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亦农《就义诗》和杨匏安《示狱友》考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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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亦农就义诗和杨匏安示狱友考辨【摘要】据文献记载，罗亦农和杨匏安两位烈士在牺牲前均留有就义诗。罗亦农就义诗与杨匏安示狱友前四句诗中的三句内容完全一致，二人各自作诗的可能性较低。长期以来,围绕两首就义诗开展研究和宣传的文章似乎总是“互不干涉”，鲜有针对诗文作者的考证文章。近翻检史料，发现多篇尚未引起学界注意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罗亦农遗书及杨匏安遗诗的文献资料，基本可以证明广为流传的就义诗句出自杨匏安示狱友，而罗亦农牺牲前作就义诗一事系误传。【关键词】杨匏安；罗亦农；示狱友；就义诗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大规模搜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许多仁人志士在牺牲前留有就义诗，以表志向。根据文

2、献记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罗亦农和杨匏安在牺牲前均留有就义诗。罗亦农文集收录就义诗，诗文为：“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杨匏安文集收录示狱友，诗文则为：“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这两首诗常见于各类研究论著和宣传资料,但是对于其真实性却缺乏扎实的考证，存在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从内容来看，罗诗为四句，杨诗为八句，在前四句中，二者除第三句文字略有差异，余三句内容完全一致，各自独立完成的可能性较小。从两位烈士牺牲时间看，罗亦农牺牲于1928年，杨匏安牺牲于1931年，如罗亦农确有遗诗，则罗诗在前、杨诗

3、在后，是否存在杨匏安在罗诗基础上增加四句的可能性？若此诗为杨匏安就义前所作，则不存在罗诗。本文拟在系统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作一番考证，并略陈己见，以期厘清事实。一有关罗亦农就义诗的证据并不充分有罗亦农就义前曾留下遗诗的说法主要源自罗亦农的妻子李文宜和他在上海龙华看守所的难友李逸民的回忆。结合罗亦农牺牲时的新闻报道来分析，发现此类回忆的可信度存疑。首先，从罗亦农临刑前的新闻报道来看，罗亦农留下的是遗嘱或家书，而不是遗诗。作为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罗亦农从被捕到英勇就义，当时的新闻媒体都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尤其是其被执行死刑前的情况。1928年4月22日，申报发表的报道表示：“昨日下午三时

4、，军法处将罗犯由陆军监狱署提出，验明正身，由军法官宣判，主文处决死刑，并询罗犯生前有无其他口供。罗则要求将致其家属一书，代为转达云云。讯毕，即由侍卫兵将罗犯捆绑，押赴斜土路枪决。”同日，时事新报发表的报道包括“被捕经过”“枪决情形”“罗之口供”“罗之略历”“布告罪状”等五部分，其中关于“枪决情形”则表示：“罗知死期已至，即求予笔纸各一，让作遗书。军法官照准后，罗即写遗书一通，为告其家属之遗言，约三四十字，字句简练，字体亦甚苍健。书成后，即由四十余名之武装兵士，押解至斜土路执行枪决。临刑时，不改常态，并微带笑容”。从上述两报的报道可知，罗亦农就义前留下的是遗嘱或家书，而完全未提及遗诗。事实上，不

5、仅申报时事新报等主流大报未提及罗亦农牺牲前曾留下就义诗，而且当时上海善于挖掘奇闻逸事的小报所作报道也基本如此。报报发表了该报创办人胡憨珠（署名探子报）亲自撰写的报道，称：“验明正身时，罗索纸笔作遗书，潦潦书三十余字，字迹秀逸，词句雅隽，惟味其语气，似非遗其家人而遗其党人也。罗出监狱，由兵士四十人卫之赴斜土路刑场。自出狱至就刑，神色不变，态度从容。”报报的发起人和骨干均为上海各主流大报的编辑记者，有较为可靠的消息来源，上述报道当有一定的可信度。此外，与国民党当局关系并不融洽的小日报对有关细节作了更深入的报道，称：“询以有何书词遗其家属。初则默然，继忽又握笔书数语与其妹氏，或谓中有请仍努力工作一语

