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三议“党史研究编辑学”的学理建构.docx

《【党课讲稿】三议“党史研究编辑学”的学理建构.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党课讲稿】三议“党史研究编辑学”的学理建构.docx（26页珍藏版）》请在优知文库上搜索。

1、【党课讲稿】三议“党史研究编辑学”的学理建构【摘要】无论从“学术”的本质还是从党史研究的基本发展特征来看，“回应时代”都应成为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秉承的一大核心价值理念。精准把握党史研究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以及“回到政治（学）”的组稿原则，既是党史研究学术期刊感知时代精神和时代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学术编辑实现身份转换和价值提升的必由之路。“做期刊”的新型理念集中承载了学术期刊对于时代精神和时代议题的深切把握以及由此形塑的具有公共参与性质的学术生产与再生产，今后应当继续强化学术编辑“回应时代”的工作伦理。【关键词】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回应时代”；工作伦理“党史研究编辑学”

2、为重视和概括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学术编辑活动提供了一种概念框架和理论平台，这固然主要基于充分观照和扬弃党史研究以及相关学术编辑活动之学理特殊性的考量，但从根本上旨在推动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将尊重“学术”的内在本质、遵循学术活动的发展规律和张扬现代学术精神作为核心价值理念与根本办刊方针，激发学术编辑在推动党史研究新型学术化进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应当说，党史研究学术编辑工作本身的科学化和理论化，既是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在新的时代情势下面临转型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学术编辑工作适应和促进时代进步与学术进化的必由之路，极大地昭显了学术研究“回应时代”的本质维度和根本价值。从笔者之前所论党史研究学术期刊

3、编辑的职责和使命、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与学界的关系这两大核心议题以及关涉学术编辑工作的几乎所有程序和维度视之，实际上都在力图反映或推动解决党史研究学术化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具有时代性的问题和不足，渗透着浓重的时代背景和时代考量，构成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努力“回应时代”的载体和内容。易言之，“理想”与“现实”、“意义”与“时代”如此紧密地会通在党史研究学术编辑工作的所有层面，证明没有脱离时代的学术编辑工作，学术编辑工作必须面向自身所处的时代，进一步回归并强化“回应时代”的工作伦理。在这方面，编辑学界业已取得较高程度的共识，诸如文史哲探索与争鸣开放时代等很多学术期刊的长期组稿实践，就充分彰显了

4、“努力做大时代的捕风者”“努力做大时代的同行者”的思想以及“不入主流，难成一流”的要求。但在党史研究领域，关于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回应时代”的理论依据和践行路径等一系列问题，相关的学理言说尚较鲜见，存在很大的理论建构和学理阐释空间。从根本上说，中共党史研究以及相关的学术编辑工作对于现代学术精神和本质的追求，绝非一个群体、一个时代就可以完成并定型的事业，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迁或进化，可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这也正是党史研究之所以具有显著历史学特性和属性的缘由之一，其优势和魅力就在于历史科学所具备的包容性与灵活性，每个时代的研究者都可以在当时最为突出的史料、视角、理念、方法、思想和理论

5、等资源的支持下，重新梳整、认识和理解党史，从而为党史书写带来既有延承性又有时代感的鲜活气息。党史研究者可能以毕生之力所关注的研究对象，都是在与充分的“他者”因素特别是与整个“时代”“社会”氛围的互动过程中形成自身的个体性和独特性的，真正脱离”时代”“社会”的事件或人物无法进入历史脉络并成为后世研究者的历史叙事对象，而后世研究者之所以选择特定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并取得一定的学术成就，也恰恰与研究者本身所处“时代”“社会”的情势、条件、感觉和价值等一系列因素密切相关。这种“双重时代性”“双重社会性”既构成党史研究对象本身的学术合法性，也构成党史研究者在学术活动中的主体性特征，必然产生“创新求

