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模式探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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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模式探索内容摘要:从历史经验看,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素质与品格的形成与提升，既离不开宽广的学术视野与独特的研究进路，更需要某种创新型的培养模式的内在支撑。我国法学博士生培养的现实问题包括:创新传统薄弱、创新意识匮乏、创新思维模糊、创新能力欠缺、创新评价紊乱、创新转化脱轨、创新环境难得等。基于经验与问题的双重关照,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模式改革包括:创新型多元培养方式、创新型科学培养流程、创新型博士论文培育、创新型导师制度改革、创新型课程体系重构、创新型学术环境优化等。关键词: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08年）指出，“经过近30年的恢复、重建、改革和发展,

2、一个以法学学士、硕士、博士教育为主体,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学教育体系已经形成。”1从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外观上看一片繁荣景象，法学教育的层次、形式和机构繁多，入学标准、学制、学历和学位的“多元化”，以及招生人数的庞大,但其整体人才培养状况并不理想,面临着质量、信誉和生存的现实危机。值得关注的是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顶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它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如果博士研究生培养不能保证质量,那么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就无法保证。因为,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授知识、技艺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塑造，即“人们在学习和继承前人知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概念、新思想

3、、新技术、新方法、新设计,提出独特的见解和完成创造发明的能力。”2随着我国社会法治的发展进步,对法学博士生的培养要求越来越高,希望他们成为“治国理政和从事法律职业的杰出人才；改善对正义的管理，营造社会的价值观;创新法学理论和思想，以指引法治实践;补漏社会付阙和改革完善制度,为国家、社会和公民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营造和弘扬法治文化,推动社会成员把法治作为稳定的生活方式、如何使精英成长为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领袖。”3从目前法学博士生的培养现状来看,我们的培养方式、培养流程、制度设计等是值得反思的。自古罗马起，“法学博士”便是法律学问与社会正义的双重代表,在公众心中享有崇高威望。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波伦亚

4、大学首开高等法学教育之先河，被誉为“法学百合的四博士”功不可没。近代以来，“法学博士”在西方有“法袍贵族”的美誉，随着法学教育及学位制度的不断发展,法学博士的培养开始日益程式化、理性化、多样化,形成了不同时代背景、历史传统与教育体制下的诸种模式。当下中国正值法治建设事业的关键时期，社会对高级法律人才需求旺盛，如何探索一条既符合国际标准又体现中国特色的法学博士生培养机制,成为众多有识之士关心的话题。如何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创新型治国理政的人才培养紧密结合,是塑造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内在要求与核心精义。一、创新本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历史经验（一）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

5、养,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人文基础与专业训练之上。DoCtOr（博士）一词源自拉丁语,词头“doc-”是“教导、教学”之意,词尾“Tor”是表示人之身份的词根。作为一种学位，“博士”肇端于13世纪上半叶的巴黎大学,而该校即是当时仿照手工业行会组织成立的一个教师行会，所以，最早的博士生教育实质上是指向教师资格的行业内培训I,当时对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要求是先在文学（又称“艺术”）院修习4-6年,合格者方可进入医学、神学或法学院,分别再修习5-6年、8-14年和10-13年,期间须参加一系列的口试、演讲和辩论,最后由相关评议会或本学科全体教师的同意，方可获得博士学位。4可见,最早的法学博士生培养,与法学教师

6、的资格认证紧密关联,这充分说明没有扎实的人文知识素养及严格的学科专业训练,便不会有合格的法学博士与教授，也不可能企望由此推促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教学型博士培养模式为后来的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继承，其基本特征是: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人文学科的基础知识,并要精通拉丁文;刻板的阅读要求与大量的辩论、演讲训练;获得学士后若干年的教学实践；与导师之间严格的师徒式关系；隆重而神圣的学位授予仪式等。5对于法学博士的培养,英国传统的律师公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的“牛津一一剑桥”模式同样居功甚伟,在一定程度上,二者是互相配合、彼此补充的:律师公会作为法律职业的行会组织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古典大

