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发展境遇审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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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发展境遇审思摘要：在人类解放学说的整体观照中，马克思以其深刻的历史对资本主义社会下异化的人进行了考察，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研究视角与方法。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改变着社会生产的传统范式，为生产方式变革、“产”“教”融合、旧式分工削弱开辟了道路，重构着人全面发展的现实载体。然而，人工智能在创造有利于人发展的社会条件的同时也加剧了人的物化、奴化、矮化，使人的发展深陷“二律背反”的现代性僵局。从本质上看，人与技术之间的矛盾始终是人与人的矛盾，人们在智能技术中认识到的深层次发展悖论源于“颠倒世界”中资本与技术的全面“联姻”O通过探析人工智能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更能清晰审视当

2、代社会人的发展机遇与症结，为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全面发展探寻出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之路。关键词：人工智能；人的全面发展；“二律背反”；资本逻辑；异化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学说的根本旨归，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深入分析资本内在的辩证性运动，马克思为人的全面发展找到了一条扬弃资本逻辑的共产主义道路，并揭示了科技进步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纵观社会发展历史，每次科技革命必将对社会带来全面冲击与变革。当今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着社会劳动范式，展现出变革生产关系、推进人全面发展的强大力量。但智能技术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对人的主体性提出挑战，并造成劳动的新异化，使人坠入更深层次的现

3、代性物化泥沼中。技术带来的究竟是机遇还是危机？人们又为何在科技发展中陷入“二律背反”的发展困局？这些都成为人机共存的人工智能时代亟须深入研究的问题。一、直面“困局”：人工智能时代人的深层次异化危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基于异化劳动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人片面发展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156,人越劳动，就越感到自我的“丧失”，社会物质生产越丰富，人的发展就越闭塞。当前，在资本与技术全面“联姻”的颠倒世界中，智能技术的发展不断催生劳动的新异化，不仅导致人发展的现代性迷思，也造成了人的深层次异化困局。（一）人的

4、物化：“工具人”的全面诞生技术本身看似具有客观性，但技术的内嵌式规则使其具备了价值偏向，这种价值偏向在人工智能这种能够“进化”的技术体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凯文凯利在失控中提出了一个与进化相关的观点：“只有群系统才可能将局部构件历经时间演变而获得的适应性从一个构件传递到另一个构件。非群体系统不能实现（类似于生物的）进化。”2也就是说，真正通用的人工智能需属于一个类群。人工智能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构性产物，其能具备“智能”的原因就在于嵌入了人类社群的社会信息元素，从而使其能像人一样达到与社会需求的契合，这就使看似中立的技术具备了价值导向。当前，在资本与技术的“联姻”下，技术设计与运用很大程度遵循着

5、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商业议程。数据科学家奥尼尔在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中指出，“人工智能并非真相的代理服务器，它只关注点击率”。随着社会生活愈来愈转化为一串O与1的代码，智能技术便如同一个“幽灵”高度介入人们的生活中。然而，当人们将生活的一部分让渡给技术时也是让渡自身主体权力的开始，正如霍克海默批判文化工业时所强调的，“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3122-123o在仍由资本主导的技术运用中，人机交互加剧着资本意识的渗透与延续，使人的劳动与发展不断围绕利益攫取这唯一目的展开。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指出21世纪的社会是一个功绩社会416o如信息全球化下消费社会的成

6、熟，人无意识地购买更多无意义但符合资本期望的东西；又如当今依托算法推荐技术的网络社交平台，其信息推送目的是流量的最大化，导致信息的传受双方都陷入流量至上的“价值怪圈”o由于智能技术的便捷与“智慧”，人对技术产生了一种信任与依赖，不仅愈发沉溺于数字世界中，也更加依靠技术给定的逻辑进行决策与行动。然而,当人的思想与行为被裹挟在资本所制造的文化工业中时，便形成了劳动者的双重异化：第一重是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者不仅无法完全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还会感到劳动过程的痛苦与不幸；第二重是劳动目的的异化，功绩社会无形中对主体进行建构，使主体主动将自我物化、商品化。在此，劳动越来越丧失了“人”的目的性，精神活动也

