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知识论赋观及其美学偏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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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人知识论赋观及其美学偏向摘要：晋人的知识论赋观沿续诗经经学的知识论诗学观,把赋体文章定义为一种理性的知识话语，把赋文活动理解为人的一种认知活动。这种赋观的代表人物是左思和皇甫谧，他们明确将汉代以司马相如等人为代表的赋文审美创作看作是自己赋观的理论对手，试图以此在赋文创作上驱散笼罩在自己头上的汉代赋文学这片巨大“阴影”，开创出属于自己的，或曰属于晋代的赋文创作新格局。赋体在屈原手上作为审美自觉的文体始创，至汉代蔚为大国。汉代一方面在创作实践上主要沿屈原开启的审美道路拓展赋体文学的疆域，另一方面，在赋学思想和理论方面产生了经学和美学两种赋观。汉代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和张衡等赋家大体依美的尺度来创

2、作赋文本，其实现赋美的创作方法主要是想象和虚构，他们认为想象和虚构对于赋美的生成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晋人主要针对汉代赋家的这种创作现实，及其所代表的美学赋观进行了批判，认为真正正确的应该是知识论赋观。关键词：知识论赋观；晋人；左思；皇甫谧；美学偏向人们通常认为赋乃是一种文学体裁，赋文本是文学的文本，赋文活动在本质上是文学审美活动。依这样的认知，赋体文章活动自然不会是对知识的认知，而是审美的情感体验活动。然而，赋史上以左思、皇甫谧为代表的这类赋家认为，赋是体物之文，赋所书写的“物”在本质上不是情感的符号，而是一种客观知识,赋文活动亦因此在本质上是人的认知活动。赋体所体之物在认知活动中既然是由客观理

3、性支配的知识，或是由现实生活提供的客观事实，则赋文对物的书写天然地要拒绝一切想象和虚构，不能以抒情言志为主，所有影响到物之知识性的赋体文章都被认为是不正确的赋体文章，都应予以批判和否定。左思、皇甫谧的这种赋论因此是典型的知识论赋观。那么，赋文所体之物在本质上真的应该如左思等人所主张的那样，必须是一种知识吗？这种赋观本身有没有价值？其对赋的审美性的否定是否有效？本文就这些问题展开下面的讨论。一、左思的知识论赋观知识论赋观认为赋体文章所书写的内容应该完全是经验意义上的客观知识，赋文作为物之知识的呈现形式，由赋体文章活动在本质上属于人类认知活动所决定。这种赋观在魏晋最初的大力倡导者，乃是晋代的左思、

4、皇甫谧二人。其中左思是发起者，而皇甫谧是与之应和之人。二人的知识论赋观在中国赋美学史上是最早如此整体地定义赋文活动本质的，他们试图借此在赋的创作上破除汉代赋家给他们造成的文学阴影，走出属于魏晋的独特的赋文创作道路。左思（约250305）,字太冲，出自寒门，西晋著名诗人、赋家，其存世作品主要见于左太冲集。他的赋观主要见于三都赋序。三都赋写汉末魏、蜀、吴三国都城，从赋类上看,属于汉代人首创的“京都赋”一类：“及赋成，左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班固、张衡二人皆汉代大赋家，班有两都赋，张有二京赋，左思以之为自己赋作的楷模，足见其将自己的创作自觉归属于自汉而来的“京都赋”类。左思在创作上颇为

5、自负，汉代著名赋家对他这个藉藉无名的后代赋家造成了巨大的文学阴影，他害怕因自己生活在前代赋家的阴影之中，别人辨认不出他赋作的伟大价值，因此在三都赋序中谈出了他的知识论赋观。这一赋观因为明确反对赋文活动的审美本质，从而也反对了汉代伟大的赋家行之有效的赋文创作方向与道路，左思借此反对，成功地破除了汉代赋家这一悬在魏晋赋家头上的文学阴影。左思的知识论赋观主要有以下内容：第一，赋体文章本质观。左思受班固赋为“古诗之流”和揭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说法的影响，更把赋体文学的源头解说成诗三百六义中的第二义“赋”。这一观点看上去是讲赋的起源，但是，实际上却是赋美学被经学化的汉代道路的延续，凭这一赋文起源论，左思

