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兼顾个人家国的乡愁型诗疗诗——《乡愁》的诗疗解读（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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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三蛉人家BI的乡例转IT诗一乡愁断寺疗解读（上）在近年的诗歌疗法讲座中，我用得最多的五首诗是：食指的相信未来、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北岛的回答、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余光中的乡愁。乡愁的用途最广，可以针对所有文化层次、职业层次和年龄层次的受众。如2012年4月13日，我在福建省妇女干部学校为六十多名女干部做的讲座题目是“传统文化（诗教）科学精神（诗疗）一做幸福完美的女干部，我把讲座的第一个环节“情感治疗”分为三个“疗程”：第一个疗程是“初级情感治疗”，播放的是邓丽君的歌曲恰似你的温柔和在水一方，受众听完歌曲后播放了我的多想在鼓浪屿浪来浪去的诗朗诵。第二个疗程是“中级情感治疗”，播放

2、的是苏轼的歌曲明月几时有和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的诗朗诵以及余光中乡愁的诗朗诵。第三个疗程是“高级情感治疗”，播放的是艾青我爱这土地和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诗朗诵。尽管把爱情归入低级情感，把乡情归于中级情感，把爱国情感归于高级情感，可能不太合理，但是基本可以反映出我诗歌疗法的基本观念：承认低级情感，保护中级情感，倡导高级情感。所以我的诗歌疗法创造了两个新术语。一个是诗歌疗法诗”，简称“诗疗诗”；另一个是“美欲工有个成语叫“三心二意”，首优秀的诗歌疗法诗应该呈现三欲（性欲、爱欲和美欲）和二感（快感、美感）。虽然属于“中级情感疗程”的乡愁可能不是这样的“三心二意”的“诗疗诗”，却因为既有“中级情感治

3、疗（诗中的“母亲”），又有“高级情感治疗”（诗中的“海峡”大陆”），甚至还有“低级情感治疗”（诗中的“新娘”，有“久别胜新婚”的俗语），就能产生一种特殊的诗疗效果。它能够兼顾诗的抒情性、政治性甚至现代性，把个人情绪、家庭情感和国家情感有机结合，尤其是能够将家国情怀水乳交融。如同“味道”一词，理解乡愁的诗疗性时，可以把家国情怀分解为“家与情”和“国与怀”，前者偏向如“味道”中的“味”，偏重的是“情”，后者偏向的是“怀”，偏重的是“道”。所以余光中的乡愁能够在中外成千上万首乡愁诗中脱颖而出，特别是能够优胜于彭邦桢的月之故乡、洛夫的边界望乡、席慕蓉的乡愁、蓉子的晚秋的乡愁、城弦的红玉米、杜国清的望月

4、等众多台湾诗人写的乡愁诗，堪称乡愁型诗疗诗中的精品。我长期把乡愁放在“中级情感疗程”中应用，主要是因为我对这首诗的“政治性”理解不够。不仅是因为我按照时空距离与心理距离，尤其是从“小我”到“大我”的伦理距离，认为乡情是介于爱情亲情友情与爱国情感之间的情感,还因为我数十年的阅读经验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审美定势及期待视野，当然也是受流行观念的影响，尤其是这首诗在公众视野中，特别在大陆中学语文的教材中和在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上，都被“定格”为“乡愁诗”，余光中又被“公认”为“乡愁诗人:尤其是被强调为羁旅、放逐中的游子思归的乡愁诗，也常常被一些人有意识地界定为“台湾同胞”渴望“回归”大陆的“宣传诗”。从它几

5、十年来的传播历史看，这首诗确实获得了很多强调两岸统一的政治抒情诗无法达到的“宣传”效果，为两岸关系的改善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它以诗歌的形式形象又生动地说明了血浓于水”两岸一家亲”的“硬道理”。余光中是唯一被邀请到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栏目接受采访的中国台湾诗人，他也是在中国大陆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台湾诗人。乡愁也总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新年新诗会”上被名家朗诵的名诗。在没有进行诗疗讲座或教学以前，我甚至很偏执地认为这首诗是一首纯粹的“乡愁诗”，只不过是被政治家们利用成了“政治诗”甚至“宣传诗”。在2003年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举办的一次新诗研讨会上，我还因此指责新诗研究界在研究台湾诗歌时过分重视诗的政治性，