7、逐渐成为一种服务于现存事物的工具，成为追逐利益的手段。当今的智能技术如同“阿修罗之轮”，在资本的主导下，人机交融的社会体系显示出一种经济强制性。如霍克海默所述，“既然意识形态始终反映出了经济强制性，那么不论在什么地方，对意识形态的自由选择也就变成了选择同一种意识形态的自由”3171。在对利益的普遍追逐中，人逐渐从“社会人”“自然人”变成了与物等同的“技术人”“工具人”，面临着更加物化的现代性发展困局。（二）人的奴化：“自我剥削”的主体选择科技的发展使所有人成为数据的生产者与运用者，但技术也创造出一个数字化的全景式监狱。福柯基于边沁的“圆形监狱”概念认为19世纪以来社会已形成一种全景监狱模式的监

8、狱群岛，人们在其中遭受到权力的监视与规训。在这里，福柯所提出的全景监狱由医院、监狱、学校、工厂等中心化、物理化场所构成。而自信息时代以来，信息传播方式在技术助力下发生了很大变化。韩炳哲就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化全景监狱中，权力通过信息媒介的环形电路对社会个体实施着无孔不入的监视与规训。人们虽处于数字全景监狱的全方位监视中，但自身是完全自由的，并且主体并未意识到这种监视与规训，愿意主动暴露与展现自己，从而达成了社会个体与资本数字监狱的共建与运作。在数字监狱下，劳动主体显示出一种在既有秩序中“自我异化”与“自我剥削”的倾向，无形中加剧了人的“奴化”。科技发展催生了灵活、自由的新劳动模式，仿佛

9、技术将人从繁琐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但人们虽处于自由形式的劳动中，却“投身于一种强制的自由，或者说自由的强制之中，以达到最终目的一一效绩的最大化”485o在此，资本具有的剥削性由主体的否定转为了肯定，表现为围绕利益攫取而展开的自我剥削、自我优化。如社会内卷的一般表现，人们虽未处于满足生物需求而展开的必要性劳动中，但却依旧为了“自我提升”而不断进行着让自己感到不悦又难以违背的劳动。这种劳动模式实现了“主动服从”与“被动服从”的统一，“看似弱化了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却强化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5。在这种数字监狱下，人以一种更根植于精神的形式受到资本的奴役。在齐泽克看来，符号性认同是对某个位置的认同

10、，“别人从那个位置观察我们；我们从那个位置审视自己，以便我们显得可爱，显得更值得别人爱”6o而决定和支配主体行为与想象性形象的也正是符号性认同。在数字化监狱中，社会形成了一种资本秩序下的符号世界，人们理性地审视自我，以资本逻辑下定义的“成功”来发展自我。如对流量与虚荣的追逐，抑或对财富与名气的肯定。数字监狱使整个社会持续卷入这一固有的符号秩序中，而主体要想获得自我与社会的同一性，就不得不将自身置于符号性认同的想象性形象中，也就不得不异化自身。因为“个人只有与普遍性完全达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3158。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成为一个自然的“事实”，人们面对整个社会秩序进行着难以违背的妥协与顺从。在

11、此之下，数字化的启蒙运动也遭受蒙蔽与奴役，那些看似公开的、透明化的信息已经失去了其客观性与真实性，相异价值的生存空间也受到挤压，消解着变革生产方式的内在力量。由此，人工智能时代虽并无“剥削的鞭挞”，但劳动却愈发成为一种使人感到奴化的活动，人的发展呈现出一种“二律背反”状态：人们感到生活充满机遇、无所不能，却又深深感到自我发展的桎梏与四处碰壁的现实。（三）人的矮化：“无用阶级”的愁思困局科技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对劳动市场造成影响：一是对劳动市场的补充作用，机器会减少人力劳动量并提高生产率；二是对劳动主体的替代作用，机器直接替代人完成工作。第一种现象在工业革命后便表现出来，第二种则是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

