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知颍祈雨文初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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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辙璇祈雨文初探摘要：以苏轼知颍时的祈雨文为研究对象，以相关历史文献为依据，借助学界研究成果，首先对祈雨文的祈雨时间、祭祀目的、称颂神灵等内容作了系统分析，进而探讨祈雨文所反映的古代颍州独特的农业生产方式、特有的祭祀神灵等地域特色。通过本研究，进一步挖掘传统文化的地域特色，从而探求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途径，提升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关键词：苏轼；颍州；祈雨文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气温、雨水等自然要素对农业有着重要影响，直接关乎国计民生。但大自然并非总是风调雨顺，时有灾害发生。在科技落后条件下，面对超人力的灾害，人力无以应对，转而求助于神灵，希望及时显灵，消弭灾害。因此，干旱祈雨成为古代.重要的祭祀

2、活动，祈雨文由此应运而生。北宋苏轼知颍（今安徽阜阳）期间，颍州干旱严重，为缓解旱情，便向张龙公祈雨。从苏轼的祈雨文，可以管窥宋代及当时皖北祈雨民俗的概况。一、苏轼知颍祈雨文内容概述宋代祈雨有不同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地方长官组织和主持的祈雨活动即是其中一种。苏轼于宋仁宗元佑六年（1091年）八月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次年二月改知扬州，前后知颍半年。其间颍州自受及冬连早，秋收共微，冬麦亦因长期干旱而枯萎，百姓生活维艰。作为地方长官，在人力无以解决旱情时，便转而求助于神灵，开始祈雨活动。乾隆颍州府志中保存有祈雨迎张龙公祝文1486祈雨送张龙公祝文1486-487等两篇苏轼知颍时的祈雨文。首先，祈雨活动

3、的时间祈雨活动多在旱灾肆虐，已造成农业收成减少或农作物干枯，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危害之时。根据史料，苏轼于元祐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奉令知颍，祈雨文的祭告时间为同年十月二十五日，相距两月。祈雨迎张龙公祝文记载：“岁旱夏秋，秋谷既微。冬又不雨，麦棉而腓。夏秋连旱，至冬仍未出现降雨，旱灾已延续半年左右。秋收已大为减产，严重的干旱致使冬麦日渐干枯。如若旱情继续，势必来年夏收也将无望。“闵闵农夫，望岁畏饥。并走群望，莫哀我欷。”本已生活困苦的百姓，对来岁也难抱有希望，忧心忡忡。正是在这种境况下，苏轼率领官民开始了祈雨活动。在宋代其他的祈雨活动中，时间的选择也都与上文所说一样。早于苏轼知颍的欧阳修，知颍期间于宋皇

4、祐二年（1050年）也曾主持过祈雨活动，留有祈雨祭张龙公文。其文曰，旱灾严重，已使“生民嗷嗷困苦于下，公私并乏，道路流亡”482。显然，祈雨活动都在旱灾已致公私之用极为匮乏、百姓流离失所、社会极不稔定之时进行。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嘉兴府春旱严重，当地民众赶赴精严寺祈雨（1）；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三月，京师旱，“遣中使祷雨2.都反映了同样的祈雨时间。其次，祈雨的目的是希望神灵及时显灵，适时雨雪，缓解旱情“雨雪在天，公执其机。游戏使仰，千里一麾。被及淮甸，三辅王畿。积润滂流，淡日不晞。张龙公执掌雨雪之权，操纵着雨雪的时间、地点。苏轼率领吏民祭祀张龙公，恳请其惠及万民，适时普降甘霖，使淮

5、甸等干旱区喜获雨雪，满足生产生活对雨水的渴望，解决旱灾。因此苏轼我率吏民，鼓钟旄旗。拜送于郊，以华其归。尚飨”，以便讨好张龙公，应验祈雨要求。从上下文推断，苏轼也并非一味地敬奉、讨好张龙公。如果张龙公能及时显灵满足吏民所请及时送来雨水，便可使其享受“鼓钟旄旗”“以华其归”：但若不能应验，很可能使其长期暴露于荒郊，直到雨雪降临为止。因此，从这方面看，倒是具有先礼后兵、“贿赂”与“恐吓”并用之意。苏轼祈雨送张龙公祝文的时间是元祐六年十二月十日，从十月二十五日迎张龙公举行祈雨活动，到十二月十日“以华其归，相距一个半月，张龙公i直被置于郊外。从“再雨一雪，既洽且均来看，应该之前已有雨雪，只是雨雪量较小

