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经验启示与中国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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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外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经验启示与中国意义国外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作为在现当代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现实语境生发出来的特殊理论形态，其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主要是，在当代性前提下重新思考资本主义新处境、新发展所开启的新话题中，如何继续探讨和辨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并进一步明晰“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对、社会主义为什么行”中，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一对现代化发展问题的经验参鉴如果将现代化发展视为对工业文明的推进，那么其必然伴生着诸多现代性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恰围绕现代性批判展开了甚有影响力的资本主义批判及批判理论之传统。其不同于以往西方哲学传统从体系

2、概念出发的思维方式，而是针对现实问题或实践目的展开理论追思，以理论为现实问题提供解释依据的方式呈现。虽其理论总存在一些或对马克思主义离经叛道之嫌，或步入作茧自缚、走投无路之境，但其展开的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多元批判，是具备发现和解决问题方面的启示性意义的。（一）理性滥觞的当代挑战现代性批判者常把理性作为现代性的内核加以口诛笔伐，对理性的批判基本形成全盘否定、辩证肯定两种，前者以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思路为代表，后者则以马克思主义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一定思想理论关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理性毋庸置疑是现代文明张扬的精神气质，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形成的精神思想层面上摆脱以往被宗教神学所禁锢而体现的

3、蒙昧无知、自觉启蒙启智的状态。对理性的张扬通过对自然世界客观规律的发现，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技术的发明创造，而确证着人类理性在掌握和应用知识方面的能力及价值。但人类发展进步中所伴生的现代性问题同样来源于理性，是理性被单方面崇至的结果。无论是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不平衡所带来的个体原子化、社会冷漠的问题；还是法兰克福学派指出技术理性正在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控制着社会的运转与人的道德判断，从而带来人与社会的单向度问题；抑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关于经济理性压制生态理性而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重要路向是要求对理性的“再启蒙”，即平衡理性主体内部的结构，使

4、理性真正能够发挥其正当的合理性而为实现人的自由提供保障。于此，对当代现代化进程提供的经验可否是：第一，平衡疏通理性结构为诊治现代性提供出路。如上所述,自韦伯伊始，西方思想家的现代性觉解便有了对理性内部结构形成二分认识的批判路向，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等等。揭批理性内部结构在资本“为卖而买”的逻辑，实际也是资本增殖逻辑，对社会历史带来的危害是无穷尽的。这一危害不仅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得出社会两极分化、无产阶级被严重剥削，也以实证性的推理论证资本主义内在的固有特征（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产生的结构性周期危机。如果有人认为前者是马克思思想

5、的人道主义残余影响了其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判断，那么后者的说服力显然是被历史事实所证明着的。直至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时至今日被数字化、虚拟化、金融化、全球化、空间化等新形态所充盈代言时，资本逻辑仍未改变本来面目，并借这一形态变迁而大有掀起新风浪的趋势。对此，国外马克思主义人士的认识较前卫，如列斐伏尔早在金融全球化的伊始阶段就从日常生活批判转向对资本的空间生产批判，从工业社会城市问题认识资本逻辑的现实效用。大卫哈维等当代左翼思想家尝试拓展唯物史观的地理空间维度，构建历史一地理唯物主义。在对资本的空间生产、空间占有、空间压缩等问题从自然地理、城市建筑等层面上升到政治一哲学层面的探讨，追问资本在全球化过程中

6、从区域化地域殖民到虚拟化空间殖民的转向，思考资本逻辑的限度的同时，也为资本的当代运行机制提供重要参考。从资本逻辑的角度进行批判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新动向除了对现代化进程中有关城市管理、治理的建设发展方面提供重要经验外，还给我们带来如下两点重要启不：第一，无论资本形式如何变迁，资本本质从未改变。资本逻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资本逻辑发挥一定的约束功效。既然资本增殖逻辑与剥削实质未有实质性改变，那么如何在仍然由资本主导的当代有效规避或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其关键在于体制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发挥怎样的作用。对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因其全局性视野而具有抑制资本逻辑横行的科学性所在。

7、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是否产生根本冲突早已有相应论证，二者的关键在于能否达成某种形式的和解，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必要保障。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以市场竞争为一切经济活动的运作机制，其实际上仍是自由主义的形式演变。与之有本质性差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同样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其一方面是强调尊重市场运行规律，以之为经济工作的前提，减少不必要干预导致的供求关系紧张；另一方面表明，对市场资源配置效用的应用与社会主义发展整体战略不构成结构性冲突，即市场经济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经济体制。由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是全体人民的智慧与发展需求，因此，符合发展战略的经济投入是同样符合广大人民根

8、本利益的，其能够吸引并获得市场的自觉支持。正因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非具有垄断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并非国家与市场彼此割裂的市场社会主义，其在运用与疏导资本运转的过程中具有独特的积极作用，始终被理论界所重视。（三）人之生存境遇的当代困局工业文明在带来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也为人的生存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根本变化。如果自信息技术的发展发达以来的时期可视为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浪潮，那么显然，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延续，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信息时代并未解决产业工业、机器工业时代对人造成的一系列现代性困境，反而有将之隐匿化而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如极具代表性的当代文化帝国主义，通过产业体系、意识形态

