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窖出土简牍性质初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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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井窖出土简牍性质初探从益阳兔子山七号井西汉简牍说起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领衔、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参与编纂的益阳兔子山七号井西汉篇牍一书，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湖南益阳兔子山七号井出土简牍2600余枚。从纪年来看，简牍主要是汉初吴姓长沙国资料，内容为益阳县署衙档案遗留，记录了当时长沙国辖下益阳县、乡等行政运作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当时基层社会的实录。对这批资料价值的介绍，笔者已撰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七号井出土简族述略一文，不再赘述。此次撰文，是希望探寻井窖出土简牍的性质。自19世纪末以来，以甲骨、金文、简牍、敦煌遗书等为标志的出土文献，逐渐成为海内外学界普遍关注的对象，引领学术研究潮流一百

2、余年。以“地不爱宝”（大地不吝啬它的宝藏）来形容这些资料的层出不穷，是没有问题的，当前学者亦热爱这些资料。然而，古人如何看待这些资料？尤其是频频发现的井窖简牍。这一问题，始终萦绕在笔者脑海中不得其解，直到有幸仔细学习七号井所出简牍，方才顿悟。湖北、天津等地虽有若干井窖简牍出土，但数量较少，参照意义有限，故本文以湖南所出井窖简牍为主要研究对象。自长沙走马楼22号井三国吴简发现以来，湖南出土简犊的井窖有近40口，主要集中出现在两个地区：一是长沙五一广场及周边，出土简牍的井窖有20口；二是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简牍的井窖有11口。这些井窖多被认为是官署遗址的组成部分,有简牍内容可作为佐证。简牍本身，一

3、般被视为官府档案文书，谨慎一些的学者则视其为废弃的材料。简牍文字所展现的内容，与简牍作为遗物其本身所具有的考古意涵有别，后者要探寻的是这些资料为何会出现于井窖中。将井窖简牍视为官府文书档案，需要基于三次“剥离”：第一，将井窖简牍与出土环境剥离；第二，将有字简牍与井窖普遍存在的无字简牍剥离；第三，将文书简牍与非文书简牍剥离。经过以上三次“剥离”，以近乎“选精”“集粹”方式所得出的对筒牍属性的认知（李伯重语），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准确反映井客简牍的内容及性质，甚为可疑。首先，这些井窖几乎都是日常生活所用的水井，其底层或接近底层的堆积物中出土的陶无类汲水器残片,是它们功能的直接证据。水质好坏、水源丰枯

4、、井壁坍塌乃至衙署兴废等，都会影响井窖的使用与废弃。一旦废弃，这些井窖便需要进行填埋，消除安全隐患。因此，井窖中的堆积层，几乎稀是由淤泥与各类垃圾构成。这些垃圾包括建筑构件（瓦、砖等）、生活用品（罐、盆等）、竹/漆类生产生活用品（如铲、槌、编织器）等等，亦有植物类和兽骨残骸。不得不指出，简牍只是填埋、堆积物中的一种。其次，井窖出土的简牍，无字简几乎普遍存在。这里所说的无字简，包括保存完好或相对完好且可用于书写的桀材（数量极少），更多的是指无书写痕迹的残简。以里耶秦简为例，出土时公布的数量是3.6万余枚，经后期辨别与整理，确定带有书写痕迹的不足2万枚，其余几乎都是无字简。新近公布的临武渡头古城遗

5、址一号井、二号井出土简族近万枚，其中绝大多数栉为无字简，有字简大不超过2000枚。长年处在潮湿、污浊的井窖中，会加速竹木简牍的腐朽与降解，简欣表面剥落导致字迹无存，是无字简出现的重要原因，但又不完全如此。可以合理推断，在简牍被填入井窖前，有些已经被人为毁坏了。削毁、焚烧是最常见的筒牍毁弃办法。依据里耶秦简的茬口走势，刘自稳区分出四类削弃方式：平行（垂直）切割，茬口平整、近乎平行；侧向切割，茬口斜向削尖；凹槽切割，茬口呈凹槽状；组合切割，综合运用上述三种方式。以此为指引，笔者认为，已公布六卷的五一广场东汉简，有些资料在投入井窖前就被人为毁坏了，进一步可推论，埋入井窖的简牍并非出于有意保存的目的。

