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四篇关于门阀士族的研究名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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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四篇关于门阀士族的研究名作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以门阀士族为中心的时代，门阀士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重要统治阶层。门阀士族的形成、发展及其衰落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唐长孺、胡如雷、韩昇、严耀中四位学者对此各抒己见，虽观点与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又存在一脉相承、相互启发的关系。梳理他们的四篇名作，对于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门阀士族；特色；一脉相承；相互启发门阀士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阶层，门阀士疑的形成、发展及其衰落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门阀士族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孙丽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崛起原因初探1与李俊恒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武威贾氏2两篇文章在魏晋

2、南北朝的总体视野下分别选择琅娜王氏和武威贾氏为个案进行探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区域性的政权颇多，门阀士族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孔毅3、张金龙4、刘国石5等学者对北方地区的士族进行探究；孙中旺吴姓士族与刘宋建国6、李兆成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7、王光照梁季江陵政权的始末及江东士族的社会的变迁8则是围绕南方地区的士族而展开。近年来，用多学科的观点综合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的兴衰史是一大趋势。北周、隋、唐初的士族政策与政治秩序9浅析士族在前赵及石勒前期不受重用之原因10魏晋时期的特权法与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11门阀士族的衰落与衰亡原因12从两晋南北朝士族的婚姻心态看门阀势力的衰落13等学术文献均从政治学或社会

3、学的角度展开探讨。思想文化是士族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于瑞琦14、邰三亲15等学者选择从思想文化角度论述门阀士族的兴衰。本文选择唐长孺、胡如雷、韩昇、严耀中四位学者的研究论文进行探究，试图通过梳理四篇具有代表性学术论文的观点与行文结构，分析、比较四位学者研究的异同之处。士族的形成与升降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演变中的“成本”因素四篇学术文献对于门阀士族兴衰因素的研究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地缘等方面，文章的观点和侧重点既有重叠又有不同，并且存在互相补充及拓展的情况。一、各抒己见，存在异同对于门阀士族的兴起与衰落这一主题，唐

4、长孺、胡如雷、韩昇、严耀中四位学者先后发表文章，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史观来抒其见。唐长孺先生在土族的形成与升降这篇文章中重点论证了九品中正制度对于门阀士族的作用。九品中正制是为士族服务的，通过这种制度可以保证贵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魏晋所重者是父、祖官爵，时代悬隔的远祖对于定品高低在魏晋时期并无重大关系，品之高低决定于一时权势。简单来说，中正考虑的主要是“当代轩冕”，而不是“冢中枯骨因而九品中正制度首先保证的是当代显贵家族的世袭特权。段灼谴责尚书台用人只据中正品第，刘毅论九品有八损琉，第一条就是谴责中正不公。中正官接受贿赂，趋炎附势，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土族”的现象。即使是土族高门，一

5、旦失势，中正就会使这一家的子弟降品。唐长孺提到联姻皇室对于一些家族的地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胡如雷先生在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土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用经济史观来阐释门阀士族兴衰的原因。汉末商品经济的严重衰落是导致门阀土族产生的主要社会根源。门阀土族政治地位稳固的根源是其经济地位长期相对稳定，而经济地位的长期稳定则取决于自然经济的强化。汉末商品经济衰落，永嘉之乱后城市破败不堪，商品货币关系被削弱，农民无法弃农经商，破产农民只能选择投靠于坞堡主和大族地主，人身依附关系随之加强，而大族地主又稳定地占有土地，这便是门阀政治存在的主要基础。这体现出自给自足的经济特点。同时，他也强调要注重礼法门风

6、的维持，以此来维系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保证政治势力不衰。土族走向严重衰落的原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广开了农民“舍本逐末”的出路，均田制的推行也使得部分依附农民成为受田的编户齐民。这使得大族对劳动者的占有趋向不稳定，超经济强制出现日渐削弱的倾向。土地买卖频繁，由聚族而居走向分户析产，因官徙居的现象日益普遍，宗族血缘联系不再紧密，人们的乡土观念日渐淡薄。士族礼法门风的败坏，同样影响到了门阀士族的政治地位。韩昇先生的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从文化和经济两个角度分析士族政治长期延续的原因。他认为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坚强有力，根源在于士族在乡里拥有巨大的社会及文化势力。在和平时期，狭窄的

