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人称代词的诗学内涵与现代性发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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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新诗人称代词的诗学内涵与现代性发生“人称”的说法源于英文中的“personalpronoun”，意为“身”:说话的一方是“第一身”，听话的一方是“第二身”，说话和听话之外的是“第三身”。故人称代词也叫“三身代词”1。王力指出，“就英语而论，人称这个词是有语病的，因为it并不是人称而是物称。就中国古代语而论，其和之有时候虽是人称，然而有时候也是物称，只有就现代中国语而论，人称代词这个称呼总比较地适宜，因为咱们只有我你他，虽偶然用他字指物，但是可认为把物人化了。”2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称代词应属于现代语言学才有的概念范畴。邢福义将人称代词定义为“对人物起称代作用的代词”3,同时，人称也作为一个重

2、要的动态语素参与到语言交际活动中。由此，人称代词的基本性质被细化为三个维度:其一，人称代词具有称代功能；其二，人称代词不仅指代言语交际双方，还指代与之相关的隐匿第三方；其三，人称代词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人称代词指代具有能动性的实体人物或对象，故与其他词类相比更多体现出主体性表现功能。“我”“你”“他”等人称的背后，隐藏着人的主体意识和认知以及人物观察视角的存在。基于上述主体多重性特质，在文本叙述中一个人称可以分裂为多个主体，“叙述者的话语本身就含有第二个或不断变换着的第三个隐秘的叙述主体，它可能是在叙述者后面的那个文学主体一一作者，也可能是在叙述者前面的那个文学主体一一主人公”410

3、6,两者并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巴赫金将作者和主人公在文本中的易混淆关系划分为以下三种相处模式：1.主人公控制作者，作者须通过主人公的眼睛来观察世界；2.作者控制主人公，主人公是作者情绪意志的反射；3.主人公本身就是作者5。当“主人公掌握作者”情况出现时，叙述人称与主体人物人称分离，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超出了作者意图的控制范围，成为与作者对等的主体并与之产生对话，由此，多声复调的特征在作者与主人公各自独立的主体意识裂缝及冲突中产生。如果说人称代词的主体性在文本内部反映为作者与主人公的二元状态，那么在文本之外，则因读者对主体人物的主观代入使文本呈现为“说者为我，听者为你，被谈论者为他”4H16的三角式

4、对话关系。人称的多重指向与切换使文本的叙述方式趋于复杂多样化。叙述者越主动地在叙述过程中隐匿自身存在而将主体人物自觉呈现在大众面前，读者就越容易忘却其接受者身份，并发挥主动性感同身受地进入文本与主体人物产生互动，使读者自我与文本主体人物“我”趋于合一。从这个角度而言，正是叙述者（作者）、受述者（主体人物）、读者的三维互动，进一步扩大了人称的主体性表现功能。从本质来看，人称代词是一种用于社会交际的语言符号。作为交流活动中专门指向主客体的词汇类别，人称代词被赋予了强烈的对话互动性。在语言交际中人称代词虽用以表达个体情感态度，实际寄予了外界他者对自我认同及肯定的诉求。“我这个概念本身就预设了你的存在

5、”6,“我认为/感觉”的个体阐述其实展现的是“我希望你也这样认为/感觉”的潜在对话关系。人的主体独特性正是通过与他者的对话性交流得以实现。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言，“人称代词是一种指示性符号，它本身把约定性的关系和存在性关系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我只能借助一种约定性规则才能表示其对象。”7人称代词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下形成了自身完善的词汇系统，主客体的情感表达与信息传递须在人称既有的语言框架和范式中完成；另外，人称代词也作为区分主客体身份的符号出现。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的需要促使主客体分离，由主体对信息的施予传达到客体对信息的接受反馈的回环实现，才意味整个对话过程的真正完成。在语用交流过程中，人称代词的词汇体