6、被随意弃置于井窖中的简牍，多呈现散乱无序的状态，也有成卷成册弃置的情形。与散乱无序的弃置有别，兔子山遗址七号并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例外。根据张桑田对各层位出土、有明确纪年简的初步梳理，可知年代较早的资料弃置在下，年代稍晚的资料堆积在上。就成卷弃置而言，走马楼J22三国吴简最为典型。整理者在发掘报告中提到，“简牍的摆放有一定的顺序，层层相,似有意为之。简牍之上覆盖一层竹匿席，已残朽。从剖面上看，简牍摆放时对其摆放的部位似未加修整，而是依据堆积的自然状态摆放”。若这一观察属实，则不得不承认，简牍有散乱无序的弃置，也有整齐堆积的掩埋。后者行为是否属于废弃呢？尽管发掘者兼整理者倾向于废弃说，也有论者认为这

7、是故意安排而非废弃行为。笔者认为，废弃说可从一这批资料中或有人为灼烧的痕迹,又集中深置于井窖的潮湿环境中，出于保存目的的可能性极低。从年代偏晚的相关规定看，文书有长留与非长留之别。今所见井窖简款，恐均非后世所谓的长留文书。就汉代而言，诸如诏令文书等应属长留，一般文书过了保存期即被毁弃。而且，资料保存首先是要防止火焚与水浸，井窖简陵恰恰出土于潮湿、污浊的环境中，与保存目的相左。最后，就井客简快的文字内容看，文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非文书也是重要组成部分。非文书类资料，主要包括习字简、削衣、私人书信等，零星可见医简、典箝简，以及带有方术性质的“人形简”等。严格来说，诸如簿籍、签牌、名刺等资料，尽管也

8、会被视同为文书，但它们与文书还是有所不同。若把“时间性的继承转化关系”作为区分档案与文书的根本依据，则文书能否转化为档案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属于档案属性的文书资料，也有非档案属性的文书资料，而后者经过若干年的保存后便可毁弃。在兔子山七号井出土的简族中，习字简、削衣所占的比重较大。也就是说，不少简牍是二次或多次反复利用的结果，极可能是当时“以吏为师”的某种表现。对此，杨霜在秦汉习字简诸题蠡测一文中有详尽叙述。因此，在当时人的认知中，应该不会将投入井窖的简牍，视为今人交口称赞的“宝藏”，更不会有“地不爱宝”的慨叹。所谓人形简，见于东牌楼J7及尚德街J575号井，共3件，两组资料均制作成人形，

9、其中一面画有眉、口、目（前者还画出了鼻、胡须及越干），简上书有文字。“人形简”出于何种考虑而制作，又是如何被使用，目前尚不知晓，性质应与一般的井窖简牍有别。另外，新近公布的五一广场“象人”简，与东牌楼、尚德街的“人形简”有别，上面标注有创伤等内容，可能是司法文书的辅助资料。若上述三点无误，笔者认为，井窖筒牍属当时的废弃物.由考古工作者提出而多被史学工作者忽略的此点，经过上述续貂式的补充说明后，或许会有助于思考秦汉时代的简牍分类问题：基于性质与功能的不同，约略可分为废弃简牍与丧葬简犊两类前者是出土于屯戍、关卡、邮传及衙署遗址的废弃物，后者是出土于墓葬而具有“器物功能”的随葬品。屯戌遗简、井窖简藤等尽管都是废弃物，但也并非全无研究价值，后世仍可根据废弃简牍，推断遗址性质，戏见时风习俗。如悬泉置为传置遗址，集传送邮件、传达命令、接待宾客为一体,故出土邮书、过所类资料较多，与河西地区长城烽燧防御系统出土的简陵面貌有别。同理，井窖简陵所在的遗址，是郡署还是县若、是哪类机构，也会影响简牍的内容。反过来，也可根据简牍内容判定遗址性质，以及这些资料是如何进行保存、废弃的。从这个角度看，侯旭东等学者的研究，便有了指导意义，应给予更多关注。（作者：张忠炜，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