6、变”和“回应时代”的强烈要求。很多优秀学者往往敏感于与历史结构有着内在密切联系的现实议题，并力图透过党史研究来探讨这些垣实议题由以生成的脉路和原因，甚至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方法或方案（常常体现为历史的哲学思考或历史的经验教训总结）。当这种努力逐步聚集并形成具有一定能量的学术气势，也就构成了党史研究发展的特定学术结构和时代气象，进而推动学术研究的不断更新和发展，这就是学界所主张的“活”的历史。同时，作为“学术”本质维度之一的“追求真理”之“真理”，绝非抽象之辞。“真理”具有超验性，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普遍性价值和共通性议题，但也往往体现在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和人文价值的时代议题以及相关的历史问

7、题上，更体现在特定时代情势下历史研究者对于人类永恒价值的坚守与践行以及反思与重建。由此论之，中共党史活生生地镶嵌在研究者身处的现实生活及其架构之上，而不是脱离了现实世界的冷冰冰的“自在物”，党史研究者不仅要努力展现历史的复杂感和人文性，而且要坚决彰显历史的现实感和时代性，这就决定了包括学术编辑活动在内的整个党史研究的治学理念、史料来源、理论资源、问题意识以及书写规范等必须进行及时调适,绝不能耽于现状、不思进取。作为“学术”的三大本质维度，”创新求变”“追求真理”“回应时代”之间具有彼此支持的严密逻辑关系，“回应时代”正是沟通“创新求变”和“追求真理”的重要中介逻辑环节。更直接的原因还在于，作为

8、政治性和现实性非常显著的一个研究领域，无论是党史研究的基本形态还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启动的历史学化进程，本身就带有“与时代同行”的价值取向和鲜明特色，特别是整个80年代的党史研究对于时代精神和时代议题的回应，具有高度的历史和学术典型性，充分反映了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40多年来，尽管“与时代同行”的内容、结构和情势不断更动，且对党史研究的不同形态施加着程度、意义和价值均有所不同的影响，但其作为具有根本规制性的研究语境和学术生态则始终没有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理应或必须在编辑活动的全流程中持续开掘和深化党史研究“回应时代”的潜在能力，继续彰显党史研究“与

9、时代同行”的特质与气象，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助推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取向更好地选择和重塑“回应时代”的内容、途径与结构。当然，受制于近十几年来国家和社会的急剧变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学术研究环境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学术评价体系的主导性增强、学术考核机制日趋固化、学科设置不断细分等情势，包括党史研究在内的很多学科的研究者埋首于学术论文的批量生产和快速写作，或者逐步削弱乃至丧失了对于现实和时代的及时感知能力，或者不再对真正的时代精神和时代议题产生足够兴趣，或者将时代精神和时代议题完全等同于纯粹的现实政策注解和释读，从而极大地减损了党史研究以及相关学术期刊在“回应时代”方面的感知与能力。应当说，这既是党史研究学术

10、期刊及其编辑积极“回应时代”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也是对此作出重新检审和修正改善的时代机遇。总而言之，无论从“应然”层面还是从“实然”角度看，“回应时代”都是党史研究本身和学术期刊所共同拥抱的一大核心价值理念。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降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以及相关学术编辑工作的具体实践观之，“回应时代”绝非抽象的原则、价值和理念。作为党史研究成果的学术评论者之一，学术编辑只要努力践履自身的职责和使命，积极与学界展开互动与交流，总会强烈感受到党史研究的整体学术进步、很多学术论文存在的不足与整个时代的宏阔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因果逻辑，总是希望新一代的党史研究者能打造一种具有高度“时代性”“时代感”的学

11、术形态。简单言之，就是学术化的党史研究及其发展和转型要“对得起这个时代”“配得上这个时代”“推得动这个时代”。近十几年来，整个世界形势的衍化和中国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信息社会的加速更迭远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未来的党史研究新型学术化形态就理应充分匹配这种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及其带来的学术研究条件的改善，在党史研究的选题抉择、研究理念和书写规范尤其是科际整合和学术融通等诸多方面，理应超越之前各个历史时期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准，形成完全不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21世纪初期党史研究学术结构的新气象。譬如，在史料的搜集与利用方面，研究者是否应该摆脱过于依赖党史基础文献（含领导人著述）的研究取向和写作形态？如果在

