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先生的晚年思绪.docx

《侯外庐先生的晚年思绪.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侯外庐先生的晚年思绪.docx（13页珍藏版）》请在优知文库上搜索。

1、侯外庐先生的晚年思绪朱学文口述牟坚整理中华读书报（2013年12月1107版）1984年侯外庐为韧的追求定稿闻讯林彪折戟,我从二里沟赶去告知他。他兴奋得不得了。突然一嗓子就唱起歌来，而且是用外语。“侯伯伯，你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假如要探究你与中国文化源流的近亲关系，我感觉到你也受这条源流的影响，你也在这条源流的续脉上，你同意吗？”“哇一一”，大哭。他哭过以后，我乂问：“反观你自己，你似乎也在这个源流上，你是不是也是异端？鲁迅是异端，我觉得你也像是异端唉哇一一”，又哭，哭得比前头还要厉害，半天透不过气来。我想可能，他突然苦痛地意识到，自己努力把资本论介绍到中国，这么推崇马克思主义，在这个以马

2、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主流的国家，自己尽然成了异端，他很难安静。自从1987年侯外庐先生去世后，全部要我发言的场合，我总是同样的开头。我说我跟侯先生的相遇，就像是阵狂风把一个小石子卷起来，刮到泰山脚卜.，从今，这个小石子就跟泰山有了对话的机会，了解了很多他内心世界的东西。我就是这样一个小石子，因为有那一段经验，可以说我成了外庐先生最终二十年间生活、思绪和行事风格的一个知情者、见证者。文革十年，侯外庐先生太苦，太孤独了。很大一个家庭喧闹全无，儿女们个个都在受审查，真正是门可罗雀。文革中的我，觉得眼前的世界混乱不堪，搞不清晰一些问题该怎么相识。外J卢先生的小女儿是我的同学，她告知我，老人家在一次批斗之

3、后中风，偏瘫了，但是还能说话。我很怜悯，就去探望他。当时确定没有访客，我去了以后，他觉得快乐，就跟我闲聊，我也就斗起胆子干脆问一些作为年轻人实在无法理解的问题。当时没太在意，他是被全国报纸都通稿批判的学者，只是想他是资本论的翻译者，对那个时代应当能够看明白一些问题。闻讯林彪折戟,兴奋得用法文唱起了马赛曲关于林彪，我印象中他谈得很少，当然很厌恶“四个宏大”（宏大领袖、宏大统帅、宏大导师、宏大舵手）和“万岁万万岁”之类的阿谀之辞，他一般只有两个字的反应：“荒唐”。闻讯林彪折戟，我从二里沟赶去告知他。他那个时候是偏瘫状态，举步很艰难，撑着一个手杖，常常坐在大门内右边的那间屋，平常都对着门坐着，希望进

4、来人他能第一个看到。我记得,我冲进去告知他，他兴奋得不得了。那时，他吃饭都不跟家人坐在一起。我的理解是，怕万一有个人推门进来的话会说，你们还是吃一锅饭，划不清界线,为了爱护家人，他始终独H由屋里吃。那天他让我把椅子搬出来，要和大家一起吃饭。他的小孙子以岸是个初中生，里头外头地跑着端菜。老人家坐在藤椅上，突然嗓f就唱起歌来，而且是用外语。这是似曾熟识的曲调，多少年没有听到过了。那个时候人们兴奋了要唱歌，都唱国际歌，我问他：“您唱的是什么？”“马赛曲！”他小孙子都看傻了，大呼：“爷爷会唱歌！”我后来跟他的子女们说，老人家那天唱的是马赛曲.他们说：“我爸爸会唱歌吗？”没有人知道他会唱歌，还是用法文唱

5、的马赛曲。“冯友兰做的事情，不是他的品镌确定的，是他做的学问确定的”侯先生与冯友兰从来学术观点相左，不过，他们那一代学问分子都很有涵养，很有君子风度，即使观点对立，也仍旧能保持礼貌和敬重。七十年头初“四人帮”肆虐的时候，胡耀邦同志每天闭门读书。有一天遣派他的长公子胡德平向外庐先生借书，指明要中国思想通史。当时侯先生也不自由，书房的门上还贴着封条，无奈手头一本都拿不出来，更不要说一部了。怎么办呢？他命孙子撬开玻璃，爬进书房，偷出一整套中国思想通史，送给了这位未曾谋面、在大难之中潜心向学的政治家。就是这部思想通史，在动乱当中沟通了一个政治家和一个学者的心。过了一段时间，四人帮还没倒台，有一天胡德平