7、学作为学术职业的领导机构自然不会漠视此等需要，所以，在培养方式上非常接近,共同遵循着历史传续下来的培养经验。这对我们当下法学博士生培养具有重要的启示，如何将法学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准确定位?最佳答案既不是纯粹职业主义的，也不是纯粹学术主义的，而应是二者共循的基本底线要求，即宽广的知识背景、严格的专业训练、互补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以及尊隆的地位与权威保障。这些都是高级创新型法律人才脱颖而出并生生不息的前提要求,应当从理念上予以重视。（二）法学博士生创新素质的提升,集中体现在研究能力与应用能力的并重培养上。1809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大学的诞生。现代大学的博士生培养与传统（中世纪）大学最大

8、的不同在于,前者更加侧重对研究能力的强调。我们知道，”知识的传授”是传统大学的主要学术职能,而“知识的发现”则是现代大学新的理念要求。就法学博士生教育而言，现代大学体制将其纳入“哲学博士”（Ph.D）的范畴。这种改变不是取消了法学博士,而是对法学博士生的研究能力作了新的定位和规划，因为，与传统的博士培养模式不同，哲学博士的培养是以“科学接班人”为其目标，创新性科研成果的取得和完成创新性的学位论文是最终获得博士学位的基本前提。在德国的影响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法诸国先后引入研究型博士培养模式。英国将“科学博士”废除,代之以“哲学博士”学位。美国耶鲁大学在I860年即率先设立哲学博士学位

9、。法国1896年还专门颁布新的高等教育法，要求大学开展科学研究,改变以往只在大学以外的机构进行科学研究的传统,并在医学、法学、理学、文学等方面的博士生培养中增加科研内容与学位论文的规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德国模式的基础上,专门设立世界上最早的研究生院（而非研究所制），采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培养模式,将知识的发现、传播与应用有机结合，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采取了独具特色的“美国模式”：在同一个学科,既培养哲学博士,也培养专业法律博士,形成了研究型与专家型博士培养的新模式。这赋予法学博士创新素质新的时代要求，即研究能力的全面拓展,研究与应用并重。（三）法学博士生创新品格的形成,需要多元化的

10、培养方式和创新本位的培养模式共同支撑。“创新”不是一个时髦的口号,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创新意味着多重意义:首先是培养理念的创新。现代大学理念已由“研究主义”时代转向“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并重,法学博士生的使命也由传统的法律教师转向教育与实践并重。法治的拓展势必要求法律在社会各行各业的深度嵌入,法学博士的培养也不应固守传统的教学研究型模式，而应多种方式齐头并进，形成一个结构合理、运作顺畅的法学博士生培养体系。其次是培养机制的创新。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机制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形式和运动原理以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经济学上的机制理论主要由信息理论和激

11、励理论构成。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机制的创新,包括对既定的社会一一法律结构分析,教育场域中各类主体的行为假定以及培养体制的目标甄别、选择等内在问题。最后是培养手段的创新,这是培养策略论的研究内容,也是最直观、实用的改革进路。对于法学博士生的培养一定要坚持理念、机制与手段的三重创新,并最终统一于法学博士生创新品格的形成这一归宿与落脚点。创新品格是创新能力与素质的人生内化,是制度强化的后果,也是机制创新的动力。二、创新缺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现实问题（一）创新传统薄弱。“创新”在现代汉语中有两种含义:一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一是创造性或新意。6前一种创新可理解为“舍旧求新”，后一种创新可解读为“依旧生新