6、，尚难缓解旱情。故而恳请“再雨一雪，雪量适度均匀，以便最终有效解决旱灾。并且再次强调：“何以报之，榜铭皆新。诏公之德，于亿万年。”而后将由师道、迨,复饯公还”。使其世代享受地方敬奉。同样，宋代类似祈雨活动均有同样目的。欧阳修的祈雨祭张龙公文云：“于此之时，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为，而神之所甚易也。”先是恭维、赞扬张龙公应验降雨的无上功德。并肯定了张龙公非凡的法力，人力所难以解决的旱灾，对于神灵却是举手之劳。用力少而功德厚，何乐而不为呢？如此恭维、敬奉神灵，“其有不动于心者乎？1482再次，祈雨文称颂张龙公长期对地方的恩惠祈雨迎张龙公祝文云：“稽首龙公，民所祗

7、威。德博而化，能潜能M食于颍人，淮颍是依。受命天子，命服有辉。为国庇民，凡清莫违。”赞扬张龙公广施恩德，神通广大，是颍淮民众信赖的仁义之神。作为地方行政长官，代人君治理一方，代表民意每次祭请张龙公都能及时应验，满足祈求。祈雨送张龙公祝文也有：赫赫龙王，甚武且仁。赴民之急，如谋其身。称赞张龙公神力非凡而且仁厚，对于百姓的困苦感同身受，急民之所急，解民之所需。“有不应祈，惟汝不虔。”都会求有所应，如若未得应验，错不在龙公，而是祈请者不够虔诚。因此，祭奉龙公一定要斋居洗濯，倍显恭敬。同时，苏轼强调“早我之罪，勿移于民，如果张龙公是因为地方出现某种过错而惩罚使之干旱，作为地方首官，苏轼愿意承担一切罪贲

8、，无以波及民众。这是典型的罪己行为，愿以一己之身，替代万民承受一切惩罚。“罪己”行为或思想在古代也有深远影响，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典型的当属唐太宗“吞蝗工旧唐书五行：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稼。太宗在苑中掇蝗，咒之日：人以谷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汝若通灵，但当食我，无害吾民。唐太宗认为蝗灾是因自己统治有所过失，为使蝗灾消弭，甘愿让蝗虫啃噬自己以救护庄稼，把蝗灾引向自身，舍身保民。封建社会皇帝是“天子”，代“天”治理天下，天下安稳，风调雨顺，则是统治者治国有方：反之，如果灾害频仍，民生艰难，则是皇帝无德。因此，需修德以顺天意。为了迷惑百姓，往往于此时下罪己诏。后来这种方式

9、也被地方官员应用，把地方的天灾人祸看成是主政官员治理不力，希望通过“罪己”，使上天满意，恢复自然应有的秩序。欧阳修的祈雨祭张龙公文亦云：刺史不能为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归！而又顽傲愚冥，无诚港忠信之心可以动于物者。是皆无以进说于神，虽其有请，宜不听也。然而明天子闵闵忧劳于上，而生民嗷嗷困苦于下，公私并乏，道路流亡。”482地方长官刺史如为政不力，致使百姓流离失所，顽固傲慢愚笨昏瞄，缺乏诚实忠信之心，均无以感动事物。即便有所请，神灵也不会应允。但毕竟神灵仁爱万民，感于仁君的忧劳与生民的困苦，在天下极其穷困，公私匮乏的窘境下，如能及时雨、雪，救一方百姓于水火，自然功德无量。欧氏虽未明显罪己，但其所论

10、刺史的失德表现，显然是在告诫包括自己在内的地方长官，上应体恤皇帝拳拳忧民之心，下应关爱辖区民众，使其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这样才不愧为老百姓的父母官，才能在灾害时有求有所应。宋代叶适的祠山祷雨文：位尊责重，惟王是知。大足大通，非王孰有。(2)也是在恭维神灵。宋代对祈雨的礼法和制度均有所规定，甚至颁布全国统一的祈雨法，对祈雨有应的神灵祠庙加封褒崇等等，因此促使祈雨活动频繁和祈雨文的大量出现。尽管祈雨文文体多样，所祷神灵也差异较大，但祈雨文所包含的主要内容仍具有某些共性，如祈雨时间、陈述灾情、以诚动天、恭维神灵、引咎责躬等等,这在苏轼的两篇祈雨文中都有所体现。二、祈雨文所反映的颍州地方特色古代颍州独

11、特的农业生产方式，历代都认识到雨水对于该地农业活动乃至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因此，每逢雨水不足，农业生产受到威胁，人力无以解决时，包括地方官在内的颍州人便求助神灵。而宋代祈雨活动中的多神信仰，体现在地方便是各地往往都有当地信奉的神灵，即人们认为有求必有应的神灵。这从苏轼的祈雨文中都有所反映。(一)颍州独特的农业经济方式颍州地处华北平原南部，地势平坦，雨量适中，光照充足，适宜多种农作物种植，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粮食产地，今天仍盛产小麦、水稻、棉花、玉米、大豆、红薯等作物。农业生产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稔定至关重要，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依据，因此他们对此极为重视。然而，低下的科技水平，加大了农业生

