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金融的正道沧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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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色金融的正道沧桑红色金融诞生于烽火年代，成长于艰险岁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政权的经济生命线，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深入了解波澜壮阔的中国红色金融历史，我们会为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而动容,为其卓越的斗争艺术而折服，为其伟大的献身精神而洒泪。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不断披荆斩棘、破浪前行，红色金融事业是一部艰苦卓绝的创业史诗，也是一曲可歌可泣的奋斗华章。自1924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浙江萧山衙前农民协会设立的衙前信用合作社，到1950年4月南方人民银行结业，20多年间，红色金融支持革命运动和革命战争，发展根据地经济，巩固红色政权，蕴含着宝贵的经验和

2、重要的启示。革命取得胜利，既要抓紧“枪杆子”，也要握紧“钱袋子”。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随着工农革命的曙光初照，红色金融也揭开了传奇的面纱。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坐落在杭州萧山区衙前镇凤凰山上，自1999年对外开放以来，“敢为人先、永不满足”的农运精神，吸引着全国各地参观者。爆发于1921年11月24日至1922年1月24日的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被称为“全国农民运动历史上最先发物者:它还开创了多个“第一”：成立第一个农民协会，制定第一部领导农民运动的行动纲领，建立第一所农民子弟学校，设立全国第一个革命金融机构。通过发布

3、“三折还租”（按原租金的三折交租）、改大斗为公斗（用每斗15市斤折算为1公斗量租）、取消“东脚费”（地主下乡收租时由佃农负担路费的陋习）等一系列为贫苦农民减负的规定，衙前农民运动得到了当地群众拥护。而随着慷慨助农、对抗米行、争取养鱼权其影响力很快扩大到了整个萧绍地区，短短两个月，就有82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10余万农民就此投身革命。农民协会积极团结农民，组织开展抗租减租斗争，捍卫农民自身利益，同时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精神传播到广大农民中去，提出了破除迷信、扫除文盲、解放妇女、反对旧礼教等革命口号。当时，衙前村隶属浙江省萧山县，萧山农民深受天灾人祸的折磨，不仅面临旱涝、虫害等自然灾害频发

4、，要向地主交纳“预租”（即当年交清下一年地租），还苦苦挣扎在50余种苛捐杂税的水深火热之中。背井离乡者、流离失所者甚至卖儿鬻女者，在萧山农村比比皆是。因此，贫苦农民要想彻底摆脱掉地主阶级的压榨盘剥，就必须把金融资源更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1924年12月，衙前信用合作社应运而生。入社的农民每户存入1元钱，作为借贷基金，借钱不要利息，这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据相关史料显示，截至1929年9月30日，衙前信用社共有借入资金6490元，放款总额为6820元。贷款用途以生产为主，个别有用于口粮、修屋、丧葬的，经农会会长或信用社主任特准，也予适当解决。如遇特殊困难，贷款亦可适当延期归还。但随

5、着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民运动展开猛烈、残酷的镇压，衙前信用合作社逐渐收缩业务，1930年初正式停办。衙前信用合作社的设立，为红色金融事业发展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预示着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金融体系相抗衡的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金融体系即将到来。在中国革命运动中，自身经济保障是很重要的，为了开展革命运动，革命者们往往要自行筹措经费。在此背景下，1923年2月7日，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正式开业，发行铜元票，开展银钱兑换、吸收存款、发行货币等业务，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人阶级经济事业组织，并发行了第一张“红色股票工工友最需要什么，合作社就供应什么。围绕工人的生产生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

6、社设立兑换、粮食、服物、器用、南货、杂务等股，尽可能地满足社员所需。合作社异地采购的柴米油盐、布匹、器具等日常生活品，大都由铁路工人顺便捎来，减少了运费，降低了成本。社员凭证能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买到所需商品。同时，合作社还代售向导、新青年、先锋等刊物，传播革命真理，唤醒工人们的阶级觉悟。随着经营规模和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流转资金严重不足，融资迫在眉睫。合作社便采用了面向工友的股份制集资形式，向认股者发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以筹措所需资金。招股简章规定：每股洋5角，共招20000股；凡工人俱乐部每月工资在9元以下者，劝认1股；9元以上者，劝认2股；多认者听便。此

