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县关于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与探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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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县关于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与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为我们做好这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进一步探索党建有效引领乡村治理,凝聚治理主体、创新治理路径,破解乡村治理难题,对实现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县着力梳理分析工作现状、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为做好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工作提供有益参考。一、做法与成效。今年以来,*县以列入全省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试点县为契机,成立由县委书记担任组长的创建工作协调推进组,下设“一办四组”,推行“一核四化三行动”创建载体,明确“7+N”试点示范创建基础工作事项,聚焦党建引领与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和路径选
2、择,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践,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一)在组织联动上下功夫。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探索“村村联动”“村社联动”等组织联动模式,在全县成立“联村联社”党委*个,覆盖*个村,推动资源共享、抱团发展。比如,成立联村党委,帮助*个村连线开通公交车线路,抱团发展特色产业,治理水平显著提升。探索推行村党组织引领农村社会组织规范化管理,建立重大活动事项向村党组织报备制度,制定“五要十不准”准则,规范备案村级社会组织*个,改造提升民俗活动场所*处。比如,将村内宗祠改造成为农民文化广场、家规家训展示点,添置农家书屋、民间调解室,赋予新功能、新内涵。(二)在汇聚力量上下功夫。注重集聚头雁
3、队伍、下派人才、党员等各层面人员力量,创新推行村党组织书记“提级谈话”工作,建立“一报告两清单“监管机制,采取现场会、比武练兵等方式帮促提升村干部履职能力;探索集聚下派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将下派人才的特长优势与各村需求相匹配,开展“组团化、片区化”跨村服务,实现下派干部“效用最大化”;同时,构建“村党组织+网格党小组+党员家庭户”三级组织体系,通过党员联户帮治、党员带富先锋培育、党员责任区等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比如,建立联户帮办机制,由村主干一人带十户、两委成员一人带五户、党员一人带三户、村民代表和网格员一人带一户,织密党建引领治理网。(三)在群众参与上下功夫。注重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4、抓好乡村治理“五小平台”建设,因村制宜灵活搭建小板凳、小食堂、小积分、小网格、小微权力等治理平台,就近就便设置*处议事亭、议事长廊、议事小院,常态化运营长者食堂*余所,引导*个村建成智慧化平台,畅通村民诉求渠道,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热情。比如,推行“逢五说事”,把每月农历初五、十五、二十五设为“集中说事日“,引导群众积极建言献策;探索“数字+乡村治理”模式,通过“一图统揽、一图统管”让网格高效运转,使便民服务更加快速便捷。二、存在的问题。随着省级试点县创建工作的不断深入,在实践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不足与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三个重点环节:(一)从党建引领的“能力”来看,党组织自身建设水平参差不齐。
5、基层党组织功能强弱与乡村治理成效呈高度关联性。在调研走访中发现,我们的村级党组织建设个体差异比较明显。一是村党组织功能不够强。部分村级党组织不具备引领乡村治理的政治整合力、社会动员力和群众号召力。有的阵地建设不规范,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形式化;有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形同虚设,党务、村务、财务公开敷衍了事,影响党员和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度;有的对“党建引领”理解模糊,不善于以党组织名义开展工作,办事“低调”、不懂宣传,群众基础不实,工作推动不畅。二是“头雁”队伍素质不平衡。虽然“一肩挑”书记的年龄、学历结构大幅优化,但部分人员的能力素质并不适应乡村治理新要求。有的基层经验欠缺,思路不清、
6、办法不多,打不开工作局面;有的习惯用老思路、老方法办事,缺少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能力,治理水平差强人意;有个别村的党组织书记主要心思没放在村内事务上,专注度不够、执行力不强。三是党员示范作用不明显。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是党的战斗力的基础。*县农村党员的流动性很大,全县*余名农村党员中长期稳定在村的占比仅1/3左右,直接影响了党组织的正常运行,发展党员、审议重大事务时都是好不容易才能凑够人数。尤其是留在村里的党员往往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执行力偏弱,在群众中的威信不高,一些很好的工作措施、部署安排,由于末端落实不够有力,整体成效大打折扣。(二)从党建引领的“对象”来看,乡村人与事的变迁带来新挑战。
7、在城镇化、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农村人口结构特征、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价值取向等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党建引领乡村社会治理面临新的挑战。一是村民主体地位有所弱化。乡村“能人外迁、弱者沉淀”,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现象持续加剧。农村精英阶层人员数量减少,村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不足、兴趣不浓,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发挥不明显;与此同时,留守村中的弱势群体服务需求较大,日益增长的多元化诉求,又给乡村治理增添了压力。二是多元共治格局尚待健全。目前,村党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协同互动仍在探索中,农村的宗祠会、老人会、红白理事会盘根错杂,据不完全统计,尚未纳入备案管理的还有近*个,这些农村社会组织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血缘地
8、缘性色彩较为浓厚,各宗族组织间的利益纠纷等失范行为,有可能挤压村级党组织权威,不利于各种治理力量的整合。此外,下派人才队伍效应有待进一步释放,在外乡贤能人及外来企业、务工经商人员等方面力量,也亟待党组织开发好、引领好。三是乡村治理基础仍显薄弱。市场经济冲击下,村民价值观发生变化,追求经济利益,集体意识薄弱,项目建设、征地拆迁中无理缠访、闹访现象并不鲜见;法治意识较为淡薄,权益受侵害时往往习惯于求助家族势力,托熟人、找关系,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推动困难。农村物质基础也较薄弱,产业“小、散、弱”,村财体量很小,村集体财力支撑不足,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低,治理工作仍然任重道远。(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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