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炜的自我形构与文学叙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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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张炜的自我形构与文学叙述摘要：张炜是中国当代文坛不可或缺的一位作家。张炜因其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与文学思潮中位置的“含混性”，而成为学者不断阐释与言说的对象。只有回到文本，将张炜放到时代与文学交织的大网之中，在各时代的共时场域与张炜自身创作脉络的历时场域之中考察，才能全面揭示他创作背后的学理性逻辑。张炜经由早期“流浪”形成的知识分子主体品格贯穿其创作始终，并使其处于与时代的“共名”与“张力”之中。无论是早期对于人性的书写，还是80年代与启蒙的合奏，或90年代被动加入“道德理想主义”队伍，抑或新世纪后对于底层的关注，张炜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在鲁迅思想的延长线上注视现代人性与人类的精神，探

2、索实现国家与民族现代化的方法。考察作为知识分子的张炜的心路历程，可以为反思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关系提供一份个例。在当下文学创作深受资本与市场影响的背景下，这种反思尤具现实价值与意义。关键词：张炜；自我形构；文学叙述；知识分子；时代张炜是当代文学中极具创造力的作家之一，以其创作之丰、体量之大、时间之长而蜚声文坛。综观张炜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可将其大致归为四个发展阶段。从1973年木头车，到声音一潭清水等作品的发表，可视为张炜的早期创作阶段。这一时期张炜以书写人性见长，笔下多为芦青河畔的田园风味与浪漫情感，有孙犁抒情小说的痕迹。从80年代中期发表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到古船，可视为张炜创作的第二阶段。张

3、炜一改早期对人性善的赞扬，转而向历史与现实的深处挖掘，揭示现实的恶与历史的轮回，作品的复杂性开始凸显。90年代张炜发表九月寓言柏慧家族等小说，标志着他的创作进入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张炜放弃对恶的直面批判，投身“野地”与自然。新世纪后，张炜以长河小说你在高原的发表为标志，进入创作的第四阶段。这一阶段包括之后半岛哈里哈气寻找鱼王等儿童文学创作。张炜以更加沉潜的姿态注视现代语境下的种种乱象。考察作为知识分子的张炜在不同阶段的文学表现及其文学创作与时代的关系，对于全面揭示张炜文学创作的蕴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我们考察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关系打开了一扇窗户。一、早期“流浪”与知识分子的主体生成张炜早期小说以

4、书写人性见长，声音（1982年）、一潭清水（人民文学1984年7月号）等小说叙写古朴、宁静的田园景象与清新的人性。这些创作与他童年近乎流浪的生活经历紧密相连。在张炜看来，流浪是个体生命存在的一种独特体验，“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囊括在这种奇妙的流浪之中”。因此,张炜将“流浪”视为其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之一。这种流浪固然指代肉体的位移，但更为重要的则是精神隐喻方面的“流浪”。联系张炜父亲的被审查，他被迫游走于海边林野、在学校被议论与被侮辱的经历，可知他长期处于被时代放逐的环境之中，与恐惧、歧视、孤独为伴。恰恰是这种孤独的生存体验塑造了张炜独立思考的品格，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生成。陈晓明就注意到张炜

5、小说始终有一个第一人称“我”，并指出“他的那个貌似抒情的我，其实是一个不断自省的我。这是深层“流浪”带来的主体意识与反省意识，是在自我验的意义上展开的写作。当然，这种“自我经验”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作家不可能真正离开自己所属的时代创作。张炜正是一位在某种程度上不受时代“规训”但又与时代密切相关的作家，他童年的生活体验与生存经验成为日后创作的精神源泉。孤独的“流浪”生活滋养了张炜对自然大地的爱与对恶的批判。张炜自小见识了太多“恶的力量”，故地的莽林、建筑、人文遗迹、动物等的消失，引发了他的思考。这不仅是自然环境的变迁，更是时代变化与人性复杂的映像。在他早期的创作中，山楂林写煤矿开采对自然大地造成