6、甚至不顾一些台湾诗人在场，尖锐地指出有些台湾诗人在大陆暴得大名并不完全是因为诗好，而是“功夫在诗外”，沾了“政治”或“人际”的光。但是从事诗歌疗法研究以后，尤其是在用乡愁作为诗疗诗，对受众进行治疗时，我明显发现了它的政治意义及由此产生的诗疗价值，越来越感觉到这首诗不是一首“小我”抒情诗，而是一首以小衬大的“大我”政治诗。诗中的“我”“母亲”“新娘”这些“家庭成员”虚实相生，尤其不能认为这首诗是“个人化写作”中的“夫子自道”，“对号入座”地把“我”理解为余光中，把“母亲”和“新娘”固定为余光中的母亲和妻子。如果把乡愁界定为一首个人抒情诗（一段内心独白）或家庭抒情诗（一封家书），前三个诗节就很完美

7、了，最后一个诗节就是画蛇添足。我把乡愁放在“中级情感疗程”，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这首诗写得太简单，缺乏新诗应该有的“技巧性”，甚至认为它能够进入中国大陆初中语文教材的原因正是写得太粗浅，是一首内容大于形式，甚至是“主题先行”式的诗作。我的这种“偏见”直到2004年读到大陆学者傅光明采访余光中的对话录时才有一点改变。“傅：余先生，您好。我想大陆读者对您的了解和熟悉，无疑是从您1971年写的那首乡愁诗开始的。一枚小小的邮票内蕴着无限的乡愁、乡思和眷恋。您写诗四十多年了，我统计了一下，已经出版的诗集有十八本。您一直认为写诗是最接近神秘的、难以追求的一种艺术一就是当诗歌的缪斯女神翩然

8、临访的时候，您的创作灵感才来到。您能否以乡愁为例，说明一下您在诗歌构思当中，缪斯女神的来临和对诗的构思的一种技巧性的东西，是如何从心灵中升华为艺术的？余：这首诗写于三十多年前，那时我离开大陆已经二十年了。，怀乡是非常之伤情的，所以就写了这么一首诗。那时候我刚从美国回中国台湾，对于美国摇滚乐这类歌词很欣赏，所以我有意要写一首相当整齐的诗，让作曲的人很方便地谱成歌曲。我的意念是从邮票开始的，开始仅仅就是一枚邮票，所谓通信就是邮票两边各有一个人，有寄信的有收信的。然后从邮票推展出去，跟它的形状接近的，那是一个车票或船票。一个坟墓也是长方形的，海峡当然也是个长形的，总之那形象有相同之处。所以这首诗我写

9、的时候，当然没有怎么很有意识地来规划，就写下去了。可是心里的过程应该是长时间的，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这是时间上，可是在空间上是阻隔的。时间是延续的，空间这头那头，里头外头，所以时间的安排跟空间的安排有一种紧张，也有种对位的味道在里边。这当然是事后才想到原来有这么一回事，写的时候就凭直觉写下去的。律：构思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但这个简单是由空间和时间上这种无限的内蕴的积沉而产生的。余：分析起来蛮复杂的，写起来很简单。福柯认为：“从各方面看，我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空间的关系更甚。时间对我们而言，可能只是许多个元素散步在空间中的不同分配运作之一。”“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

10、纪元。”时空的巨大转换甚至对立倒置使余光中、洛夫、疵弦那一代台湾诗人具有特殊的“时代的焦虑”，写诗，尤其是不由自主地写乡愁这样的“乡愁诗”是他们摆脱那个时代的焦虑”及那个时代的“病态人格”的重要方式。2016年2月1日，我在东南大学听的一段采访录音，让我获得了满意的答案，彻底改变了对这首诗的轻视看法，认为它至少是一首“言简意赅”的诗。2018年在录制大学网络通识课程“诗歌欣资与诗歌疗法”时，我进一步发现了这首诗的诗疗价值和诗艺价值。这门课一共二十七讲，讲了百年新诗史上的十首诗，乡愁是其中一首。中国台湾诗人只有两个人入选，一人一首诗,另一首是洛夫的因为风的缘故。那段录音是王觅发给我的，采访时间是

