圣化的意义。中国古代的避讳缘起于原始禁忌层面的避害。左传桓公六年记载:“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至孔子编纂删定春秋,提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原则和态度,避讳被注入了儒家思想的元素。秦汉以后,人名避讳逐渐专有化、制度化,成为每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规约。通过书写形成的文字避讳,要求在视觉上所讳之字不直接出现,故产生了多种多样的避讳方法,如改字、缺笔、空字、分析、墨圈、说明等。从表面看,书面避讳就是对汉字字形的更改。在不影响语义表达的前提下,有意利用字符形体的区别性,造成似是而非的效果,以避讳尊、亲、贤者的名字。观世间之象而成汉字,察汉字之象以晓中华。汉字是中国人创造的汉字,也是中国人使用的汉字。它不仅在点画、构件、整字的静态层面展示出中华文化精髓,也在书写形式、排列方式、呈现样式等动态层面显现出传统思想和民俗智慧。(作者:尹洁,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副教授)(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