7、官吏选拔途径只能以文化为考察的标准。具有家学渊源的世家大族在文化成本昂贵的时代占据绝对的优势。魏晋动乱造成国家文化中心地位的丧失是社会长期分裂的深层文化原因。士族能够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治理国家。而士族文化凝固成的“士业”门风,非一时风气流转就能改变。士族的强大势力根源于其宗族聚居的大家族形态，贵族豪强占有土地，拥有大量依附人口，加强了以乡村为根基的私家大族势力。而土族衰落的原因则是：国家重建新的统治体制；科举制、国子六学教育体制等的创立，重建了国家对文化的主导权，科举制打破了地方士族对国家用人的影响操纵；均田制瓦解，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繁荣，促使士族加速向城市移

8、动，逐渐远离乡村，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严耀中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演变中的“成本”因素一文中论证了门阀士族存在的合理性。成本因素在历史的演变中发挥着无形的作用。门阀在其鼎盛时期的东晋甚至能与皇权共天下，“这种情况之产生的原因是当时社会经济承担不起高度专制集权的行政系统之结果”16。权力都有着“控制欲”的天性，那些体现权力的机构规模都有着自我发展的倾向。魏晋时期的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以致朝廷的行政资源空前匮乏，承担不起一个强大行政机器所需的各种费用负担。门阀土族拥有私家部曲，当这些家族的代表人物被委任军职时，其所属部曲自然而然也就拥有了官兵的身份。例如，祖逖庵下的军队骨干全是他的族人

9、和部曲宾客，所以他死后祖约能代其军继续成为东晋北部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门阀土族能够使朝廷在军事上大大节约开支，从而使国家财政的支出与收入相匹配。因此门阀政治在当时的存在就显示了一定的合理性。总的来说，四篇文章最大的差异便在于选择的切入点与学者研究角度的不同。角度、史观影响结论，正是因四位学者选取研究的角度与史观的不同直接导致了观点的差异。唐长孺先生是从当时社会的政治制度即九品中正制为切入点，运用政治学说来强调土族地位与当朝显赫之间的关系。胡如雷先生从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此消彼长的角度揭示土族政治的根本变化动因。韩昇先生从土族向城市迁居的角度切入，综合分析文化、经济等因素。而严耀中先生运用经济史观

10、，从成本问题切入，探讨了制度兴衰背后成本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学者在土族定品的标准、宗族分化的缘由等具体方面的观点上存在着差异。在土族定品的标准上，唐长孺先生在土族的形成与升降一文中提到魏晋南北朝的“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基础是九品中正制，而九品官人是以郡望为基础的；而胡如雷先生则认为九品中正制首先保证的是当代显贵家族的世袭特权。在宗族分化的缘由上，胡如雷先生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瓦解了宗族的血缘纽带；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中提及士族迁往城市的主要动因是任官。不可否认的是，四篇文章在论证方法上具有相同之处。四位学者都是持历史唯物主义史观，认为历史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与阶级相适应的

11、组织形式和诉求是阶级冲突的主要着力点，也是历史研究的主要着力点。四位学者的文章都运用了丰富的史料，不存在孤证，而文章的语言简明且富有学科特点。在文章内容上，学者均认为大族聚居是门阀士族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士族重视礼法门风的维持。二、各有特色，相互启发唐长孺、胡如雷、韩昇、严耀中四位学者的研究方法各具治学特色。唐长孺先生独创性强，善于从一手史料中提炼自己的观点，并且在论证时注重举例，以此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与可信度。例如，在论证“魏晋时期定品标准主要是新贵”这一观点时，列举了晋书崇让论与晋书段灼传两个例子相互印证。胡如雷先生主要运用的是经济史观，其非常注重经济在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韩昇先生注重

