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类递嬗与抒叙博弈.docx

《文类递嬗与抒叙博弈.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类递嬗与抒叙博弈.docx（20页珍藏版）》请在优知文库上搜索。

1、文类递嬉与抒叙博弈一部中国文学史，可以说是文类递娘演变史，也可以说是抒情叙事传统的博弈演进史。文类递婚，说的是文章体裁产生、发展、兴衰、变异的过程。对此，很多前辈学者已有所论述，有些文学史就是按此观念编写的。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或文学“一代有一代之胜”），可说是一种颇为典型而概括的说法。这其实就是说每一代有一定的热门文类，有一代的中心和主宰，我们耳熟能详的诗经、楚辞、汉赋乐府、魏晋文章、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戏曲小说，说的就是居于历代文学史中心的那个主导性文类（或日文体、体裁、文学样式）。本文试从抒情叙事传统博弈的角度，来观察和说明这个现象。抒叙博弈，是从文学表现的角度来看其内质所得之观

2、感和结论。如果把文学创作看作一个过程，那么它的前阶段是作家头脑中的酝酿构思，后阶段则是作家借助文字（或其他媒介）把头脑中的东西对象化为作品。这个后阶段也就是文学表现的运作过程,是将作者内蕴的认识和感受外化出来的关键。没有表现，便没有读者能够见到的文学作品。文学表现手法很多，概而言之，却只有抒和叙两大类，可谓非抒即叙，非叙即抒。抒者，抒情，包括作者对主观情绪、观点、认识、感受的一切表达；叙者，叙事，指作者对一切客观事情物态的叙述或描写。其实，无论抒或叙都是一个主体在叙述、在言说，唯所叙所言的内容不同而已。“叙述”是个并列复合动词，叙与述同义，也就是言说或讲论。抒情、议论、说理和叙事、描写都属于叙

3、述。“叙事”却是动宾结构，已说明其叙述的对象是“事”（事由、事态、事程、事果等），叙事与叙述感情（抒情）、观点（议论）、道理（说理）虽都是叙述，却不可混为一谈。抒情叙事是两种不同的文学表现手法，但又交融互渗、错综复杂，共同完成文学的表达。在文学作品中，它们有互惠的一面，相促相益，使对方增色增重，又存在博弈的一面，即相互间有竞争比赛，在作品构成的抒叙比重上有争夺。同样的创作动机或题目，同样的素材原料，用抒情还是用叙事来表达，不同作者会有不同的习惯偏好和选择，他们的表达能力和对文类、技巧的掌握程度也各有不同。故在抒叙二法中，必然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常常存在取此舍彼、你重此他重彼的情况。而多用抒情还

4、是多用叙事，作品的表达效果、文体性质、风格特征、读者反应、实际功能和影响范围，便往往不同。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博弈”的一种表现。显然，抒叙博弈对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品质的质地水准，甚至对其总体优劣高下良巅之差异，都有一定的影响（1）此处或可稍举例。元稹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与连昌宫词所写内容相关，皆涉天宝遗事，形式一为五言小绝、一为七言长歌，一简约抒情、一漫长铺叙，二者情味功能显然有异，各有长短而实含博弈。元稹又有传奇莺莺传提及同时人杨巨源有崔娘诗、元稹有续会真诗、李绅有莺莺歌，皆以诗歌形式复述或咏唱崔张故事，虽各有情致，然皆不如原小说细腻生动。倘非小说基础好（

5、内涵丰富，戏剧性强）而仅存此数诗，恐怕宋元后西厢记系列不致如此兴盛，至今不衰。其中可见诗歌小说之抒叙博弈。抒情叙事既是文学创作（表达）所必需，当然从文学诞生之始就存在着。抒情叙事实乃同源共生，互动互促地发展，久之乃各自形成自己的统绪，即传统（2）传统指人类行为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某些共同认识和习惯之类，犹如不成文法，虽或不自觉，却无法摆脱，自然遵守。传统是隐然的客观存在，须由人予以总结、构建和表述而显。传统在历史中形成，且非一成不变，人对它应主动认识、选择并加以改造，使之新陈代谢、与时俱进。至于文类的产生和递婷，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外部原因（如社会需要、经济发展、文化演变等），但就文学自身

6、而言，还存在内部原因，而抒情传统、叙事传统的博弈消长就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往对此关注不够，今有必要予以重视。一记叙之需促成文字产生，史与诗乃最早的文类谈论文类，不能不先谈文字。没有文字，何来文章？没有相当多的文章，又何谈文类？而文字的产生，就与人类记录历史和生活中的各种事情之需要和愿望分不开（3）裘锡圭指出，文字为记录语言之需而产生，而记录语言的目的则是记事和传递信据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甲骨文多记述占卜的过程、问题和结论。钟鼎金文多记述家族历史、祖先功德或箴诫铭颂之类。裘锡圭先生论我国文字体系的产生，特举尚书多士所云“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认为“周公特别强调殷的先人有

7、典册记载殷革夏命之事，也许我国就是从夏商之际才开始有比较完备的记事典册的。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很可能也就在夏商之际“。裘先生还指出，“在目前所能看到的内容比较丰富的成批古汉字资料里，时代最早的是与占卜有关的甲骨文，它们大概也出自当时的巫、史之手”，所以，仓颉造字的传说“把史官跟造字联系在一起，还是有一定道理的”1。就中国文学史而言，最早的文类则是史述和诗歌，也可简称为史和诗。这两种文体的产生同样是缘于人类记载史事和表述情感的进一步需求。它们原本都是实用性颇强的文体。史述主要是记事，但记事中不免渗透着伦理裁断、价值判别和感情倾向；诗歌多因事触感而发，人生活于诸事之中，事促情动而有诗，凡诗皆不