6、。惟未书妹氏之住址，询之数四，罗坚不肯言，云可刊登各报，吾妹定能阅悉。然司令部以未便宣布此函，故迄今犹未披露于各报广告栏也。”其次，从李文宜的有关回忆来看，前期均只提到罗亦农留下了遗嘱，后来才提到他还留有遗诗。李文宜在1958年撰写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了罗亦农牺牲第二天的情况，称：“一个同志告诉我，亦农牺牲了，并且交给我一张遗嘱，其中写有学我之所学J她在1982年撰写的纪念文章中透露了更多有关罗亦农遗嘱的具体内容，称：“亦农在给我的遗嘱中说：哲时，永别了，灵其有知将永远拥抱你，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这两篇文章均只提到罗亦农遗嘱，而并未提到遗诗。直到1990年，她才在其撰写的文章中表示：“罗亦农临

7、刑前从容不迫地写了遗嘱和遗诗: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考虑到回忆史料的特性，同一人越早的回忆可靠性越高，后来的回忆则容易添加主观想象或他人所言的内容，从而导致失真。再次，关于所谓罗亦农遗诗的主要依据是李逸民的回忆，但他的说法亦前后不一，其可信度存疑。1981年4月李逸民接受学者金再及访问时，谈到他出狱后曾向党组织提交过1928年和他同监的罗亦农烈士就义前写的诗一首。他还表示金再及在中央组织部罗亦农档案中发现的“一九二八年春罗亦农同志就难时的诗”是他本人的字迹，而那份抄有诗作的纸张就是他“当年交给中央的原件”。与此言之凿凿不同的是，他又表示自己当时在军队工作，与地方工作

8、的同志不熟，并不认识罗亦农，直到罗被枪毙后，才从狱中的同志处得知，而所谓罗亦农遗诗则是和他同牢的一个同志告诉他的。据该同志对李逸民所述，”这首诗是罗亦农就义前，知道自己即将被敌人杀害，在看守所写的，不是在刑场上写的。当时他怎么会知道这首诗的，我也搞不清”。由此可见，李逸民并不是与罗亦农同监，他提供的有关罗亦农遗诗的信息也完全是间接的。此外，1979年3月李逸民在参加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邀集的曾经被拘押于苏州军人监狱的部分在京老同志座谈会发言中，并未提到与他同牢的同志曾向他转述罗亦农遗诗一事。李逸民1979年和1981年前后两次回忆，对这位同牢的同志的出狱时间记忆不一致，甚至对罗亦

9、农牺牲时间的记忆都出现了错误。因此，在未掌握其他确凿证据之前,不宜轻易采信李逸民所谓“这首诗是罗亦农写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以及“罗诗在前，杨诗在后，显然，杨匏安同志在牺牲前已知道了罗亦农同志的这首诗，因此，从中借用了几句”等说法。最后，罗亦农文集收录的就义诗注释谓“一九三七年，与他同监的李逸民同志被释出狱，将抄录后珍藏的此诗带出狱外，并于同年去延安后交给中共中央组织部”，而罗亦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刊登的字条影印件下方说明文字则称“图为一九三八年李逸民同志书写的罗亦农同志就义诗，当时交给中组部。原件现存中组部罗亦农同志档案内”。两处提及将罗诗交给中组部的时间居然不统一，其可信度自然要再打折扣。综

10、上所述，关于罗亦农遗诗的证据并不充分，还有待查证,那么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有关杨匏安诗作的证据是否可以站得住脚。二有关杨匏安示狱友的证据较为充分目前研究杨匏安诗作的论著，多引用1959年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刊载的狱中诗或杨匏安后人在邓颖超处抄录的诗句。笔者近检史料，发现多篇尚未引起学界注意的20世纪30年代有关杨匏安诗作的文章，另有难友胡向荣、郑超麟等多位当事人的回忆，为杨匏安作就义诗提供了证据。（一）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新闻报道明确提到杨匏安的就义诗杨匏安于1931年8月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当时未见有新闻报道，可能是国民党当局刻意封锁消息，毕竟大革命时期杨匏安曾在国民党中央担任要职

11、，与国民党高层关系熟稔，具有较大的影响力。1934年6月30日，上海社会新闻刊出杨匏安与罗绮园之死一文，公开了杨匏安牺牲的消息，并明确提到杨匏安牺牲前留下了就义诗，称：“后来，杨自知不免一死,用笔题了一诗在监房的墙壁上以自明！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投止穷张俭，临行笑褚渊。行矣从此别，相视莫潸然。诗中临行笑褚渊之句，即是讥讽罗绮园的。”此后，有多篇关于杨匏安就义诗的报道公开发表在媒体刊物o1934年7月17日，署名湘如的人在北洋画报上发表题为杨匏安尽节诗的文章，对杨匏安的就义诗给予了高度评价。文称：“杨自知不免，其在监房题壁云：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