12、对比，突出强调豪强与士族之间存在的差异，从而体现士族注重文化的特点。严耀中先生用“财务计算成本”的眼光分析士族存在的合理性，注重分析政府行政成本的高低。尽管四位学者在分析、论述时选择的切入点和研究方法不同，但四篇文章之间存在一脉相承、相互启发的关系。胡如雷、韩昇、严耀中三位学者在文章中均提到了大族聚居。胡如雷先生认为正是因为许多地主聚族而居，占有大片土地，才具备了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韩昇先生认为士族势力的根源就在于宗族聚居；严耀中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了大族聚居能组建军队，具有家兵色彩。唐长孺先生的士族的形成与升降对于胡如雷先生和韩昇先生的史学研究产生影响，具有启发意义。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

13、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提到：“唐长孺先生早已指出，九品中正制最初出现时，统治者创立此制只是为了把私人月旦评议变作官设中正的品第，只是以后才为门阀士族所操纵利用。只要士族这一具有生命力的阶层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实行任何选官制度都会被他们把持利用的。”17因此，他认为不应夸大九品中正制的作用，将其估计得很高是错误的。韩昇先生在文章开篇中提到：“汉代士族与魏晋以后的士族变化很大，唐长孺先生在土族的形成与升降一文中曾经做过探讨。”18由此，他认为不能把魏晋以后的士族视为汉代士族的简单延续，于是他分析了魏晋南北朝士族的乡村社会权力根基。在谈及门阀士族衰落的原因时，韩昇先生和胡如雷先生均认为农民起义并非主要因

14、素，并未越到推翻士族阶层的作用。胡如雷先生在文中强调注重礼法门风的维持，韩昇先生同样提及土族的礼法文化。韩昇先生在文中提到文化成本因素的影响，即科举考试并不一定就会对下层寒门有利，因为在古代读书的文化成本很高，这一点与严耀中先生全篇围绕的成本因素相呼应。三、探其缘由，溯其渊源四篇文章存在相同之处的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是史学通行的基础研究方法和史学大家必备的史学素养，其中包括史料的广泛运用、灵活的时界处理、历史辩证法的运用、创新的学术视野等。而上述所重点分析的四篇文章之间存在的一脉相承、相互启发关系亦是原因之一。四篇文章在土族定品的标准、宗族分化的缘由上存在分歧点，这与学者研究方法

15、、关注的细分领域和个人治学特色有关。史学研究受到研究者个人的立场、情感、经历、研究方法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所探讨的四位学者的治学观念各有侧重，而治学观念会影响到学者研究角度，从而影响结论。唐长孺先生被认为是中国大陆六朝土族研究的奠基人，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详尽地占有资料，考证流变，溯其渊源。他承考据学之精华，开唯物史学之学术先河。这种将唯物史观与实证史学相结合的治学理念，是唐长孺先生区别于其他几位学者治史的一大特色。胡如雷先生善于将历史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理论密切地结合在一越，其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具有极强的中国特色。文中多处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以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

16、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做法，利用社会基本矛盾解释社会变迁，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重要体现；胡如雷先生在文中肯定了士族建立了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庄园生产方式，同时肯定了他们对于南方地区开发所做出的贡献，他并不是一味地批驳士族并将士族定义为保守反动势力，这里不难看出辩证法中强调的一分为二看待问题被胡先生吸收内化，此外这里也体现了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念；胡先生指出只有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士庶界限模糊，假冒士族的人数增多，社会舆论才不会再对士族抱有敬仰，社会中仰慕士族的风尚会有所改变，这里体现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韩昇先生曾经说过，研究一个纽扣，并没有多少意思，但把纽扣放在一件衣服上研究，就有了不同的意义，具体的历史细节,很多并不说明什么，但把它放到整个历史脉络里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