6、的不可挽回的伤害，阿对和爷爷不能阻挡现代洪流的浩荡向前。在稍后柏慧外省书九月寓言等小说中，张炜皆表达了对于现代化发展的反思，对于自然被破坏的痛惜。评论家将张炜的这类创作称为自然文学，对此张炜曾自道：“文学在我这里就是文学，它们不会从题材上区分得这么清楚。作家关心的主要是人性，是生命中激越的诗意。是社会的不公平，苦难和爱情。”因此，张炜自觉地站在弱小者、被迫害者一方，呼唤人性善。面对物欲纵流与环境污染，张炜书写与歌颂人性美。短篇小说达达媳妇叙写纯真勤劳的达达媳妇对婆婆的爱。看野枣讲述大贞子自愿到大海滩上看野枣，不计前嫌帮助三来。声音叙写二兰子与小罗锅儿之间朦胧的爱情，二兰子并未因割牛草而放弃对生

7、活的向往。从创作风格上看，张炜早期创作中弥漫着浪漫抒情的笔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孙犁铁木前传抒情小说的血脉因子，以及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猎人笔记散文化小说风格的影响。与同时期以人伦关系破裂来表现人民苦难与历史浩劫的“伤痕文学”思潮相比，张炜笔下的达达媳妇、大贞子、二兰子等纯善人物形象呈现出时代主题下的另一美学现象：即不同于反面的对“假丑恶”的直接控诉，从正面表现人与人性“真善美”的一面。但是，张炜在创作中并没有过于以理想化的姿态来想象人性，他也注意到对灾难制造者的刻画。三来（看野枣）、卢大麻子（丝瓜架下）、“民兵连长”（操心的父亲）等人物是他小说中恶势力的代表，张炜看到他们以“正当性”面目行恶的荒诞

8、性，并严厉批判之。这些“伪善”的人物其后又以赵炳、赵多多（古船）之类的“恶人”形象出现在张炜的创作之中，但日后他对于历史的反思与复杂人性的洞察却更为深刻。张炜践行着自己的文学立场，不跟风。他曾自言：“没有什么历史的潮流是经得住推敲的我们总是格外尊重和注意那些逆潮流而动的人，希望听到他们未被喧嚣淹没的声音。”张炜本身就是一个与时代潮流保持一定距离的人。从1974年槐花饼始，其后花生夜歌下雨下雪芦青河告诉我等小说中频繁出现“芦青河”意象，被评论家合称为“芦青河”系列小说。短篇小说集芦青河告诉我（1983年）是他1980-1982年间创作的。联系时代文学思潮可知，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伤痕文学

9、”与“反思文学”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一一揭示封建蒙昧主义给普通中国人生活和心灵带来的巨大伤痛一一在文坛上产生巨大轰动”的时期。此时张炜正承续孙犁与屠格涅夫的浪漫抒情风格，在童年的“芦青河”上呼唤人性与清澈的田园牧歌。其后，文学仍延续着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蒋子龙以乔厂长上任记掀开“改革文学”的大幕，张炜的短篇小说一潭清水虽然也写到了农村“改革”，但是与文坛上流行的“改革文学”却是不相及的。“改革文学”以其“在场性”的特点揭示改革过程的艰难，进而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鼓与呼。如乔厂长上任记塑造“开拓进取”的“新人”形象，带领工人为社会主义事业奉献力量。而张炜主要将“改革”作为小说的历史背景，质在探索人的

10、精神在时代变迁中的“起伏”。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张炜在秋天的思索（1984年）、秋天的愤怒（1985年）中表露了更多的忧思。也是从这时起，张炜的创作风格开始不同于早期赞扬古朴自然的“芦青河”，转而批判世间的“恶”。这一时期的张洋在文坛上多少显得有点特立独行。宋遂良最先注意到张炜早期创作的与众不同之处：“他（指张炜）不像这个时期涌现的大多数青年作者那样以写问题小说崭露头角，他不追求重大的题材，也没有迎合时下流行的一些艺术习尚，他铺开一张白纸，独自魅心魅意地去写他熟悉的动过感情的生活。他歌唱美的自然，美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芬芳，人间的纯朴。”正是童年“流浪”的生活体验促使张炜从时代潮流中