7、时，合作社早已深入人心，工友们尽管生活困难，依然踊跃认购股票，每人最少的认购了1股，最多的认购了14股。至1923年初，共计认购15690股，股金7845元。为规范和健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经济管理，1923年8月，时任合作社总经理的毛泽民主持制定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明确规定了各级工作人员的职责及聘请、辞退和奖罚制度，以及营业时间、生活费、来宾用餐等具体事项，通过设置经济保管员，堵住了私商从合作社套购商品转手倒卖获利的漏洞。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股份制经济实体，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在平稳物价、打击投机、调动革命积极性等方面成绩显著，为改善工人经济生活、团结工人坚持斗争

8、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金融人才。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频繁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各根据地相继成立了自己的银行机构。1927年4月，中共东江特委领导海陆丰农民第一次武装起义，起义宣言中明确提出“建设农民银行”的主张。1928年1月28日，海丰县委向广东省委报告提出：“县委为使农产品易于输出、工业品流入，拟决定办一工农合作社。每个工农已决定捐出一角。同时，并设工农银行，发行货币。”同年2月20日，为了“救济金融，利便市面交易”，海丰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特发通令，成立海陆丰劳动银行，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银行。1928

9、年2月末，海陆丰劳动银行因敌人进攻停业。建立和巩固红色政权，就要牢牢掌握财政金融的主权。除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造币厂的建立与“工”字银元的发行，赣西南、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川陕、陕甘等革命根据地的红色金融事业亦有发展。在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东固地区农民协会为了打破外围封锁,发展根据地经济，于1928年12月集资开办了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除经营布匹、油、食盐、食糖、烟、火柴、鞋等日用品，还经营生产资料、生产工具，收购山货，组织秘密采购白区商品，购买重要物资。1929年秋，东固区苏维埃政府拨款6000余元，将消费合作社发展为东固消费合作总社，周围数十里都有分社，合

10、作社经营日常用品，价格便宜公道，颇受群众欢迎。为便利买卖交易，东固消费合作社还自行印发了一种铜元票,在交易中使用。消费合作社的兴办，对于稳定物价，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保障民众的生活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1929年7月，中共东固区委、东固区革命委员会决定设立平民银行，一个月后，平民银行委员会自筹资金3000元，加上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捐助基金4000元，正式成立了东固平民银行。到1930年7月东固平民银行更名为东固银行时，其发行的铜元票在赣西南地区广为流通，面值有10枚、20枚、50枚、100枚4种，活跃了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经济。石以砥焉，化钝为利。一个个红色金融机构，就像一簇簇跳动的火苗，在

11、星火燎原的进程中不懈开拓，守护着中国革命者的经济命脉。没有统一的货币和金融，就不会有统一的财政，更不可能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政治与军事势必受制于敌。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于江西瑞金宣告成立，行址设在叶坪村一幢砖木结构的普通民房里，毛泽民任行长，曹菊如任会计科科长，另有三名工作人员。同年8月24日，国家银行暂行章程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名义正式颁布，明确了苏维埃国家银行的性质、隶属关系、领导机构、目标宗旨和业务范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创办的国家银行，是工农民主政权的第一个国家银行。在长征路上，也闪动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工作人员的身影，他们跟随红军一起爬雪

