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小说中的南方阁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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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童小说中的南方阁楼内容摘要:尽管苏童的短篇小说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与其代表作品相比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但作者在两篇小说中对于“阁楼”这一叙事空间的构造独具匠心,值得深探。在苏童笔下,阁楼不仅成为女性主人公的生活场所,也区隔并连接起了世俗与神圣、时代与个体,支撑起了小说中的女性书写。从“阁楼”这一空间入手,能够窥见苏童在叙事技法上的巧妙,体会其对人性剖析的深刻,也能探寻苏童小说与古典文学作品的深刻联系。关键词:苏童阁楼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作为苏童先锋转型时期的作品,妇女生活与另一种妇女生活弱化了先锋性,强化了现实意识,延续了在妻妾成群中对于女性形象的细致塑造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刻理解。通
2、过比较可以发现,苏童在书写“一种”与“另一种”妇女生活时,都选择了二层阁楼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空间,这绝不是偶然。设置“阁楼”不仅为主人公提供活动场所,更划分了上下、内外两重空间,形成“看台效应”,也连接起个人私域与宽广的时代背景。而对女性空间的设置自有其传统文化资源,中国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后花园”这样的女性空间,由此可以看出苏童小说与古典文学的联系。一.阁楼上下:“看”与“被看”的多重结构苏童所选择的二层阁楼这一建筑形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是一个悬空的、单独存在的空间,也仍然构筑于市井之上,与世俗保持着密切联系。通过这一场所的设置,作者能够划分阁楼上下两重既相互隔绝又彼此联系的空间,
3、产生“看台效应”。另一种妇女生活讲述酱园中两种不同的女性生活:简氏姐妹遵从父亲家规,幽居于阁楼中,过着数十年如一日的“守贞”生活;而楼下酱园中的三位女店员则代表着“嘈杂尘世”。最终,个体意识觉醒的妹妹简少贞在酱园女店员的逐步“诱导”下摆脱了姐姐的束缚,走出阁楼追求自己的婚姻,而姐姐则在阁楼中自杀身亡。在这个故事中就暗含着多重“看”与“被看”结构。最小也最明的一层“看”,是楼下酱园的女店员对楼上简氏姐妹生活的观察。简氏姐妹幽居的阁楼悬在酱园之上,酱园店员“对此充满了猎人式的心理”1,会以各种方式获取简氏姐妹离群索居的生活细节,满足自身窥视欲。而店员们在“看”简氏姐妹的同时,自己也成为整条香椿树街
4、居民的观看对象,由此构成另一重超越阁楼上下、发生于阁楼内外之间的“看二香椿树街的居民既关注着阁楼上幽居的简氏姐妹,也旁观着酱园三个女店员之间的争执。人们抱着一种看好戏的心态以各种渠道获取店内“丑闻”以供消遣:或是直接围观,或是在街上拉住路过的店员刺探消息,有好事的妇女干脆直接把店员拉到自己家里。先是店员杭素玉与店主任之间的暧味关系在香椿树街不胫而走,接着群众的议论又使事态不断发酵,最终导致了杭素玉之死。在故事中的两重“看”与“被看”之外,还有一重范围更大的、小说内外的“看”,那就是作者、读者对整个故事中人物群像的观察。香椿树街的居民起初千方百计从店员粟美仙处打听消息并传播,获得茶余饭后的谈资;
5、而在凶杀案发生后又认为粟美仙是害死杭素玉的间接杀手,在其背后指指戳戳。而这些好事群众其实也是杀死杭素玉的凶手。这不禁让人想到鲁迅作品中以咀嚼他人痛苦为乐的庸众,可见群众的围观在文学作品中总不缺席,并且永不过时,总能够反映人性纵深处的险恶,引人深思。“看台效应”之外,苏童还以阁楼区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楼上是相对单纯、带有超脱性的女性世界,楼下的寿衣店、酱园则代表着世俗、欲望和死亡。然而这两个空间又不是泾渭分明的,悬浮的阁楼看似与市井隔离,然而它的低矮又决定了它难以避免时代的烙印与世俗生活的侵扰,这个企图保持神圣的世界必然会向泥泞的市井倾斜并最终崩塌。妇女生活中的三代女性在时代大趋势对人性的改
6、造下逐步摆脱浪漫与幻想,最终由箫完成了向俗世的彻底回归;另一种妇女生活中的简少芬也在店员顾雅仙锲而不舍的“进攻”下跟随其走出阁楼,结束守贞。而外部世界对阁楼逐步“侵入”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女性的挣扎、逃离,和最后不得不“陷落”的宿命般的结局。作者正是利用低矮的阁楼这一空间不动声色地展开了女性的挣扎与悲剧的命运循环。二.阁楼内外:个体与时代的剥离苏童笔下的阁楼往往狭小逼仄,再加之南方气候的潮湿闷热,更是充满阴郁气息,象征着束缚与围困。妇女生活和另一种妇女生活中除了简少贞之外的所有主人公都曾试图“逃离”阁楼,唯一坚守阁楼的简少贞最后在阁楼中自杀,也可看作另一种形式的逃脱。而这些女性又无一不在出逃后重
7、返阁楼,作者利用她们的出逃连接起了阁楼内外两个空间,展现出狭小阁楼之外宏大的时代背景:抗日、大炼钢铁、知青下乡而她们的回归又使翻天覆地的中国社会与一潭死水的阁楼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见那些深刻改变中国社会的历史大事件反映在这些女性身上也不过人生中转瞬即逝的浅浅涟漪。苏童对时代背景的处理是有其特殊性的,他并不对小说的社会背景作过多描述,而更专注于叙述阁楼内女性的个人生活。尽管小说也给出了故事发生的具体年份,但和历史真实并不对应。例如,电影明星阮玲玉死于1935年,但在小说中却死于1939年。苏童对自己这一“低级错误”的解释是,他在有意模糊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2。由此可以看出80年代末社会文化心理
8、的变化:对政治的有意疏离与对人性的皈依。历史在文学作品中不再成为叙事赖以生发的源头,而淡化为人物存在的一种氛围。当然,苏童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对社会历史作出一定的展示,小说还是隐约展现了抗日、大跃进等深刻影响中国社会面貌的历史大事件,并且也有“资产阶级寄生虫”“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差异。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小说很容易就能处理为主人公离家争取自由,反抗压迫等主流题材。但苏童笔下的主人公们都很软弱,她们无一例外在出走后又返回明知是泥潭一般的生活,越陷越深,自甘堕落。况且她们的逃离最初为的也不是什么宏大的目的,而是私人化的需求。可见作者没有以阶级视野去观照、划分、塑造人物,他遵从的始终是人性的逻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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