11、“挣脱出来”。或许有一天张炜身体的流浪会终结，但只要他还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他的精神流浪就将永远“在路上”。这是他自我主体建构的内在需要，也是他注视“现代”丑恶现象的一种策略。虽然相比于张炜稍后的写作，他的早期创作略显单薄,但预示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创作“底线”，这将伴随张炜创作始终。在“芦青河”之后，张炜向历史的深处开拓，以长篇小说古船在文坛上声名鹊起。二、启蒙语境下的历史批判与现代反思从中篇小说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起，张炜创作进入第二阶段。古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也是张炜的成名之作。古船酝酿于1980年下半年，起稿于1984年6月，定稿于1986年7月，同年10月在当代第5期发表。评

12、论界不再把古船看作是“芦青河系列”。“古船是张炜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张炜的创作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早期对自然环境的赞美到对社会历史、人性的深刻挖掘。但是对于张洋来说，这是否意味着他的创作完全转向了呢？如果古船是张炜“基因突变”之作，那么是怎样的契机促使他的转向？如果他没有完全转向，那支撑张炜前后创作的内核又是什么？这促使他的创作与同时代思潮之间又处在怎样的张力之中？古船开创了文学史上新的历史叙事模式。1949年以后的“革命历史叙事”中，类史诗叙事与类传奇叙事具有宏大叙事与史诗气派相结合的“革命美学”特征，突出典型人物的塑造，强调对于社会的简单描摹。古船率先突破五六十年代所确立的

13、这种宏大革命历史叙事，代之以家族历史叙事模式。小说以洼狸镇上隋、赵、李三家的家族冲突来结构文本与反映历史，叙述时间横跨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社会大变革如火如荼展开的时期。在古船之前，历史即是主流政治意识的体现,个人经验的历史书写模式至90年代方才取得合法性。古船开创了以作家个人经验来书写历史的模式，这种模式影响了其后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1991）、陈忠实白鹿原（1992）、李锐旧址（1993）、高建群最后一他匈奴（1993）等一大批小说的创作，在当代文坛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力。对于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写作思潮，张炜并没有盲目跟随,而是向历史与现实深处开掘，理性地审视历史。古船是张炜对中国

14、历史与现实长期思考的结果。四年的档案管理生涯也让他看到了迥异于“主流”的历史。隋抱朴站在历史理性的高度上思考四十年灾难是怎样造成的，他的忏悔意识与原罪意识也是对于中国民族与历史的反思。古船揭示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给农民带来的苦难事实。古船中的赵炳和赵多多原是特殊年代里灾难的制造者，然而在改革开放后又掌握了乡村政权，他们的地位类似于传统的“乡绅阶层”，处于乡村社会权力秩序的核心位置，但却几近抽空了“乡绅”作为乡民保护者的内涵，转而成为苦难的制造者。小说中的四爷爷赵炳尤其体现了传统宗法制与极左思想的结合，李家与老隋家的灾难都与他脱不了干系。赵炳在“土改”时期对李其生的利用与戕害，以“干闺女”之

15、名对含章长达二十多年的控制与胁迫，皆证明他的虚伪本性。赵多多在“土改”时期作为民兵头儿制造了很多苦难，改革后，又精于算计将粉丝大厂据为己有，以“企业家”的身份剥削外族工人。在赵炳等人身上俨然存在着封建压迫力量的影子。然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政治上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为什么在“文革”时期封建专制又会借革命之名还魂呢？张炜揭示出历史表层之下巨大的荒谬性，传统小生产方式浸润下的封建意识，又梦魇般地纠缠在国民性格之中，成为中华民族跨入现代社会的严重阻遏。古船对中国革命历史进行了反思。在古船之前，文学对于“土改”的叙述主要突出其正确性与必要性，缺乏理性的反思。建国前描写“土改”的小说揭示地主与农民

16、之间的阶级斗争与农民的矛盾心理。建国后，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小说聚焦在先进与落后、个人与集体的矛盾冲突上，讲述在党影响下的社会主义“新人”带领农民走上“金光大道”的故事。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即反思前一时期“一体化”格局带来的弊端。对于“四人帮”的控诉也好，人道主义的提倡也罢，作家总是在时代要求的契领下进行创作。因此，古船之前，从历史理性层面上反思“土改”中存在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文学表现。古船发表后，批评家延续着“高大全”与“模式化”的极端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以“阶级斗争”和“顶天立地的人物”为标准苛责古船。忽视了古船所表现出的异于前一阶段的历史反思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古船的“异质性”将会凸显出来。从表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