11、2016年1月26日下午三点到四点，地点是台湾高雄市中山大学余光中的办公室。王觅当时在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在台湾元智大学做交换生。他是我的儿子，我建议他在台湾采访一些诗人和诗论家。他专程去高雄市采访余光中。“王觅问：乡愁被收入了中学教材，您作为创作者，您认为教师教授您的这首诗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余光中答：乡愁这首诗，因为教科书收进去，因为中央电视台常常播出，谱曲的人有十几个之多，所以相当流行。它也好背，因为四段的格式是一样，也可以说是某一种格律诗，但是它不是像闻一多提倡的那种豆腐干体一样的。这可是我自己创的，对不对？短的句，长的句，然后排比句，好背，但是一般人就觉得：嗯，好容易啊

12、！其实它里面有很深的意义，因为我是用童话的眼光来写的，所以什么东西都是小小的，小小的邮票，窄窄的船票，矮矮的坟墓，那个海峡并不，并不浅啊，淹也淹得死人，所以变成浅浅的海峡。从头到尾是小小的，有一种风格。然后呢，邮票是一种沟通，可以浮起，船票也可以沟通,可以浮起，海峡也可以沟通，就像现在你们可以过来。唯一不能沟通的，就是坟墓。所以坟墓也变化了，不是母亲在这头，我在那头，而是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这是天人有隔，这个隔是没有办法沟通。所以这四段最悲哀的就是第四段。第四段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海峡并不宽，那将来是要和平，还是要战争？就考验两岸的领导人，也考验两岸人民的智慧。这样一讲，这里面的内容就丰富了，

13、所以做老师的，应该多想一想怎么教。”余光中的这段话比较全面深刻地阐释了他写这首诗的目的及这首诗的主题，改变了我对这首诗的功能的看法。从此后把它作为诗疗诗进行教学时，我既重视这首诗的抒情诗，也重视它的政治性甚至宣传性。在大多数时间，我仍把它放在“中级情感疗程”中，有时也会把它放在“高级情感疗程”，甚至与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起使用。因为我发现乡愁的政治性既可以指纯粹的“政治性”，甚至可以用“宣传性”取代，更可以指通过“政治性”获得的更好的“诗疗性”。这种“政治性”可以培养写作者和阅读者的高级情感，让诗人和读者获得道德愉快。人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能说我的动物，能够意识到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自身。动

14、物与自然是合为一体的，尚未超越自然，没有自我意识，没有得到身份感的需求。在人类的发展中，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的程度取决于他脱离其部族的程度和个体化发展的程度。我怎么知道我就是我这一个以一种哲学的方式表达出来的问题是由笛卡尔提出来的，他是这样回答了这一身份感的问题的，他说：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乡愁具有的“政治性”极大地提高了诗疗的效果，使作者和读者都可能更快速更真切地获得“身份感”，获得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般的文人自豪感，这种自豪可以带来更多的自信与自尊。“身份的问题并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或仅仅是与我们的心灵和思想有关的问题，有一种身份感的需求正源于人的生存

15、状况再没有比这一事实更明显的了，那就是人们不惜以生命冒险放弃他们的爱情、他们的自由，牺牲自己的思想，一切都是为了成为群体的一员，为了达到一致性。从而获得种身份感，即使它是虚幻的。”这种“身份感”有点类似于中国传统文人强调的“达则兼济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入世意识,颇能呈现出中国诗人及中国文人根深蒂固的家国情怀，尽管他们是处江湖之远的才子文人，却像居庙堂之高的举子文人那样，推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人境界。写作乡愁的过程是余光中确立自己身份的过程。第一个诗节是儿子身份，呈现的是儿子与母亲的关系。第二个诗节是丈夫身份，呈现的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第三个诗节虽然呈现的又是儿子与母

16、亲的关系，甚至写的是生活的真实。“母亲”是余光中诗中出现最多的词语，他太爱她的母亲，他认为母爱是世界上最纯真和最无私的情感。“母亲的恩情早在孩子会呼吸以前就开始。所以中国人计算年龄，是从成孕数起。那原始的十个月，虽然眼睛都还未睁开，已经样样向母亲索取，负欠太多。等到降世那天，同命必须分离，更要断然破胎，截然开骨，在剧烈加速的阵痛之中，挣扎着，夺门而出。生日蛋糕之甜，烛火之亮，是用母难之血来偿付的。但生产大劫不过是母难的开始，日后母亲的辛勤照顾，从抱到背，从扶到推，从拉拔到提掖，字典上凡是手字部的操劳，哪一样没有做过？”“对余光中而言，台北周遭最刻骨的地点当是圆通寺，因为1958年7月4日，他的母亲病逝，骨灰即奉存于此，对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一起逃难的他而言，这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悲痛。1960年，他写下圆通寺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