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里制性质索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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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代里制性质索隐摘要:西周里之民居单位说和度制单位说各有依据,但各执一偏。从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层面考察,在西周宗族城邦时代,里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民居单位和土地管理单位的统一体;里君由贵族担任,是国家政务官,既治民亦治地,而以治民为主。随着宗族城邦向领土国家转变,国野之别消弭,原隶属统治宗族由宗主支配的农夫、土地逐步隶属国家,里在国家行政结构中的地位下沉,“书社”即这一过程的历史体现,而非史家认为的农村公社。至战国,领土国家形成,宗族血缘关系从国家行政中剥离,新型户籍制度形成,国家直接控制编户和土地,以人量地、以地治民、人地合一控制体系法典化,里成为人地并治并以治民为主以保证国家赋役最大化
2、的基层行政单位。西汉授田制瓦解,里蜕变为基层民居组织。关键词:先秦;国家形态;里;人地合一传统史家一致认为西周之里是民居单位,里人、里君是治民之官,现代学者以金文益证其说。1986年,史建群首先对传统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西周时期的里“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在金文中,其含义是指一片土地”,“随着书社的诞生而成为地域组织名称”,但这一论证没有继续,未引起学界重视。2011年,沈长云和李秀亮以金文为主要依据,从文字和制度的不同层面,系统论证西周之里是度制之里、田里之里,里人、里君是治田之官,民居之里是春秋以后的制度。诸多学者对此观点进行了系统商榷,认为传统认识不误。笔者以为,旧解新说,各有依据,均揭示了西
3、周里制性质的一个方面,但各执一偏,缺少全面考察。原因在于就里制论里制,忽略了里制与国家形态、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关系。将里制与国家形态、社会结构统一分析,则不难发现:西周之里是宗族城邦下“治民”与“治地”的统一体,既是土地计量单位,也是民居单位;里君既是治民之官,也是治地之官,同时执掌朝政,由贵族担任,远非后世里吏可比。降至战国,领土国家形成,土地和人口均属于国家,人地合一控制体系法典化,里下沉为人地合一的基层行政组织,里君演变为基层小吏。试为此文,就教于方家。一西周民居之“里”与度制之“里”的统一性传世文献关于“里”的明确记述,就目前而言,以尚书为最早。尚书酒诰云:“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
4、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尚书毕命云:“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一四、卷一九,(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207、244页。】许慎说文:“里,居也,从田从土。”段玉裁注云:”郑风:无逾我里。传曰:里,居也,二十五家为里。周礼载师:廛里。郑云:廛里者,若今云邑居矣。里,居也。县师郊里。郑云:郊里,郊所居也。遗人:乡里。郑云:乡里,乡所居也。遂人曰:五家为邻,五邻为里。谷梁传曰:古者三百步为里。”谓“从田从土”为“有田有土而可居矣。”【(汉)许慎撰,(清)
5、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94页。】这些记载均释里为民居单位。这些资料众所周知,无需赘举。就文意言,释里为民居单位,并无错误,但并不全面。本文先讨论“里”与“民”身份的关系。西周存在国野之别,因而,我们要讨论里的性质首先要区分里与国、野的关系,即“里”之在国,抑或在野问题。笔者以为,作为民居单位的“居里”之“里”均指城一一“国”内之里,这决定于当时的国家形态。西周是宗族城邦的发展形态,虽然有了后世的王朝观念,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汉)毛享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疏:毛诗正义卷一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63页。】
6、就是这一观念的集中表达,但就国家形态而言,本质上依然是宗族城邦,只是有了中央邦(天子之邦)和地方邦(诸侯之邦)的等级之别。无论是天子之邦还是诸侯之邦,均以“城”为核心,城、邦一体,居民无论身份、职业均集中居住于“国”,按身份、宗族与职业分别居于城内和郊区的不同区位,尚无后世的城、乡之别。当然,这里所说的“国”并非限于某一个城,而是包含着系于“国”(国都)而治的若干规模不一、高低不等的“邑”在内。这些邑有的是因人口繁衍发散形成,有的则是原生的聚邑,人口多寡不一,均隶属国、系于国,这是后世县的由来。所谓的国野制度、国野之别,是逐步形成的历史结果,国人和野人之称并非得名于空间差异一一“国人”居于“国
7、”,“野人”居于“野”,而是政治权利的体现。“国人”是国家主人,享有政治权利,相当于自由人;“野人”是被统治阶级,没有政治权利,是非自由人。二者都居住于城邑之内,并非在空间上泾渭分明、分别居住在“国”与“野”。【西周国家形态问题,侯外庐首先明确宗族城市国家说(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3-205页)。限于时代,侯外庐没有对宗族城市国家形成过程及夏、商、西周宗族城邦的演进作说明。田昌五在理论和史实不同层面予以系统阐释,形成新的理论体系(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133页;田昌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385-4
8、15页)。关于县制的起源与国家形态关系,参见臧知非:论县制的起源与古代国家结构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第214-241页。】班固谓井田制下“在野日庐,在邑日里”,“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21页。这“在野日庐,在邑日里”说明邑与野有别,里是城邑内亦即“国”内的民居单位,“庐”是处于“野”的临时性居住单位。农忙时节,因农事需要而“毕出在野”,农事结束则“毕入于邑”,正说明“邑”内是社会各阶层、各阶级共同居住区,因身份而居于相应的里之内。这虽然是汉儒对圣王之制的理解,但有一定的历史碎片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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