12、新现象。人工智能自身的深度运算能够完成推理、计算、预测、运行等一系列活动，甚至可实现一些领域内的“自我生产”。这就意味着在一些领域内工人将直接被排挤出现有岗位。虽然新兴行业不断涌现出新的劳动力需求，但在周期性失业与技术性失业双重叠加下，不可避免会造成一个“社会转型阵痛下的空档期。H6mous运用内生增长模型指出，随着自动化生产的提高，低技能工人工资会因自动化的运用停滞或者下降7o在此期间大部分人易被“边缘化”为劳动力预备军，导致大范围失业的风险危机。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对人这一劳动主体产生了排挤，还对人的发展价值提出了质疑。鹫田清一指出，在劳动力形成过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人、老人是无用之人，因为两

13、者呈现出较社会平均劳动水平较大的差距。而人工智能不仅能代替大部分劳动力，还能超越人类劳动极限，造成“上位”于人的忧虑。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便提出了“无用阶级论”，他认为未来存在两类人，“一类是绝大多数无用的普通人，另一类是一小部分经过升级的超人类”8,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与运用下，大多数不具备“利用僵值”的人将成为“无用的人”。从表面上看，人工智能仿佛造成了人“无用”的担忧，但技术终究是人这一主体发明的，将人的发展危机归咎于技术实则是掩盖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马克思在谈到生产力发展所显示出的消极影响时指出，“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而工人则很少在机器的应用中看到他们的

14、权威的恢复”1267-268o在资本主导的科技发展下，工人同样也难以看到他们真正“权威的恢复”。实质上，许多学者之所以产生人工智能替代人的担忧，原因之一是他们的分析论证建立在现有的制度模式上，并且用资本主义框架下人的“价值”来界定人的有用与否。在这种定义下，只有能创造经济价值的人才是“有用”的人，而能创造越大经济价值的人就被称为社会的“精英”。这不仅形成了技术发展下的人工智能迷思，也加剧着社会两极分化与阶级固化。人工智能作为一项人所创造的技术应致力于如何服务人而非取代人，朝向利于人劳动解放的途径发展而非使人成为与机器等同的一类物加入资本所定义的“价值游戏”竞争中。然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物产

15、生了颠倒，”技术凌驾于人”“技术与人等同”等迷思已实现了自然化。在颠倒世界的延续下智能技术的资本化运用只会造成人的矮化，甚至使人沦为“无价值”的人。二、发现“新局”：人工智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可能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学说的最终目标和归宿，有学者认为“自由”与“解放”是同一问题，而人全面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对私有制的积极变革。人工智能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生产工具的新兴生产力正带来生产生活范式的颠覆式变革，展现出资本主义在自身发展的辩证运动中“自我毁灭”与“自我扬弃”的端倪。通过探查人工智能的社会性运用可以发现，智能技术不仅重塑着社会产业结构，也使劳动岗位分散化、劳动过程综合化、劳动

16、场域虚拟化、劳动手段智能化，人的全面发展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生产所需，呈现出一幅劳动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蓝图。（一）推动生产力跃升：创造全面发展的物质载体技术发展使社会生产要素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社会重要劳动对象由实在的“物”转向虚拟的数据，以数据生产、管理、服务为主的数字化劳动在社会中占据愈发重要的地位。二是生产工具向智能化、自动化技术发展。这两大变化不仅推动着社会物质财富跃升，也带来了生产体系的整体性变革，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首先，人工智能技术极大丰富了社会物质生活。一方面，智能机器不仅生产高效，也能超越人力劳动极限，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社会各产业领域也在人工智能基础上进行着新的革命，布莱恩约弗森就认为“人工智能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也能够拯救我们的生命”9。另一方面，数据超越了以物为传统生产要素的实在性与排他性：其一，数据具有“非稀缺性”特质，超越了数量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