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织意义之网 论作为表达的出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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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出版的“表达”属性与功能被长期忽视。从意义生产的角度重新认识出版业,不仅有利于出版理论建设,更能为数字时代的出版实践提供指引。本研究表明,出版活动的所有环节都包含着积极的意义生产,是文本表达的重要组成。数字网络技术带来的表达解放,则进一步强化了出版的表达功能。数字时代出版者作为“意义之网”编织者的角色与使命也进一步彰显。出版企业应当从表达的角度重构出版的实践模式,从作品传播者转变为数字表达的建构者、呈现者和阐释者。关键词:出版数字出版表达意义生产出版一直具有表达的功能。在我国,出版事业和文艺事业遵循相同的“二为”方针,即表明出版是有目的意义的表达活动。但长期以来,出版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功能
2、主义之上。出版被视为传输“表达成果”的行业。这种观念一定程度遮蔽了出版的本质属性。而另一方面,出版在数字时代遭遇了身份危机。虽然“数字出版”等概念大大缓解了出版学界业界的“转型焦虑”,使出版业在网络时代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依然难以掩盖在物质实体消失后,出版的发展目标、产品形态都变得难以名状、模糊不清。从“表达”的角度对出版进行再审视,有助于数字时代的出版理论建设与产业实践发展。一、两种出版观:传输与表达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出版”的认识偏向于功能主义。“出版”被界定为“编辑、复制作品并向公众发行的活动”U1.即通过一系列资源配置对作品进行公开传播。这一认识具有强烈的行业色彩,将出版“呈现”为一套完
3、整的业务流程,并藉此建立起有关出版运营管理的系列理论,落脚于效益控制。然而这种观念暗含了一种将出版简化为“信息传递”的媒介观,似乎出版系统像管道一样将作品从作者传输给读者,从而遮蔽了出版与意义生产的关系,将文本生产全部归入出版的上游一一“作者的作品创作”之中。而出版所要做的仅仅是如何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将“被封装的作品”更快、更好地传递给读者,实现作者与读者的交流。然而,从符号学、叙事学等意义理论看来,一切传播行为本身都在“说话”,都在建构意义。意义是一张无缝的网,它并不仅仅在某些特定节点生成,而是被作者、读者、编辑、制作、营销、发行等所有节点共同创造和呈现。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表明,传播过
4、程中所有人都是意义的构建者与共享者。“传播是一整套社会实践,这些实践构建了现实(或否定、改造了现实,或用仪式展现了现实从媒介环境理论看,“媒介即讯息”,任何媒介都会创造一种全新的交流环境,“对整个心理的和社会的复合体都产生影响”3。“同样的讯息在不同媒介中会呈现出不同格式,就像水在不同容器中会呈现出不同形状一样”14),从而在受众心中生成不同的意义。波兹曼进一步指出“媒介即隐喻,“媒介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或是电视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一隐喻的关系,就对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5。因此,纵观古今,出版业
5、并不仅仅是传递作品,还依赖印刷媒介参与到意义生产和文化秩序建构的全过程中。无论是选题策划、整体设计还是发行营销,都是意义的表达形式和呈现环节,出版者从来就是意义之网的编织者。1 .选题策划与意义建构创意是所有文化产业的核心,出版业对“选题策划”的重视正源于此。虽然著作权法中,图书选题创意大多不属于版权保护客体,策划者也不被视为作者,但从意义生产的角度,出版者不仅直接参与文本意义的生产,而且往往是表达活动的发起者。特别是在策划成分较多的非虚构类图书出版中,作者更像是创意的执行者。即便是文学类、学术类的个人专著,也常常属于某类丛书、书系等出版计划。这些书籍能够进入公开传播领域,本身就是出版者意志的
6、体现。而且,单纯的选稿本身也是一种表意活动。印刷媒介的稀缺性赋予了出版者对作品能否进入公共传播的把关人角色,人类经验和知识的丰富性、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也都决定了出版者不可能出版所有作品。意义生产理论不仅关注“说什么”“怎么说”,更关注“不说什么: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选题创意虽然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还够不上著作权法意义的“表达”,但在某种程度上框定了作者的具体表达,促成了不同文本的聚合与关联,为作品增添了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出版者将丰富的个人经验、知识、思想,通过选择取舍和关联重组,实现了基于出版者目的的结构化和秩序化。作品的经典化、作者的大师化也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意义建构。正如民国时期的商务
7、印书馆,通过汉译名著、万有文库和新式教科书这些长长的选题计划与选稿书单,“以一家出版公司的集体努力成功地实现了其自定的启蒙任务,而他们的努力促进了共和政府的民族构建”6。又如赵家璧以新文学大系完成了现代文学史的系统书写与重构。72 .版本设计与意义呈现出版者对于意义表达的参与还体现在对作品的加工与设计上。经过编辑加工与整体设计,作者的书稿变成了正式的图书。“版本”一词准确地概括了出版者在此间的价值贡献。版本即“图书的具体表现形式。同一种著作以不同编校、排印、装帧和不同时代的不同版次制作印行,就形成该书的不同版本”8。在这里,版本就是一种意义表达。版本之于“文字作品”犹如演奏、演唱等表演活动之于
8、音乐、戏剧作品,虽然出版者和表演者在著作权法中都因为独创性欠缺而未获得与作者同等的地位,但他们的创造性努力都因为使作品更好地被呈现而获得了相应的邻接权保护。9我们回顾书籍史就能看到,从古至今的印刷书籍的样貌变化是多么巨大。为适应阅读需求,出版者在纸张、开本、字体、版式和装帧上一代代持续探索,每一次创新都包含了他们的态度与理解,是出版者与作者、读者的对话。出版者为注释体例规范化所做的努力,实际上串联起来正是前数字时代的“超文本”,让知识以网络状连接起来,给读者完全不同的接受体验。出版者为推动图书营销出版而建立的图书评论制度为意义的生产提供了互动空间。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一切媒介本身对人和社会都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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