9、、网络媒体的文化输出，以市场化、商业化的形式，借网络数字信息技术而大肆渗透西方文明优越论，从而造成这种文化意识形态选择是一种市场自发选择的假象，实现文化霸权3。可见，这是一种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渗透以改变人们的思维观念来获取资本主义合法合理性确证的手段，其在历史观上影响人们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的社会形态发展变迁的基本判断，以历史终结论置换历史进步观;在存在观上影响人们对生存生活生产价值的基本认识，劳动实践成为非本质的外在内容，以享乐主义与消费主义置换劳动价值观如果对理性的批判是一种形而上学批判，对资本的批判是一种实证性批判，那么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批判就构成一种现象学式的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

10、不仅通过对大众文化的消费异化、技术异化批判现代社会群体无知现象，揭露人与人之间的畸变关系;也通过对心理机制、性格压抑等精神分析指出现代社会的道德心理问题；或通过环境保护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新型群体运动抒发随着社会发展而日益分化的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思想主张，揭示人与社会正在面临的困境与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现代性问题启示我们：第一，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4。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强调人通过改变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11、，实现对自然界的支配，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5。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辩证关系的说明，要求人与自然间建构起和谐共处的有机模式,即人通过劳动实现对自然界的认识与改造要遵循自然发展规律，不可过度取材、过度加压，不仅从自然界索取生产生活资料，同时还要生产出对自然环境无害，甚至有益于自然环境生态循环的产品与人工能源。由于工业生产过程未充分考虑或有效解决对自然环境的危害，其所带来“自然界的报复”已普遍化于全球，成为当今全球治理的巨大难题之一。因此，只有从长远利益考虑可持续发展理念，才能实现人与

12、自然的和谐相处与有机统一。第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构建和谐社会。“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基于劳动生产实践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一种健康的社会关系应体现为对社会生产、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中，“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134,异化的关系形式充盈社会生产与交往的各个环节，并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包装与渗透中，使人们安于现状，享乐于消费文化。当下尤其以网络和人工智能环境带来的相应问题最能体现时代性。网络使信息互通更加高效、多元，同时为有关道德与价值问题的滋生提

13、供了平台，其所起到的带动舆论导向、舆论节奏的作用为一些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渠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在“现金关系”中愈发冷漠无情，而且通过虚拟空间增补了“真假难辨”的隔离带，助长了这种原子化关系的膨胀。而人工智能则正在从根本上以改变生产方式的形式改变着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和观念，在此过程中变更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与关系。尤其当人工智能具备自主意识时，有关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问题、思想问题、抉择问题、道德问题等，将面临何种程度的云计算与大数据的掌控或智能机器的取缔，这种对人的存在具有某种程度危机与威胁的问题已初露端倪。二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认识真理国外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现代化问题方面为我们提供一定的现代

14、性批判理路方向与问题意识的经验，并且从理论上为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真理内核提供参考。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中通过三大基本认识范式的转型，构成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由亲到疏的基本走向，主要以资本主义批判为轴心线索进行追踪。（一）“属性论范式”中的文化意识形态转向众所周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物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低潮期，是在反对庸俗化、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兴起与凸显的一支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理论争辩产物，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为代表反对第二、第三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通过重新认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实践运动失败的原因，汲取西方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思想养料，而开辟出的独特的西方

15、马克思主义道路。由于不被“正统”马克思主义所认可和接受，其便被以“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冠名。正是在“正统”与“非正统”的定性意义上，我们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处于“属性论范式”之中。我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初阶段也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属性问题”为理论争辩的开端铺展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话题与篇章。而在此欲强调的并非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做某种属性的归类，而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属性论范式”的争议下其所体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什么，以及这一影响在当今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虽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被“正统”马克思主义所拒斥，但其基本形成了共同特征：一是坚持革命立场批判

16、资本主义制度弊端，二是在解决革命实践困境的方法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向。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点在于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总结经验、寻找出路，其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统治的基本站位与立场没有变，在理路方向上则形成了对的转向随着“社会批判理论”的形成更为凸显与成熟。可见，国外马克思主义围绕资本主义批判体现出的“属性论范式”中的文化意识形态转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已展露“离经叛道”的倾向。因此，真正传承与发扬马克思主义真核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原则的遵循，不仅在发现问题方面落于社会现实，在分析问题方面照应现实，在解决问题方面切合现实，在评价理论方面符合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核心要义。一旦脱离具体问题，理论将失去效力；一旦走向片面极端，理论将失去整体价值；一旦失却价值性，理论极易变希望为失望。（二）问题式范式”代表的多元共识转向霍克海默曾指出：“当前的问题是把当代哲学问题所提出的那些研究系统地整合起来。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以及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