6、系呈现出流动更新的态势。有些人称逐渐被弃用，如文言人称“自”“己”、称谓名词“寡人”“不才”等；与此对应，新的人称开始占据常用位置，如现代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她”、指物代词“它”的出现。人称代词大量涌入新诗的词汇语法体系，是中国新诗在语言形式上异于古诗的一个突出标志。其在汉语诗歌中从古代到现代的演变以及彰显出的现代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新诗言说方式的变革，值得引起重视。一现代新诗中人称代词的形成与确立自先秦起，人们的语言活动中已开始出现人称代词。据考据，殷墟甲骨文记载的常用人称代词包括第一人称“我”“余”“朕”，第二人称“汝”“乃”“尔”，第三人称“之”“其”8。经两汉魏晋至明清时期的发展，

7、人称代词的词汇及其用法更为丰富,不仅增加了“卬”“吾”“而”“戎”“若”“厥”“彼”等三身代词，同时将诸多称谓名词纳入进来。据粗略统计，人称代词在各历史阶段的大致面貌如下：表1不同历史阶段的人称代词发展概况（1）本表依据崔希亮对人称代词的断代分析结论所制，见：崔希亮.人称代词及其称谓功能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1）：46-54.可见，古汉语人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自成一套词汇体系。但就其在古诗中的表现而言，总体呈现出一种“由显到隐”的发展态势。在古诗诗体形式成熟完备以前，人称代词作为抒情主人公的发声者及代言人，在集体创作和早期文人创作的诗歌中常常可见。在集体创作中以诗经和乐府民歌为代表，

8、其中既有第一人称抒发内心感受的诗作，也不乏第一人称与第二、第三人称之间的对话交流，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小雅采薇）“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魏风硕鼠）“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东门行）文人创作中以楚辞和先秦至两汉时期的文人创作为代表。如屈原离骚在人称的使用上词汇丰富且数目繁多，包括第一人称“朕”“余”“吾”“我”、第二人称“汝”“尔”“君”、第三人称“其”“之”“彼”等，涵盖了当时大多数人称代词的用法。先秦至两汉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与文化语境，以及诗歌形式较为自由多元的松散范式，使得文学主体的精神表达具有较为开放的空间，而主体呈现也会表现出特有的限度。历代民间诗歌从精神主体到诗歌形式

9、的不拘于诗歌规范束缚的自由姿态，决定了诗歌人称代词表现的多样形态,当然也只会处于一种较为简单的呈现样式。而当诗歌创作技法日益成熟并形成特有的审美范式后，人称代词在古代诗歌中急剧减少。表现之一是人称代词的多样化形态向较单一化发生转移。以唐代为界，不难发现唐以前的诗歌在人称代词的词汇选择上远多于唐以后。以魏晋时期的诗歌为例，就有“我”（“彷徨忽已久，白露粘我衣。”曹丕杂诗）、“吾”（“边城使心悲，昔吾亲更之。”王粲七哀诗）、“余”（”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嵇康幽愤诗）、“已”（”已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蔡琰悲愤诗）、“汝”（“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子”（“借问子何之？世

10、网婴我身。”陆机赴洛道中作诗）等三身代词和“君”“妾”（“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曹植七哀）等称谓名词的交叉使用。对比之下，唐以后的诗歌（尤其是近体诗）多用称谓名词来指代人称，三身代词使用甚少。由此带来诗歌人称的第二个变化：由直指转向屈指，人称代词在诗中的直接占位演变为隐匿到诗后。从创作观念来看，唐以来的诗歌趋向于追求人与宇宙、自然合一的忘我境界，由此带来诗歌从早期自由直白的情感抒发向含蓄敦厚的古典审美意境的转变。此外，唐以后的诗歌体例日趋纯熟，必然要求诗歌创作遵守严密的格律规范。为满足诗歌严格的字数限制与对仗性的工整，人称代词及虚词等能够为读者于诗外意会而又不影响诗意表达的词汇自然被剔除到

11、诗句之外。清末民初时期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与转型的历史阶段。受时代思潮和外来新事物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在思想观念还是内容题材及语言表达上均呈现出与传统古诗相异的趋势。诗歌创作相比以前更为注重个人的存在，不再刻意隐匿人称。至“五四”时期，对个体精神的彰扬达到高潮，人称代词开始大量涌入现代新诗。必须看到的是，无论是人称代词自身词汇、句法、语用等语言形式的变革，还是其在新诗中的发展成型，均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而是在社会文化因素的参与下，经过长期地选择、较量、淘汰与磨合后最终形成。清代以降，诗人对人称代词的态度从有意回避逐渐转为欣然接纳。根据清至近代诗歌在人称代词上的使用情况显示9,“我”