12、山、过草地，利用货币的发行和回笼，保障着红军的物资供给。从1934年10月由瑞金出发，到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没有损失哪怕一块银元。而这背后是一位位英雄用生命换来的，国家银行14名工作人员，牺牲6人;200余名运输队员仅剩10余人。长征途中，身患疟疾的工作人员章水柏，爬到夹金山山顶时被冻得缩成一团，几度晕厥，在努力挤出一句“你们一定要保护好银行的资财”后，永远长眠在了雪山上；身陷沼泽的运输队员杨水庆，拒绝了红军战士的救援，大喊一声“同志们，别管我,保护好国家财产要紧”，说完用尽全力把手里的银圆袋向外扔去,自己却很快被泥浆吞没。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他们，深刻诠释了

13、共产党人的忘我牺牲精神。“扁担银行”、“挎包银行”、“随军银行”、“马背上的银行”、“月光下的银行”这些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称呼，恰是抗战时期人们对红色金融机构生动而亲切的描述。面对日军的疯狂“扫荡”和日伪政权的经济掠夺，不少抗日根据地所属的红色金融机构没有固定地址，始终保持着随时转移的机动状态。这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一名职员所写的打油诗中可见一斑：“行无固址随军游，工无桌椅在炕头。有事即办无日夜，钱账随身安无忧。”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北海银行亦是如此，工作人员居无定所，营业部随着部队走，印钞是在地窖里秘密进行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很艰苦，但工作都富有成效。特别是1937年至1945年，山东胶东

14、特委和玲珑金矿先后筹集了大约13万两黄金送往延安，一路需要穿越上百道封锁线和犬牙交错的敌占区。在某次任务中，由26人组成的运金小分队抵达延安时仅剩6人，黄金却一两未失。在艰苦的抗战中，日寇疯狂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扫荡”，用“铁壁合围”等手段隔断根据地与外面联系，企图困死根据地军民。冀南银行的工作人员经常处于紧张备战状态，白天工作,夜间行军，跟着部队同敌人周旋，账款平时由骡马驮，战况紧急时则挎包随身背，辗转在烽火硝烟中坚持开展业务。1939年至1943年间，冀南银行先后有两位行长和80多名工作人员献出了宝贵生命。在中国钱币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一张面值为“7角5分”的纸币，格外引人注意，它是陕甘宁边

15、区光华商店发行的“延安光华代价券”中的一枚。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国民党限定边区政府不设银行，不印发货币，八路军的军饷以法币形式支付，而为了控制边区的市场流通，军饷均为大面额的法币。针对这一问题,1938年3月1日，陕甘宁边区银行将陕甘宁合作总社与光华书店合并，成立了延安光华商店，并以其名义印发面值为2分、5分、1角、2角、5角、7角5分六种元以下的小额代价券，作为辅币使用。虽然名义上叫代价券，但实际上“延安光华代价券”行使着货币的职能，它的价值与当时的法币完全等同，有效解决了边区市场流通不畅等问题，被边区人民群众亲切地称呼为“光华票”。那为何要发行我国货币史上独一无二的“7角5分”呢？此举一则

16、有利于解决因法币面额太大导致的市场找零不便；二则由于票面额更大，2张即1.5元，4张即3元，可以代替主币流通使用，进而增加边区资金，体现了抗战初期，在国民党限制下，我党机动灵活的货币政策。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授权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尝试建设独立自主的经济金融体系，运用放款和发行的方式支持边区经济生产，支援抗日战争。受经济封锁影响，印钞厂的条件非常有限，不但印刷设备简陋，甚至印制钞票的原材料也难以凑齐。不过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共产党人！买不到草板纸，就用羊皮革；买不到宣纸，就用毛边纸；买不到甘油，就用冰糖、蜂蜜调和；没有道林纸、钞票纸，就自力更生自制手工麻纸，为货币发行做好了后勤保障。陕甘宁边区银行在农业贷款方面，重点支持群众购买耕牛农具、植棉及棉花青苗等。1942年放款总额达到800万元，占生产建设贷款总额的50%；在工商贷款方面，以小额抵押、救济性、小额商业三种放款类型，帮助商人扩大营业，繁荣边区市场经济;在存款业务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