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影响下乾嘉章回小说作家创作动机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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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举影响下乾嘉章回小说作家创作动机研究摘要文学作品是作家主观世界与客观外在世界二元碰触的产物,体现着作家的生存感悟与人生体验。乾嘉时期的小说家们自觉继承传统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学术思想,有效吸纳前人书写科举故事的叙述经验,并自觉融入对社会现实与人性道德的判断,借科举书写对其沉潜的主题作了生动演绎。本文试图结合乾嘉文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及个人生命状态,对其书写科举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关键词乾嘉时期章回小说科举书写创作动机乾嘉章回小说构建了大量的科举情节,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其背后的原因更是值得探讨。陈大康在中国近代小说史论中指出:“小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实体,其运动受到了创作、
2、传播、理论、官方文化政策以及读者等多重因素合力的制约。”1诚然,乾嘉章回小说中科举内容的产生也源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生存感悟与人生体验的审美结晶,作为小说创作活动中重要的一环,作者的创作动机具有决定性作用。作家的创作动机具有复杂的生成机制,其内在动因是创作主体的内驱力,客观世界是外界的刺激力,当主客体进行信息沟通交流之后,创作主体便产生兴奋聚焦与创作冲动。清代乾嘉时期丰富的社会生活与作者群体的多样化特征,使得不同章回小说书写科举的动机也表现各异。一、抒发沉痛的心灵苦闷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儒家传统思想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熏陶下,封建士子自然把科举取士看作是改变
3、自身命运的重要途径,他们孜孜以求,期望以此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使科举制度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广泛的社会基础与有限的考中机会形成了天然的矛盾,作为社会主流的选官制度注定要淘汰大部分的士子,屡试不第使得士子们渴望获得权力提升社会地位、实现人生价值的欲望始终得不到满足。屡试不中自然会产生对现实人生以及社会制度的反思,文人因欲望的郁结而产生缺失性体验,自然会通过著书立说来实现欲望的补偿2o乾嘉时期的章回小说如野叟曝言绿野仙踪以及儒林外史等皆可视为作家抒情泄愤的典型作品。夏敬渠自述创作野叟曝言之原委,盖因有志难伸,故“以经济家之言,上鸣国家之盛,以与得志行道诸公相印证”3o而在小说第十一回中,素
4、臣试图通过文字来宣泄在科场失意中所积累的郁闷与愤怒情绪,于是哭作古风痛诉:“年过三十仍诸生,眼看同学多簪缨;伏雌不飞复不鸣,阑然无以扬亲名。”4亳无疑问,如此激昂之言辞凝聚着夏敬渠“抱负不凡,未得楠皴休明”的沉痛心声。野叟曝言中的科举书写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一个多年不第的士子对科举制度表现出的强烈不满及极端厌恶,亦彰显了“休言才子是天生,不遇长风空老死”的沉沦困顿、郁郁寡欢之意。李百川作绿野仙踪亦为典型例证,由其自序便可得知,李百川出身仕宦之家,早年生活富足,后家道中落,飘零半生,而他创作绿野仙踪的主要动机是因为“聚散紫怀”故“著书以自娱”。这里所言“自娱”显然不是指物质欲望满足后的娱乐造怀,而是
5、一种如他所言的“遣愁”。由此可见,李百川对当前的现实生活状况并不满意,但他既无法超脱对待,又无法凭借自身能力去改变,只得把自己苦楚的人生寄托于科举书写。由此可见,乾嘉时期的部分小说家就如同魔症病人,他们从自己所厌恶却又无法改变的现实社会中抽离,沉浸在自己凭借想象力构建的虚幻世界中,尽情释放内心沉积已久的愤懑。正如佛家所云“万法皆空”,但这里的“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空就是有,空指的是一种存在。虽然作家们幻想出的东西是空的,但是幻想本身是不空的,其自身就是内容,因此所幻即所建,想象界产生认同的快感,实在界产生本我快感,符号界产生权力的快感。尽管在不同文本中,主人公在科举失利之后,“出世”与“入世
6、”的精神追求呈现各异,但根本上仍是文人潜意识里渴望实现的一种幻想性满足。现实生活的艰辛,尤其是科举名分的迟迟未获,让文人墨客束手无策。然而,在小说创作之中,他们所欠缺的一切皆可得到弥补。二、述往思来一批判与教化的双重目的创作主体的苦闷得到宣泄以后,情绪便会逐渐趋于平缓,从一种忘我的状态回归到现实中的我。乾嘉文人受清初以来顾炎武等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经世精神的影响,在“目击世趋”之后,哀婉世风日下,悲叹道德沦丧的同时深感力量卑微无扭转乾坤之力,但又不忍听之任之,便试图以“精思立言”的方式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5意图达到“教化纪纲”的目的。如金和在儒林外史序文中云:”是书则先生嬉笑息骂之文也
7、。盖先生遂志不仕,所阅于世事者久,而所忧于人心者深,彰阐之权,无假于万一,始于是书理发之,以当木铎之振,非苟焉愤时疾俗而已。”6金和认为吴敬梓撰写儒林外史的真正目的在于揭露科举社会的黑暗面以振木铎,达到经世的目的。在此基础之上,陈美林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小说的真实创作动机隐没于小说第五十五回回目中所标示的“述往思来”7,所谓“述往思来”即“总结过往,着眼未来”,包含着总结过去与探索未来的双重意蕴,可以说作者书写科举的主要目的在于引起当世读书人对于社会未来以及知识分子未来的探索,这种动机走出了泄愤说的窠臼,将其引入到了一种更为崇高的境界。以功名为目的,以经世思想和宗经观念为思想范围,引导文学与文
8、化发展,是清代文化政策的重要环节,而这种措施到乾嘉时期则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官方的政策引导和劝善思想的驱使下,乾嘉文人经常对社会、家庭、个人所应具有的道德观念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努力引导世人进入道德实践。如静恬主人在金石缘序中强调小说作为劝善惩恶手段的重要性:“但作者先须立定主见,做得锦簇花团,方使阅者称奇,听者忘倦。”8相较于对真实目的的直接陈述,吴敬梓更擅长于将其真实的创作动机蕴藏于小说人物的刻画上,其于儒林外史序中有日:”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6在文本中,吴敬梓经过对现实的深刻思考,将目光投向了儒林外的普通民众。如楔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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