12、“吾”“汝”“尔”“君”的使用最为普遍，同时也有“余（予）”“老生”“老夫”“臣”“诸君”“侬”“郎”“妾”“女公子”等人称的掺杂使用，表现出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增多、各式新旧人称代词杂糅并存、传统人称逐渐向现代人称过渡转化的特点。以黄遵宪的今别离为例，这首诗以古乐府的形式将传统离别相思主题与西方现代科技术语融为一体，颇受时人关注。值得关注的还有其中多个人称代词的叠加使用。诗中既以“妾”“君”等称谓名词来自称和他称（如“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营造出传统古诗含蓄缠绵的古典意境；也运用“我”“汝”这样的三身代词构成你我之间的交流互动（如“双悬可怜影，汝我长相从”），使诗歌初具现代意味的对话性；

13、此外，自称代词“我”和称谓名词“妾”的互换叠加（“君魂倘寻我，会面亦难期。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使诗歌中的主体性意识得以初步彰显。可以说，近代诗人对诗歌人称代词的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古诗含蓄蕴藉的审美传统，使诗歌语言风格开始转向明白晓畅，同时为人称代词在新诗中的进一步发展和定型奠定了基础。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推动下，古代汉语长期秉持的语用传统被打破，现代汉语的语法思维模式逐步建立。现代白话文的诞生，对传统文言文句式表达产生巨大冲击，随之使古代汉语交际中的典雅化人称日渐被现代汉语的日常化人称取代。“五四”前后新诗在人称代词的取舍上具体呈现出以下几种态势：其一，除了“君”“卿”等少数不

14、确指称谓仍有保留使用以外，古诗中常见的“贱妾”“老夫”等传统称谓名词大部分已走向消亡，而“俺”“你老”“大家”等富于方言特色的人称代词取而代之在新诗中出现。如胡适的诗作示威：“俺做事一人担当，/怕死的不算好汉！”人力车夫：“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平民学校校歌：“大家努力做先锋,/同做有意识的劳动！”现代口语化人称的进入，使诗歌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从贵族化、典雅化向大众化、平民化的倾向靠拢。其二，复数人称词缀“们”和第二人称“你”入诗，可谓现代汉语人称代词在“五四”以来的诗歌表达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古诗中无直接可用的复指人称，只能在三身代词后加上“辈”“等”构成复指性称谓，如“吾辈”“尔

15、等”，指义含糊不明。现代汉语以“们”作为复数词缀，使复数人称用法趋于规范。此外，不同复数人称语义上的细微差异对诗歌表达产生了相异效果。以“我们”和“咱们”为例，王力认为，虽同为第一人称复指，“咱们”把对话人“你”包括在内，“我们”则不包括对话人：“咱们=我+你（或再和别人）,我们=我+他或他们（但没有你在内）”10o试比较以下两例诗句：胡适示威？：“咱们天桥瞧热闹去。”以口语化人称“咱们”表述诗中人物话语，将主客体的距离拉近，显得亲切生动，符合初期白话诗歌浅显直白的语言要求。冯至别离：“我们招一招手，随着别离/我们的世界便分成两个。”运用的人称代词是“我们”，目的在于描述一个基本的事实，并未邀

16、请对话客体的参与，相比“咱们”要正式且语气更为客观化。在第二人称的处理上，古诗多采用特定的称谓名词或敬语（如“君”“子”“公”“翁”等）在主客体之间造成疏离感。由此一来，形式上在场与主体产生交流的客体实际上是并不在场的他者，我和你的关系本质上仍然不过是我和他的异在关系”11,整首诗其实仍是主体个人情感体验的抒写。新诗直接以“你”来称呼对话客体，抹去了主客体的不对等身份差异，营造出一种平等交流与情感互动的氛围，使诗歌实现由独抒性灵向现代开放对话模式的转型。其三，第三人称代词在诗歌创作中出现分化。在早期白话诗里，无论是指代女性（如胡适病中得冬秀书：“我不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我总常念他，这是为什么？”）还是指代事物（如周作人小河：“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他曾经稳稳的流过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