12、当前。投止思张俭，临刑笑褚渊。行矣从此别，相视莫潸然。所谓临刑笑褚渊者，乃指其同逮有罗绮园者，尝欲向当局悔过自新，求贷一死，而终亦不可得也。诗极悲壮可诵，可与谭嗣同望门投止思张俭，汪精卫慷慨歌燕市二作同垂不朽。近载于某刊物上，盖事过境迁,亦所不讳矣J此处诗文与社会新闻刊载的版本仅有二字之差，前文为“穷张俭”“临行”，此为“思张俭”“临刑”，有可能与前文为同一来源，或源于前文。1937年6月3日，辛报刊文表示：“于是，他就在狱房的壁上题了一诗，除了说出自己的抱负外，并对罗绮园的行为及感情加以深切的讥讽。原诗是：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投止穷张俭，临行笑褚渊。行矣从此别，相

13、视莫潸然。”此文所刊杨匏安就义诗与前引社会新闻者相同。1939年8月25日，动向杂志刊发了题为杨匏安狱中遗诗的文章，称：“杨匏安从容就义,赋诗言志，令人读之动容。诗有训子寄妻诸篇，不知有否流传于外，犹记其示同志诗一首，兹特录出，免致湮灭。所谓迟行笑褚渊，指罗绮园也。”文中所刊杨匏安就义诗内容与前引版本稍有不同，具体如下：“慷慨登车去，临难节独全。余生无足恋，大敌正当前。投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者番成永别，相视莫潸然！”此一版本，据郑超麟回忆，是他们“把杨匏安的绝命诗发表在1939年动向上”。作为早年曾与杨匏安有工作交集的狱友，郑超麟的回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20世纪30年代多篇关于杨匏安就义诗

14、的报道可知，当时就普遍认为杨匏安确实留下了就义诗，并且诗的大体内容也基本一致。除了新闻报道，众多当事人的回忆也可提供旁证。（二）众多当事人的回忆证实了杨匏安就义诗的存在众多当事人的回忆，虽然在细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无一例外均证实杨匏安在牺牲前确曾留有就义诗。其一，杨匏安的同难狱友胡向荣的回忆提供了直接证据。1984年8月，胡向荣在接受上海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尤亮的访谈时表示：“杨匏安被捕后，还作过不少诗，我亲自看他作过好几首诗，对他的诗特别喜爱，可惜事隔五十多年，已记忆不清了。有一首著名的就义诗，是杨匏安在租界巡捕房引渡到侦缉队途中囚车上作的。记得头两句是：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这首诗先是在侦

15、缉队牢房被大家传诵，后来到龙华看守所也曾被传诵一时杨匏安的诗除了表现一个革命者坚强的革命意志外，还有它的独特风格。”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回忆。胡向荣自称亲眼看过杨匏安所作的诗，并指出杨是在囚车上作此诗，可知“慷慨登车”的“车”为“囚车”。又提出诗文先后在侦缉队牢房和上海龙华看守所传诵。据查证，杨匏安最后一次被捕，曾被关押在租界的巡捕房、侦缉队、上海龙华看守所等地，可与胡向荣的回忆相互印证。其二，邓颖超曾手抄保存杨匏安遗诗。1945年1月3日，杨匏安之子杨明（即杨宗锐）曾在邓颖超处见到了她手抄的杨匏安诗作死前一夕作示狱友，并将其抄录在了一张纸条上，诗的内容是：“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

16、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周恩来与杨匏安是亲密战友，曾共同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残酷的地下革命斗争，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杨匏安被捕后，周恩来曾策划营救，但因国民党当局很快就下达处决命令，计划最终落空。杨匏安牺牲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十分关心烈士家属，曾在很长一段时间照顾杨家后人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多次给杨明写信，关心其成长和进步。因此，邓颖超手抄保存杨匏安遗诗之事基本可信，并且可能有两重目的：一是纪念牺牲的战友，二是继承、弘扬杨匏安的革命精神。其三，曾被关押在上海龙华看守所的黎少岑的回忆提供了间接证据。1959年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一经印行便受到人们的关注，第一次印刷10万册，不到半月便争购一空，之后又增印多次，仍供不应求。该书收录了杨匏安狱中诗，注释为：”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