12、”。不论是哪一种创新，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都涉及到中国独特的法学教育传统与特殊的转型社会现实。特别是就中国古代的律学传统而言,律博士从设立之初便带有浓厚的“官方释法”色彩,与自由创新的法学传授、研究有很大区别，与近现代的法学博士学位制度更是存在天壤之别。7这种体制对于中国古典法系的发达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对于研究型、创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也有消极的扼制弊病。法律的保守性、稳定性决定了法学创新人才不可能像艺术、文学、科技领域一样,可以天马行空、无中生有。但是,如若一味遵从“祖宗成法不可变”的政治信条,约束法学发挥自身独立的学术功能,法学教育的正常生态自然就会退化。特别是对于被作为正规法学高

13、等教育之最终阶段的博土生培养而言,如何塑造其科学分析、理性批判、务实应用的学术与实践品格,意义重大。（二）创新意识匮乏。法学博士生创新意识不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面对法学学术研究,法学博士生的态度、认知、取向及处置模式不能与硕士生甚至本科生有效区别。造成此种情形的因素很多，笔者以为，以下几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第一,读博动机的偏失造成博士生无心创新。法学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渐成“显学”，而法学博士又是此种显学的最高学位,造成许多无心学问者混迹其中，成为“假的真博士”（有学位,无学识）或“真的假博士”（伪造学位）。第二,学制的限制使法学博士生疲于奔命,难以安心创新。很多发达国家攻读博士学

14、位的年限多数都超过3年,甚至远远超过3年。8西方一些大学法科的博士论文实际完成时间甚至超过自然科学学科。对于法学而言,创新研究并非易事,且有一定风险,必须考虑学制弹性。而当下我国的法学博士生教育在这一点上存在不足。第三,培养方式的一刀切使法学博士生无法真心创新。许多大学的法学博士生培养方案都大同小异,对于资格认定、中期考核、日常培育、论文答辩均不分良莠,这样的结果是无法让那些真正具有创新意念与创新能力的人才“冲出重围”，发挥示范与带动效应,造成法学博士生的脸谱同化,甚至“劣币追逐良币”、“优汰劣胜”。（三）创新思维模糊。无论是“舍旧求新”还是“依旧生新”，法学博士生都必须学会创新性的思维方式。

15、如果说一般的法学高等教育是以培养学生“像法律人一样思考（Thinking1.ikea1.aWyer）,那么，法学博士生教育则是朝向“法律家创新式思维”（ThinkingasaCreative1.awyer）o制约当前中国法学博士生创新思维的因素包括：（1）人文基础及自然科学知识的缺乏,造成“博士不博”，使得创新思维无法在宽广的视域中生成；（2）对于交叉性学科的研究不足,造成法学内部科系“画地为牢”、“自说自话”，难以形成面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创新思维；（3）传统的师徒制使现代法学博导制度难以生根，影响了法学博士生自主创新思维的正常生长。（四）创新能力欠缺。创新能力实质上是包括多种能力的一种集合能九

16、其中创造性知识结构是创新能力的基础，创造性思维方式是创新能力的主体,创造性品格风范是创新能力的灵魂。就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现状而言，当前中国的法学教育依然停留在创新能力基础培养阶段。法学博士候选人的成果创造性主要体现在知识层面的“引进”或“复原”，缺少思维方式与品格风范上的创造性法学成果。主要体现为法学博士生的外文水平及原典阅读、理解力的不足,学术积累薄弱;论文的选题和问题意识创新性不够,论证角度、研究方法普遍存有明显缺陷;整体研究能力、学术含量不理想。尤其是,有的学位论文违反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存在程度不同、形式不一的剽窃、抄袭他人成果的现象。法学博士生学术规范训练及素养的参差不齐中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貌。耶鲁法学博士刘南平曾撰文批评国内法学博士论文缺失“骨髓”的病症,突出表现在没有“命题”。在他看来,一篇博士论文必须有命题，因为中心论点反应了该论文对学术的贡献,即原创性。9的确，当前诸多法学博士论文看上去更像无所不包的资料汇编，而不是真正有论点、有证据、有论证的“博士论文”，“徒有一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