6、又到他家来。胡德平问先生，跟冯友华.最主要的斗争在哪里？老人家挺有意思，据他告知我，他回答胡德平说，观点不一样，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完全不一样。你确定要说在什么地方有过斗争，那就是，“河南郭象”。冯友兰很观赏郭象，也自比河南郭象。侯先生对胡德平说：“我揭露了郭象是个剽窃者。”侯先生认为署名郭象的庄子注事实上是向秀的作品.向秀潦倒，郭象得到了他的庄子注，就以自己的名义公布了。我猜想，德平那天确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因为侯先生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其实，先生对庄子注是很看重的，只不过他考证这本是向秀所作。问题在于，郭象是向司马氏靠拢的奉明正统的那一类人，而向秀是牺牲者，气节上和郭象有天壤之

7、别。外庐先生的回答，可谓书生气十足。文化大革命到了江青闹“评法批儒”的时候，冯友兰乂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不能说此打冲在前的先锋，也算是为梁效写作班子点缀水准的象征。那个时候他最主动的状态是把自己蓄了几十年的胡子剃掉了。有一天我到侯先生家里去，翻看他订的人民口报，里边登了冯友兰的一首诗，我看到“聊发少年狂，奔跑在马前”一句,特殊痛恨，大骂无耻。当时只要具备正常心理的读书人都特别厌恶评法批儒那一套，这么大的学者怎么至于“聊发少年狂”？还要“奔跑在马前？我真是觉得怒不行遏。侯先生板着脸对我说：“你借了。冯友兰做的事情，不是他的品德确定的，是他做的学问确定的。儒学,是全部的当政者都要用的。”一句话

8、点悟了我，让我心服口服。侯先生和冯先生一辈子观点对立。到了晚年，在文革的风浪面前，侯先生评价冯先生如此平和，这里包含/他对冯友兰当时的境况和心态全方位的解读。假如人们对那段历史不理解的话，侯先生的话或可有助于理解。这件事特殊能反映侯先生宽厚的为人和睿智锐利的思想风格。他看问题总能看到背后的东西“你没有这个经验，就没有资格这样笑杨荣国”与冯友兰同时，杨荣国也很红。冯是批儒，杨是评法，是当时评法批儒的两员前辈干将。杨荣国今日到新疆、明天到东北，K来飞去到处去讲。大家都笑他，包括他的学生。黄宣民（杨荣国的学生）告知我，赵纪彬曾对杨荣国开玩笑：“你知道吗，现在我们那儿厕所里都贴着你评法批儒的宣扬材料。

9、我听了觉得挺好玩，就告知了候先生。不料侯先生很生气，特别肃穆地对我说：“一个人，昨天把他打到地狱，今日把他拉到天堂，是什么感受？你没有这个经验，就没有资格这样笑他！”杨荣国在中山高校历史系，据说曾经套着麻袋被人打，很残酷。因为有过这样的经验，怕再次下地狱，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吧。这是一种被环境逼出来的心态和人格的扭曲。侯先生从人性的角度理解杨荣国，所以宽容并且谅解他。可以说杨荣国讲法家的见解大多来源于侯外庐。在史学界里，刻法家推崇得比侯外庐更高的人也许也不多。当时，连篇累牍官方色调深厚的评法文章中，不少人在抄袭侯外庐40年头的论述。侯先生家来客慢慢多大家都告知他说，“现在都是在讲你的东西。”

10、他自己也说：“今日广播又是一大段我的文章，就是不说出处”。先生当时境况很差，连正常看病的条件都没有。他的小孙F初中毕业后，连上中学的机会都被剥夺，去当工人了。人家劝他，只要写一篇豆腐干大的文章，说明“从哪一年我就是这个观点，这是我贯的看法”，不用说别的话，境况立刻就变。他束之高阁。我到他家里去，他多次跟我说，“又来人劝我r”一位部队领导干部，带着夫人开着车来，他们是山西老乡，也来劝他。我问：“你想不想写？摇头，不想写，个字都不想写。他看得很清晰，斗争的矛头对着周恩来，他很警惕：我的学术观点，和你们的政治须要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绝不和你们扯在一起。他一点都不想利用形势。这是一种气节，是一种坚守。所

