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60年纪念活动心得体会八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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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枫桥经验”是浙江省的“金字招牌”和传家宝。基层是群众信访的源头，也是解决信访问题的关键。基层稳则大局稳，百姓安则社会安，强调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就是要把基层的经常性基础性兜底工作做稳妥、做扎实、做出成效,真正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信访问题源头治理中开花结果。传承“枫桥经验”关键在于源头预防争主动。上世纪90年代，枫桥创造了“四前”工作法和“四先四早”工作机制，抓早、抓小、抓初、抓源头，是“枫桥经验”的题中之义也是做好信访工作的治本之策。“上工治未病之病”。源头预防到位，往往事半功倍。花精力“治已病”不如下大力“治未病

2、”，坚持预在先防在前，紧盯源头、把牢关口，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调处在基层。不断完善矛盾纠纷排查机制提高“灵敏度”，建立党员干部联村包户网格体系，广泛发动党员干部、驻村民警、法官、律师、心理专家等，定期深入一线开展“法律常识巡讲、心理健康巡诊、隐患苗头巡查、矛盾纠纷巡解”和“大谈心大家访大化解”活动，做到“苗头及时发现，矛盾高效化解”。依托浙江优势用好大数据增强“感知力”，加强信访大数据分析，强化信访风险预判研判，加大重点领域信访问题的共性分析，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结构性问题，防止个体问题演变为群体性问题、信访问题向社会风险、政治风险传导。信访问

3、题往上行，矛盾症结在基层。不作为、乱作为侵害群众合法权益是引发各类矛盾和问题的“导火索”，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是源头预防的重中之重。乡镇（街道）、村（社区）可以通过基层民情沟通会、民意恳谈会、民心交流会、纠纷调解会等人民群众愿意接受的形式，把决策过程变成尊重民意、化解民忧、维护民利的过程，疏导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消解人民群众的误会，解答人民群众的疑问，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变“堵”为“疏”抓“源头”通“茬口”。源头一池清水，社会一片新风，信访问题自然少了。传承“枫桥经验”重点在于源头调处强落实。用行动说话，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鲜明品格。“枫桥经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以民为本，为

4、民办事”。信访处理一小步，群众利益一大步。解决信访问题的过程就是基层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的过程，争取化解在小、在早、在苗头，把发力重心放在初信、初访、初始阶段上，放在解决群众身边“小矛盾”“小纠纷”“小事情”上，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真心为群众办实事，真正拧紧解决问题的“初始关”，确保“声声有回应，事事有人办，件件有落实”。进一步压紧压实首接首办责任，积极探索建立“首问责任制”“首访责任制“，不断规范初信初访的办理，把问题解决在最佳“窗口期”。面对信访群众第一时间热情接待，热忱回应，热心化解，一鼓作气，一次解决，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倍加珍惜“浦江经验”创新发

5、展成果，扎实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主动“脱鞋下田”、进村入户，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行动贴近民心，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变为“走上门去做群众工作”，把“开门接访”变为“上门约访”，用心用情用力架起“连心桥”、结成“连理枝”，增进干群感情，摸清信访实情，排除隐患险情。认真落实“三到位”要求，解决好法度之外、情理之中的问题，用口水、汗水甚至委屈的泪水浇灌一朵朵“事心双解”的满意之花，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权益受到公平对待、利益得到有效维护，感受到党委和政府工作的热度、力度和温度，以“事心双解”的满意度回应群众的期盼度，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传承“枫桥经验”

6、重心在于源头固本夯根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群众、凝聚群众、组织群众的中坚作用，是“枫桥经验”的核心。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汇聚多方力量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坚持人民主体，充分调动好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民心、集中民智、发挥民力，焕发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升的热情，发动和依靠由人民群众组成的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基层各类群众组织以及人民群众个人等不同主体和社会力量助力基层矛盾化解，让“两代表一委员”、社会工作者、专业领域精英等全程参与其中，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结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多元化

7、矛盾化解大联盟。组织好党员、乡贤、网格员、信访代办员等，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确保每一件信访事项有人管、规范办、高效结、兜得住。做强镇级矛调中心、做实村级矛调工作站，健全“诉调、警调、检调、专调、访调”的五调联动体系，实行联合接访、合力化解，为群众提供全覆盖、全领域、全过程的优质服务,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建设结合起来，打造基层群众用得上、离不开的法治。法治与情治的关系。与西方国家依托以理性逻辑为基础的制度规范相比，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则是注重以权威、道德和人情等基本元素的情感治理模式。

8、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坚持动情入心教育改造、真情实意“送温暖”等为代表的情感工作方式，也为枫桥情感治理经验的生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法治政府建设同样应重视情治，在政府和社会个体之间建立紧密的关系，用情感治理弥合法网间隙。不能只是完成法律规范、制度或章程上规定的动作，而是动情入心地走进老百姓，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方式真切地运用到实践中去，以情感为纽带，柔化“国家-公民”刚性的权力结构，重构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增进法治文化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感。诉讼与息讼的关系。通过法院诉讼解决矛盾纠纷是典型法律治理方式，而“枫桥经验”更强调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从源头化解，旨在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