6、根本走不出汉人的影响。第二，左思之所以坚持赋体文学渊源于诗，是为了提出他的知识论赋观。在赋体文学创作方法方面，左思指出，赋体文本只有坚守住诗三百之“赋”义，客观真实地、直接地再现社会现实生活，写事、写物，这样的赋体文本创作才是正确的。左思特别举诗三百用赋这种创作技巧创作出来的诗句，以此为赋体文章的知识型创作找出源头，列出范本。他说：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左思举诗之例，意在强调赋的手法写出的物象，乃是现实生活中物理的真实。一物之所生，要由现实的地理、气候等环境决定，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赋体文章由诗之赋演变而来,所以，其书写物色的特

7、征，也在于要写出物之“物理真实”。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物理”之“物指诗赋所写的自然物象、社会人文景观和人类生活中的种种事务；“理”指让“物”成其为“物”的自然规律，以及让物成其为物的来自于社会的规定，物之理让“物”成其为“物”，又由“物”把它的在场显现出来，“物”因此是“物理”存在之外化形式。也就是说，一方面“卫地淇澳”作为特定的地域性土壤和气候规定了“绿竹”生长于其地，另一方面，又把“绿竹”自身的自然之理外显出来。像这种不只是以“物”本身在场，而且同时见证了“物理”之在场的诗赋文本中的物，乃是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当然不是以实验为手段,经由分析、综合而得到的科学知识，但是，它的确是属于人类的经验知

8、识，这种知识主要得之于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之经验直观。经验直观生产的知识在本质上乃是个体经验的普遍化，即个体经验最终转化成了人类的普遍经验，这种经验是范式化了的经验。但是，经验知识即便成为了人类认知的范式，它也不是具有形而上品质的纯理论知识。作为知识描述，它始终停留在物的直观感性的外表，所以，它更像是一种事实知识。在经验上升为知识的过程中，人的理性思维是起主导作用的，把经验的个人领悟上升为人类对物的普遍认知方式这个过程，是理性驱除人的个性化情绪和个人体验的难以言说性的过程，正是因为有了理性思维的作用，个体经验的不可言传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神秘性才被克服，个体经验才能被成功转化为可供人类之每

9、个个体来进行认知的公共知识。左思引诗经卫风诗经秦风中的诗为例，意在告诉人们，无论是诗中的文本，还是赋体文章，其所写之“物”，都应是作为人类公共知识的经验之物。左思据此赋观，对司马相如等人运用虚构手法创作赋体文本，把赋中之物书写为反知识之物的做法进行了批评：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左思认为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和张衡作为汉代四大赋家，他们对物的铺写都出现了问题，赋中所写地方

10、为西京，而所写四种物色却并非出于西京，李善注日：“凡此四者，皆非西京之所有也。”左思自己对此已经说得很明确，他认为司马相如等汉代四大赋家对物的书写出现的问题在于地是此地，物是彼物，物出现在其不该出现的地方，赋体文章中的物因此与物的经验知识相悖，本质上乃是反知识之物。左思认为，司马相如等汉代四大赋家在明知物与地不相匹配的情况下还坚持自己的体物写法，其所抱持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在于他们是刻意用这样的写法，来写出西京物产的丰饶和奇异，以增加赋文之美的程度和力量。然而，这种为了“润色”文本的物的书写造成的结果，是“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所谓“于辞易为藻饰”，是说“物”在赋体文章中直接在场

11、的形式是语辞，赋家对物的虚美在赋体文章中显现出来首先是对语辞的藻饰，“藻饰”既是赋家依美的尺度创作文学语言的行为，也是物依美的赋言显现于赋文本中的虚美形式。左思于此正确地说出了赋文审美创作的本质：用美的尺度书写物，并让这种书写具体地显化为赋言的审美创作。左思对司马相如等人的这种赋体文章创作方法是否定的，他认为运用这种方法的结果必然是赋体文章得到了美，却为此极大地伤害了赋体文章的知识品质，因为，这样的赋文本给读者提供的关于物的知识，乃是虚假不真的知识，赋文之美只是一种虚美。赋中虚美之物“于义则虚而无征对读者认知赋家所写的“西京”在知识的维度上产生了误导的作用。左思认为，物作为人类的经验知识，其价