12、产对自然的依赖程度。久旱无雨，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危害农作物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每当此时，单靠人力无以应对旱灾，祈雨便成为应对旱灾、祈求农业丰收的常用方法。苏轼知颍虽只有半年，但仍极为重视农业生产。苏轼深刻认识到农业生产对于颍州的益处，因此大修水利，疏浚陂塘，开清沟，疏清沙，提高了颍州农业设施的作用。同时，关心民众疾苦，维护百姓利益。当时颍州灾荒，部分百姓赴淮南路氽稻，至固始被扣。苏轼多次催要遭拒后，便上奏朝廷，终于要回全部稻种。元祐六年冬，大雪铺地，百姓饥僚。这场大雪很可能是十月二十五日和十二月十日祈后所下，算是祭奉张龙公的结果。但熨秋连早已造成秋收锐减，百姓生活极为艰难，此刻大雪封门，难以外

13、出谋生，无疑雪上加霜。苏轼奏请朝廷恩准，发义粮数千石及平汆出售院碳等生活用品救济灾民。同年十月，开封府辖内数县水患，导水入惠民河失败后，随有开八丈沟导颍河入淮之议。苏轼通过多方走访与勘察，认为此举不可。遂上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系统阐述了八丈沟不宜开凿的理由。“但遇淮水涨溢，颍河下口壅遏不得通，则皆横流为害，下冒田庐，上逼城廓，历旬弥月，不减尺寸。但淮水朝落，则颍河暮退，数日之间，千沟百港，一时收缩。以此验之，若淮水不涨，则一颍河泄之足矣。若淮不免涨，则虽复旁开百沟，亦须下入于淮，淮水一涨，百沟皆壅，无益于事，而况一八丈沟乎？若上下水并在颍州，则颍之受患，必倍于陈，田庐城麻，官私皆被其害。488

14、如若开凿八丈沟，不仅难解陈州水患，反使颍州大受其害，严重影响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苏轼的据理力争，开沟之议搁置。确保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为来年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不仅苏轼重视颍州农业发展，欧阳修同样给予了极大关注。皇祐元年(1049年)二月，欧阳修转知颍州时，便对颍州大为称赞：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3)知颍期间，实行简政、兴农等措施，并督率民工堵塞白龙沟，提升西湖的灌溉能力。次年，颍州大旱，欧阳修亲自为民求雨说：刺史不能为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归！482当天甘霖降，则作喜雨：“大雨虽霹霹，隔辙分晴阴。小雨散浸淫，为润广且深。浸淫苟不止，利泽何穷已

15、。无言雨大小，小雨农尤喜。宿麦已登实，新禾未抽秧。及时一日雨，终岁饱丰穰。夜响流淼度，晨晖霁苍凉。川源净如洗，草木自生光。童稚喜瓜芋，耕夫望陂塘。谁云出家苦，此乐殊未央。”(4)反映了欧阳修喜获降雨的大好心情及雨水对于颍州农事的重要。有了这场雨，便可终岁饱丰穰，农家自然充满欢声笑语。(二)颍州独特的祈雨神灵从古代很多文献中都可发现，祭祀日月星辰、风师、雨师、山岳、沟渎等神灵的礼仪代代都有，人们认为这些神灵掌控着某一领域，祭祀它们就可免除某些灾难。宋代的祭祀、祈求活动涉及佛、道法事以及其他各类神灵，事神已然成为普通人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钟敬文等把宋代祭祀分为三类：官方祭祀的所谓正神；官方

16、虽不祭祀，但得到官方认可之神，具有极雄厚的群众基础：完全不被认可，甚至官方取缔的神灵3。可见，宋代祭祀对象极为更杂。祈雨活动极为普遍，甚至由中央政府下令推行祈雨法，宋史吉礼五记哉咸平二年（999年）、景德三年（1006年）五月因旱推行祈雨法和画龙祈雨法，对祈雨场所、时间、人员、祭坛规格等作了详细规定。苏轼知颍时的祈雨活动既可看成是“顺应宋代祈雨之风的结果，同时又结合了颍州地方风情，带有地域特色。苏轼任职他处时也主持了很多祈雨活动，祭祀时象却各不相同。知扬州时，作有祈雨僧伽塔祝文，以僧伽塔为祭祀对象：知定州时，有北岳祈雨祝文，祭奉北岳。这些祈雨文中所祭祀的神灵都具有地方性，都是当地人们信奉并且认为祈雨即能应验的神灵。苏轼知颍所作祈雨文，祭祀的却是张龙公。据苏轼谢昭灵侯庙碑记载，昭灵侯张公南阳人，隋初家于颍上县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