9、及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必须正确把握诉讼与息讼的关系。基层社会中矛盾纠纷、冲突无处不在，社会治理过程本质上并非要杜绝矛盾纠纷的发生和存在，而是要预防矛盾纠纷或冲突对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危害风险。“枫桥经验”的精髓在于化解矛盾所带来的风险而不是压制矛盾本身，该调则调，应诉则诉，“案结”还得“事了“。诉讼多少不能直接表明法治效果好坏，不能简单机械地将法治政府的建设成效与诉讼量、调解率或者信访量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应当从“增进人民福祉“根本目标出发，对风险防控成效、纠纷化解效果等方面进行实质性考核，真正实现良法善治。个别经验与普遍规则的关系。“枫桥经验”产生于“枫桥”，属于个别地方的特定

10、治理经验，但是也应看到“枫桥经验”的诸多治理经验和元素，蕴含着普遍性意义。“枫桥经验”融入法治政府建设，就是要把“枫桥经验”法治化，将这一基层治理经验上升为普遍的法治规则，总结转化为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法治模式，促进这一经验在全国其他地方的基层治理中推广和应用。而在各地的具体应用中，又要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形成新的个别经验。因此，“枫桥经验”法治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即不断对个别经验进行普遍总结再对普遍规则进行具体适用的过程。这样才能始终实现法律制度和社会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生机活力，实现法治政府建设中的机制创新。中国法治道路与西方法治经验的

11、关系。不可否认，西方法治化进程具有先发性，我们可以分析西方的法治经验,探索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在规律。但是，西方国家的法治政府模式是从他们的经济社会条件、客观国情中历史地生长起来的，并不适合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探索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道路，新时代“枫桥经验”就是现代基层治理的中国故事。以往的西方法治理论框架既无法对中国治理实践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更无法为“枫桥经验”融入法治政府建设提供直接行动指引。在坚持“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为我所用的基础上，必须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2、。用中国理论阐释枫桥实践，用枫桥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枫桥法治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枫桥法治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精神力量和制度力量。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XX市司法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加强“村（居）民评理说事点”和个人调解室建设，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创新，为百姓搭建说事、议事、调事平台，积极开展“抓源头、大调解、防风险、促振兴”专项活动，加强基层司法所和各级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指导，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不断探索基层治理工作的新模式新路径，推进“XX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纠纷化解平台建设，打造新时代有回音”。三是定期回访，及时复诊。明确专人定期回

13、访来电群众，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确保群众急难愁盼事不演变成基层信访矛盾。将办结问题分门别类，整理归档。二、解民忧，部门联动“握指成拳”。一是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源头预防化解矛盾。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明确责任主体和责任人，依法按政策妥善化解，防止矛盾激化,对辖区内矛盾纠纷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对生活有困难的要积极帮助解决，对诉求合理合法的要尽快解决，对诉求不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的要耐心做好解释工作。二是打造群众自治圈、社

14、会共治圈、公共服务圈“三圈合一”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综合体，推动资源整合，力量融合、功能聚合、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首先，充分发挥村（居）民议事会、业主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作用,深入挖掘群众自治资源，善于运用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促进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同时，创新“基层调解员+网格管理”模式，形成基层调解整体合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镇（街）、矛盾不上交”的工作目标。三是推进矛盾调解中心心理咨询室建设，配备心理辅导人员等专业队伍，加强心理辅导，心理危机干预等工作,推动信息互通、优势互补、工作联动、矛盾联调，对矛盾纠纷实现受理、登记

15、、交办、承办、结案各环节工作衔接,确保矛盾调解中心在化解矛盾纠纷时得到充分发挥。矛盾调解中心联合多部门累计调解处理矛盾纠纷XX起，矛盾纠纷实现就地解决，不拖拉搁置，真正做到工作实际化、速度化、公开化、透明化。三、保民安，闭环解决“分层过滤”。一是强化工作部署，责任压实到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属地管理责任”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工作,始终做到安全生产工作有部署有措施有行动，切实有序有效推进。二是强化监测预警，人员落实到位。坚持预防为先、预警为要，配备安全信息员XX人，常态化开展巡查监测；通过短信、微信等平台发布防汛、防火等预警信息。三是强化

16、隐患排查，风险管控到位。对辖区内燃气、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加油站、敬老院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常态化安全隐患大排查，切实将风险隐患发现在萌芽状态，处理在第一时间。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枫桥经验”是在解决社会矛盾过程中创造的，并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延伸至基层社会治理各个领域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案，是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要坚持“党建统领、人民主体、三治融合、四防并举、共建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新时代基层治理制度体系，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地方特色的县域治理现代化道路。一、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要着力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最大限度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完善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党委领导机制。真正建立起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到基层治理各个环节的体制机制。全面推行在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