12、值在于实用，即经验知识总是实际地保证着人的生存；“藻饰”是人依超乎功利的审美尺度对物的修饰，物作为“藻饰”的作品，是无用之物，它不仅无助于人的生存，而且还伤害着人的生存，当实用和华丽之美一齐摆到左思面前之时，左思的态度坚定而鲜明，弃美而取实用。这是左思关于赋的知识论的核心思想。所以，针对司马相如等汉代大赋家写物但求华美，不计物所代表的经验知识真实与否的创作，左思给予了强烈的批评：“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没有实际功用的玉制的贵重酒器，得不到实际生活验证的赋言，它们的本质都是用美取代了实用知识，因而是应予杜绝的。左思所针对的司马相如等汉代大赋家创始和运用的赋体文本创作方法，

13、就其“假称珍怪”而言，实际上是文学虚构方法，具体讲，就是把比目鱼这海鱼写为陆地景观，把海若这大海之神写为西京人间景观：“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班固西都赋写道：“揄文竿，出比目。“李善注引尔雅曰：“东方有比目鱼焉。”东方临海，比目鱼是海鱼。张衡西京赋用齐鲁神仙方士文化写西京景致说：“海若游于玄渚。”李善注曰：“海若，海神。”西京指长安，为大陆腹地，远离海洋，依生物之理，比目鱼不得见于西京；海若作为海神，治海而不治陆，亦不应现于西京。班固、张衡将二者写成西京之象，当然只能理解为是赋家的想象和虚构。班、张二人所使用的赋文创作方法完美地把文学创作的虚构原则体现出来，其所

14、急!作出来的赋作具有巨大的美感力量，对后之赋家走上依美的尺度作赋的道路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下延到晋代，它依然是赋文学创作的主流方法。左思赋观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当赋文学界的大多数赋家都认可，并在创作上将虚构的赋文创作方法奉为圭臬之时，他挺身而出，指出这种创作方法是错误的。因为，在他的心中赋体文章活动的本质是人的认知活动，要让认知得以实现，赋家所使用的正确方法，只能是可以写出真实的经验知识的方法，即左思推崇的征实方法。左思指出，自觉使用虚构方法来写物的赋家，他们对赋文活动本质的认知是不正确的，他们把美的生产和欣赏视为赋文活动的最高目的，这种认知决定了他们不是被动地，或无意地使用虚构这一创作方法，

15、相反，他们总是主动地、刻意地使用虚构方法来写物。他们知道，用虚构方法“润色”“藻饰”赋中物象，可以极大地增强赋文的美感。赋体文章对物的这种审美书写是左思不能接受的。左思把赋文接受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赋文接受的认知主体，另一类是赋文的特殊审美主体。前一类主体是“论者”：“而论者莫不诋讦其研精。”“论者”主要是赋文活动中的研究者或批评主体，不必是为写赋而读赋的“作者”，他们把赋文活动从总体上理解为人类的一种特殊认知活动，主要用理性思维来处理自己研究、批评的对象，是典型的赋文活动认知主体，他们看司马相如等人用虚构的方法书写出来的赋中物色，一眼就可看出哪些物色有知识的谬误，并给予严肃的批评。后一类主体

16、是以“作者”身份阅读赋文的读者，即后世赋家，他们为了学习前人的创作方法而读司马相如等前辈作家的赋作，在阅读之时，乃是赋文本的接受主体；在创作之时，他们则是赋体文章的创作主体，是“左思”在下文中所说的“作者”：“作者大氐举为宪章。积习生常，有自来矣。”此“作者”实际上是兼读者与作者于一身的赋文活动主体。当他们从赋文所写物色看到司马相如等人所使用的虚构方法时，对此方法“大氐举为宪章”，随而效之，经历长久的创作，而令虚构成为自己审美地书写赋文的本能。左思把“论者”和“作者”定义为在赋本质论上截然对立的两种主体，“论者”认为赋的本质是认知，“作者”认为赋的本质是审美。左思把自己归列在者”一类，从而表明了自己的赋文知识本质论立场。然而，左思实际上同一般的“论者”还不完全一致，他是兼“论者”和“作者”于一身。作为“论者”，他看出了司马相如等人虚构创作方法的反知识特征；作为“作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