8、能与事无涉（4）杨国荣“事”与“史”一文有云：”历史与人的活动无法相分。人的活动也就是人之所作，其内容具体展开为多样之事宽泛而言，作为人之所作事既表现为个体性的活动，也展开于类的领域。在个体的层面，个体所作之事的延续，构成其人生过程；在类的层面，人事的代谢，则呈现为前后窿续的历史演进。马克思曾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类似的看法也见于柯林伍德J（学术月刊2019年第1期）可以作为我们思索论述历史、事、人的生活与叙事活动关系的重要参考。人之一生是一连串的事，历史则是许多人的许多事。在上古时代，诗歌的演唱既曾与乐、舞一起为礼仪服务，也曾承担过史述的部分职能，后来不管怎么变化，诗

9、歌仍一直与史结有不解之缘。无论是史还是诗，都是为了适应社会生活，满足人的需要，特别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它们都是人类社会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化产物。它们的形成和成熟是文字和文章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后的事，标志着社会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唐史学家刘知黑史通多处论及文史之关系，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这里稍举二例。如谓“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以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2180。著史必须用文，非文不能成史，此乃文史结缘的根本原因。刘知黑又曰：“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

10、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2H23特意把“国风”“楚赋”提出，与“人文”并列，这就更把诗文与史都联系起来了。周宣王、鲁僖公的善政，从诗经的大雅烝民和鲁颂宫可以看到，楚怀王和顷二史文的本质是记事，基本形式为散文，叙事成为一个文类中国自古重史，很早就有史籍的产生。周礼礼记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女史、左史、右史等职官的名目，他们的职务不同，但掌理书志、秉笔记事是共同的两项。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11、，帝王靡不同之J4这些史官的职责就是代表官方记录史事，主要记录君王及臣属们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情况，散体的文章是他们使用的主要载体，用文字叙事是他们的主要文学手段。史述这个文类，就是由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的。古史大多遗佚，但春秋尚存。春秋是一部编年古史，文字简约，被奉为“经其在师弟口传中易生歧解，左传公羊传毂梁传国语等书据经而作传，其价值主要在于补充事实。唐人啖助比较春秋三传日：“予观左氏传，自周、齐、晋、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

12、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其大略皆是左氏旧意，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5228由此可知，左传等书中实包含了当时各国的多种史文，也包括了古代已存在的多种文体。它们不但充分显示了史文的叙事性质，而且显示史文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文类，除了史官的记录文字外，在古代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运用着的种种文体，都可以在史文中看到，如君王的训诰、臣子的议对、外交的盟誓、战事的檄移等等。这些文类的内容都少不了一定的叙事成分，因为只有先说清楚相关事实之后，才能引申到下文的

13、训诰、议对、盟誓或檄移，文章才能有理有力，发挥作用。这种情况在尚书中也看得清楚。刘知襄史通内篇第一卷第一篇六家云：“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日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21尚书家被列为第一，大致可以作为史体文章的最早代表。据云孔子整理过此书，原有百篇，搜罗了自尧舜时代起，历经夏商周，至秦统一前的重要政治历史文件（5）参见班固汉书艺文志、魏徵等隋书经籍志。虽然有人认为它“体例不纯”，不够史书的标准，但作为原始史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比起甲骨文或钟鼎金文，尚书的文章已成熟了许多，显然经过后世文人的整理润色。尚书之文包括多种名目，有记录君

14、王言论的誓、命、训、诰，也有记录史实的典谟之类文章。但归根到底，都是史文的一种。清人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十书序简要说明今存尚书诸篇的内容，无一例外地解说了它们与史事的关系，和它们曾起过的历史作用。如谓：“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悔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大（泰）誓三篇。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武王伐殷，往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

15、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从远古至夏商周一代一代地解说下来，直至“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靖，还归，作秦誓。”528-29尚书是六经之一，古人有云“六经皆史”6,从文学和文章学角度言之，六经的文体都可以说是史体。刘熙载云:“六经，文之范围也。圣人之旨，于经观其大备；其深博无涯溪，乃文心雕龙所谓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J7六经之文都是从一个特定角度记述历史上发生的事，因此皆可作史文看，都属于历史文体，而后来的诸种文体，都是从六经中生发出来的。故刘熙载又云：“九流皆托始于六经”，而刘知黑史通六家所说的春秋家和传叙春秋史事的左传家，也都属经传的范围。宋真德秀文章正宗选文为范，分古代文章为四类：一、辞命，收帝王的诏告制令玺书。二、议论，收臣僚卿士的论说谏议对策上奏之辞。三、叙事，选录载史之文，如“左氏叙隐桓嫡庶本末”“叙郑庄公叔段本末”“叙晋重耳出亡本末”之类，大都摘录史书正文。亦有杂传，如韩愈后者王承福传、柳宗元宋清传，乃至碑铭文（如平淮西碑柳子厚墓志铭）及“永州八记”等。四、诗歌，选录上古至唐代符合诗教标准的古体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此书“录左传国语以下至于唐末之作”，并加按曰：“总集之选录左传国语自是编始，遂为后来坊刻古文之例。”81699虽然真德秀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