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安全秩序变迁与中国的地区战略选择.docx

《东亚安全秩序变迁与中国的地区战略选择.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东亚安全秩序变迁与中国的地区战略选择.docx（21页珍藏版）》请在优知文库上搜索。

1、东亚安全秩序变迁与中国的地区战略选择【内容摘要】冷战结束后，东亚安全秩序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从美国强化日美同盟，牢牢掌握地区安全主导权的霸权秩序；转变为美国联盟体系依然占主导地位，但同时允许东亚地区合作兼容发展的复合秩序；再到2017年以来美国联盟体系转型且不断冲击东亚地区安全合作，从而形成竞争秩序。中国是东亚安全秩序变迁的直接推动者，通过管理中美关系，推动国际权力和平转移，重建地区国家政治信任，以新经济关系促进新安全关系，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塑造地区安全的多边治理框架,中国逐渐从权力、关系和治理三个维度建构自身的地区角色和地区战略。为了防止竞争性安全秩序进一步向对抗和冲突方向演变，中国应

2、以维护地区秩序稳定为首要目标，在保持自身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新安全格局的构建，并聚焦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领域，拓展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和路径，为推动东亚地区从竞争性秩序向包容性秩序的变迁而创造条件、积蓄能量。【关键词】东亚安全秩序美国联盟体系东亚地区合作全球安全倡议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亚作为中美战略博弈最为激烈和集中的地缘战略板块，面临地区安全秩序的深刻调整，而调整的根本原因是中美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美国推出“印太战略”，积极构建盟伴体系，企图重塑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受此影响，冷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主导的联盟体系与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合作兼容发

3、展的复合结构出现松动，维持东亚“长和平”的难度骤然上升。面对新形势,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和平、合作、包容、融合的亚洲价值观，致力于打造全球安全倡议实验区，建设和平、发展、合作、融通的东亚未来。这表明，中国的地区战略重点正从发展向安全与发展并重转移，如何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推动地区安全秩序实现新的稳定，将是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课题。展望未来需要以历史作为基础，因此有必要从学理上厘清中国在东亚安全秩序形成和变迁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而才能明确中国未来要在何种基础上进行继承和发展。目前，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视角。一是单元视角，聚焦中国崛起这一划时代进程，认为中国实力变化导致战略

4、转型，进而触发了东亚安全秩序的变动。二是结构视角，相关研究认为中国的地区战略受制于结构，中国的战略转型是在国际和地区环境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相关学者主要从“经济一安全”互动、准无政府体系、美国联盟体系、局部等级体系等角度分析中国面临的结构性约束和战略选择。三是互动视角，相关研究认为中国的地区战略是在与结构的互动中形成和变化的，相关学者或关注中国在东亚合作机制中被社会化的问题，或强调东亚独特的地区特点对东亚秩序的影响，或强调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信任关系变化，或从关系建构、区域观重构等视角探讨中国与东亚安全结构的互动。总体而言，中外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分析了中国地区战略与东亚安全秩序变迁的关系，为本

5、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养分。本文综合了结构和互动两种研究视角。从结构入手，梳理后冷战时期东亚安全秩序的历史变迁；继而探讨中国如何在与东亚安全秩序的互动中实现地区战略的更新，以此来揭示中国地区战略的演化逻辑；最后探讨中国在面对新一轮的秩序调整时，应如何在适应和创新中推进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并推动地区安全秩序重回稳定。一、后冷战时期东亚安全秩序的历史变迁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多年，东亚维持了所谓的“长和平”。但随着中美关系发生改变，东亚各种悬而未决的安全问题逐渐凸显并与其他问题叠加，导致东亚安全秩序进入新的动荡调整期。秩序变迁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连续过程，本文将后冷战时期东亚安全秩序的变迁分为三个阶段。（一）以日

6、美同盟为基石的霸权秩序（19911996年）冷戟期间，东亚地区的两对大国关系发挥了稳定秩序的作用。一是日美同盟。通过与日本结盟，美国获得了日本在裁军以及与“自由世界”结盟方面的合作，日本则获得了美国的安全保护。这一同盟关系也见证了美国作为“发挥监管作用的外部仲裁者”对日本和中国的“双重保证”，从而避免了中日之间直接的安全竞争。二是中美关系。中美从1972年起搁置了意识形态分歧，扩大了双边安全保障，以形成相对默契的战略联合来遏制苏联在东亚的影响力。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两对大国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苏联威胁的消失，中美合作的战略必要性降低，中美矛盾开始显现。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入经济高

7、速增长的阶段，对中国崛起的担心促使美国和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加强和调整了双边安全合作关系。1996年4月，美国与日本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日美同盟得以再定义，即从冷战时代保护日本的“盾”转变为后冷战时代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矛”，因此对整个东亚安全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日本而言，冷战后其安全战略的调整越来越突出中国因素，俄罗斯影响力的下降使其防务重点逐渐从北转向西。对中国而言，日美同盟从两个方面对其构成安全挑战：一是制约中国崛起，二是在台湾问题上牵制中国。由于日美同盟的强化和美国地区安全战略的调整，美国维持和彰显了自己在东亚强大的军事存在和综合影响力，确立并巩固了以日美同盟为基础