12、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某个问题的思想演变或理论分析之际，研究者仍然仅仅局限在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基础文献系统并主要据此展开论述，那么这就是缺乏“时代性”时代感”的一种研究思路，就没有充分反映时代的进步，从而也就无法更好地助推党史研究的创新发展。在选题性质方面，是否可以超越简单的局部和个案研究，将相关历史知识和思想资源整合到更多具有统贯性的历史“问题”“主题”或“议题”上来？是否应该更多地沉潜至历史的中层和底层，挖掘更多历史层次和面相，打通上中下、左中右的历史结构？比如，在中共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中，研究者若能彻底打破单个根据地研究的传统治史思路，尝试在“地理大区”的范畴下

13、探索各个根据地之间的内在历史联系，或在特定“问题”“主题”或“议题”的统摄下凸显各个根据地之间的“共通”“共有”的历史，那么“新革命史”的研究理念无疑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扬弃。从理论上讲，宏观历史问题因具有综合、整合的性质而最能反映时代与学术的进步，能在一定程度上观照甚至解决时代的幽暗面一一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由基础设施更新换代所带来的急剧变化的世界和社会里，时代进步会带来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包括工作和人生）的高度不确定性。而宏观层级的历史建构与哲学思考有益于增强历史和人生的确定性，增强人们对于未来的信心与理想，故而“以正确方式进行的历史研究能使我们在现在的重压下得到喘息之机”。质言之，具有学术

14、新意的宏观史议题的确定与论证，往往体现了一种人生、现实与历史的沉重交织，而缺乏人生感悟和精神动力以及由现代信息社会所带来的人性迷失等症结，正是目前宏观史议题趋弱、新型“宏观叙事”缺位的根本原因。与此相关，从写作结构和叙述气象上来看，党史研究是否有必要从“叙事导向”更多地转向“问题导向”或至少实现二者并举、同等重要？尽管叙事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但身为象牙塔中人，受惠于人民艰苦创造的福利以及国家体制提供的优越条件，党史研究者就绝不能仅仅通过历史叙事来回应或回馈时代进步，理应不断关注攸关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长远发展的“真议题”及其与历史脉络之间的深度关联，以此作为审视、理解和重构历史的依据与动力

15、。这既是党史研究者的学术职责所在，也是党史研究者作为现代公民的义务所在。由上可见，映照时代精神、承载时代议题的仍然是各种类型的“问题”“主题”或“议题”以及各个层级的研究领域或论域，毕竟“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对于党史研究学术期刊来说，偏好选择发表何槿研究选题和领域，当然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式议题，需要党史学界投入更多精力加以探讨。但无论如何，学界素常所称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一般均与时代精神和时代议题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不妨可从此入手，积极定位“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并据此不断落实和调适相关的组稿工作。只要把握好党史研究的“重

16、点”“难点”“热点”问题，学术期刊一般就能获得较好的时代感知度，从而在坚守和强化“回应时代”的工作伦理之际保持和提升组稿水准。至于何谓“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同样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必然言人人殊，不同期刊乃至同一期刊的不同编辑会作出不同判断，这就既需要不同期刊、不同编辑之间加强定期的学术探讨，也需要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与学界及时交流彼此的心得和认知，从而更为准确把握和科学调适“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选择与决断。笔者拟以十余年来跟踪党史研究进展以及具体编辑工作的经验和感受为据，尝试举例说明。就“重点”问题而言，“五四”史研究可谓学术生产与再生产的当之无愧的“常青树”，有效的历史研究长时期内未尝中断,特别是在逢五逢十的纪念时节，研究数量和质量都会再上台阶。最近20多年来的相关历史研究深度阐释和充分彰显了关于“五四”之“本事”与“言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再次呈现了五四时期社会文化生活高度的灵动性、变易性和进步性，有益于在更为丰富的历史脉络中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缘起和发展。最重要的是，“五四”不仅与中共建党初期这段划时代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