11、以很多人对侯先生最尊崇的一点，在解放后的这几卜年里，他的理论志气难能珍贵，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理学是无人身的理性”1984年在宋明理学史出版的时候，我挺为他兴奋，他也兴奋，但他在我面前电不掩饰地表示他有担忧，他说：“可不能让理学熨活。”他担忧理学假如夏活，会对中国造成无穷的灾难。侯外庐先生在思想通史朱熹那一章批判理学必“无人身的理性”。无人身的理性，原是黑格尔的命题，马克思用以批判蒲鲁东。侯先生对此体会得特殊深刻。什么叫无人身的理性呢？就是当你膜拜某一种纯精神的、先于物质存在、能主宰万物的“纯粹理性”时，让它脱离任何个体，把它升举到空界，实际变成了神，这就是无人身的理性。这种膜拜也便沦

12、为神学的奴婢。类似“无人身的理性”这样的纯理论的哲学式探讨，我以为中国是太欠缺了。侯先生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他的思维显得很特殊。1985年底，国内出版界到香港办“中国书展”，侯先生多部著作在展出之列。人民出版社约我写一篇对侯先生的专访，指明确定要提到新著宋明理学史。我奉命而为。在写宋明理学史的部分时，侯先生执意要我加上一句，“确定不要让理学复活”，很有意思，我真写后来编辑跟我说：“这个我给你划了好不好？”我说：“可这是老先生确定要的。”编辑和侯先生很熟，他说：“我理解。”最终确定，保留侯先生艰难地反复地表达的话，“理学是无人身的理性，本质是反理性之学，它对中国的危害比其它任何哲学大得多，这一点确

13、定不能调和”，以此作为文章的结束。饱受批判的的封建土地国有论还有几个概念问题很好玩，都值得探讨。比如解放前他用一种让人感觉很怪异的表述来评价中国农夫斗争一一“拆散主义”。“拆散主义”是在列宁著作早期译本里面出现过的名词，他觉得实在找不到对农夫斗争更恰当的描述了。意思是，它只是把一个东西拆掉、拆散，但确定没有新的构思，没有新的设计。假如重建，还是建一个原样的东西，这只能定位为“拆散主义”。外老对封建专制是特别痛恨的，他认为农夫起义在拆散封建专制国家的意义上是值得确定的，可是建不出新东西，还是重构一个专制主义。“拆散主义”在中国是一个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说法。侯先生说他想方设法也找不到更换“拆散”的

14、词汇，不得已他常常用“拆散主义”来评价农夫斗争。不过应说明的是，五六十年头侯先生的文章中已经看不到“拆散”二字，到写回忆录时，他要我重新说明其概念。还有一个，读他的书会发觉，他对中国封建社会制度性的表达，恒久定位在“中心专制主义”，他从来不用“中心集权”的概念。他认为，集权只是一种手段，今日可以集，明天可以放，而中心专制主义是本质。这些侯先生专用的名词、概念，当年那些批判他的人可能也没看明白。若那些人明白了，侯先生会吃更大的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概念一一封建土地国有论。这是让侯先生受到压力最大、也是侯先生毕生坚守的观点。若要求用简洁的语言来介绍侯先生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全部理论几乎不行能，但假如用

15、一句话定义“封建土地国有论”，那就是：皇权垄断的土地国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心专制主义建立并存续的经济基础。他告知我，封建土地国有论在重庆就提出了，他也明确的知道，延安当时马上就了解了他的探讨。当时全部的人都是很费同观赏他的中国封建土地国有论。可是一解放，他知道这个观点不被欢迎了。他告知我，陈伯达“启发”过他修正一下。他说他不修正。他还想要用十来篇文章“商兑”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但是，商兑安排只迈出一步就嘎然而止/。1954年初，侯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十.地全部制形式的问题一一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商兑之一在历史探讨一发表，马上引发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探讨。探讨持续到1959年底，升级成对土地

16、国有论的批判。侯先生从商榷对象变成了批判对象。他最终不得不出来答辩，于1959年写下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则，发表在新建设上，方面是答辩，一方面他也是当作封建社会史理论基础提出来的。侯先生说，这篇文章是商兑安排缩到最小程度的一个补白。后来它被用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卷首，作为序论，定名为其次、三、四卷序论补。今日读这篇文章，还能感觉到他当时义正词严的气概，但是,他用的那些概念，如“封建土地全部权的非运动性质”、“封建土地全部权、占有权、运用权的区分”相当生疏，理论深邃，文字生涩，大量引用经典著作，又平添了新的麻烦。李学勤先生告知我，当时多数人对于土地权利分解的表述都不甚了然。文革以后李先生出国，在欧洲看到了罗马法，发觉在罗马法里头就已经把土地权利区分成了全部权、占有权和运用权。他说这些东西在侯先生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