8、的东亚霸权。值得注意的是，在冷战结束初期，东盟是一个仅有六个成员国的地区组织，但其通过融入更大范围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提升了地区组织的自信心和影响力。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1997年缅甸和老挝加入东盟，1999年柬埔寨成为东盟第十个成员国,进一步扩大了东盟的整体力量。这一时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盟创始国涌现出一批具有远大抱负和广阔视野的政治人物，他们成功解决了柬埔寨问题，宣称东盟已经具备了一种管理地区秩序的能力，即通过发挥东盟的领导作用来影响和平进程。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中，东盟赢得的声誉使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国家同意将这种名义上的领导以及制度模式作为创造一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机制的

9、基础，这一机制就是东盟地区论坛（RF）o由此，东盟影响地区安全秩序走向的能力和意愿开始显现。（二）美国联盟体系与东亚地区合作兼容的复合秩序（1997一2016年）1997年，两种趋势同时发展。在安全上，日美同盟继续强化，巩固了美国联盟体系及其在东亚安全秩序中的主导权。1997年9月，日本与美国发布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双方着手应对后冷战时代的地区安全问题，日本在日美安保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增强。同时，日美共同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优势。但在经济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日本在拉动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局限性。1997年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为-7%,是自20世

10、纪7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首次负增长。东南亚国家在面临严重金融危机时，希望日本能够采取行动救市，阻止危机蔓延，但日元大幅贬值、日本政府金融改革踌躇不前不仅让东南亚国家大为失望，而且也遭到美国的批评。与此同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和推动金融体系改革为稳定地区经济发挥了有目共睹的积极作用。以此悬契机，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开始进入新时代。日本经济低迷、中国经济持续上升、中美关系改善、东盟管理地区秩序的能力和意愿增强，这些因素共同推动地区安全秩序的演变。最显著的变化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合作网络逐步建立和扩大，并形成了美国参与的东亚地区合作与美国联盟体系共存的复合秩序。1997年以

11、前，东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形式是东盟与主要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建立的多对“东盟+1”对话伙伴关系和机制化的东盟外长扩大会，合作的动力更多来自西方大国。例如，东盟地区论坛的成立就源于日本的建议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积极推动。1997年东盟与中日韩（当时为“9+3”，柬埔寨加入东盟后称“10+3”）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在吉隆坡举行。正式启动“10+3”合作进程之后，东亚出现了按照“东盟方式”、完全由域内国家组成的地区合作机制。2002年，各方决定推动“10+3”领导人会议向东亚峰会演变。2004年各方一致同意将“10+3”作为建立东亚共同体这一长期目标的主渠道。然而，东亚共同体是只包括东亚国家，还是也要

12、将域外国家纳入；是继续保留“东盟中心地位“，还是去东盟中心化；对此各方存在分歧。2005年首届东亚峰会正式启动，创始成员国不仅包括东盟和中日韩三国，还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亚峰会由东盟轮值主席国主办和主持。这一结果表明，美国和日本成功阻断了以“10+3”为主渠道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进程，而东盟则保住了其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2010年，俄罗斯和美国加入东亚峰会。美国的参与巩固了其在地区安全秩序中的主导权，通过将“开放的区域主义”正当化，美国不仅限制了其他国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东盟谋求地缘政治平衡的需要。从秩序的制度构成来看，这一时期的东亚安全秩序不再是日美同盟机制

13、一元主导，而是出现了东亚地区合作在“开放的区域主义”新共识上的制度发展。2010年之后相继出现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基本反映了复合秩序的现实。（三）美国联盟体系转型冲击东亚地区合作的竞争秩序（2017年至今）美国主导下的复合秩序之所以能够存续二十年，是因为大国关注利益的调和，并且通过“开放的区域主义”实现了这一目标,东盟在其中也发挥了桥梁作用。但在2017年之后，美国外交战略发生重大变化，对华竞争的一面日益上升。美国推动构建“志同道合”的盟伴体系，以意识形态划线，分化东盟和东亚合作，从而导致由利益驱动的复合秩序难以为继，由利益与价值观共同驱动

14、的竞争秩序取而代之。美国联盟体系的转型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了，特朗普政府以美国利益优先，损害了一些盟友的利益，造成盟友间的政治失和与内部纷争，但其重启了一个机制，即“四国机制”(QUad)。该机制在日澳合作的基础上，又将印度这一东亚地区合作的参与方，也是美国日益重视的非同盟安全伙伴纳入其中，“四国机制”成为美国盟伴体系构建和联盟体系转型的里程碑。拜登政府在此基础上推动“四国机制”提升至领导人层级，并建立了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机制，打造供应链安全阵营，加强美日韩三方同盟，建立东亚与太平洋岛国的安全联动。美国联盟体系转型的根本目标是影响地区对华认知，推动霸权秩序回归。这必然

15、会在东亚地区产生一系列反应，促进秩序变迁。首先是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合作的“驾驶员”，东盟的基本态度是不选边站队，拒绝“亚洲版北约”，力求团结一致，在“开放的区域主义”原则下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东盟于2019年在印尼的倡议下推出“东盟印太展望推动与日本、韩国、中国等地区大国达成了地区愿景文件和务实合作协议，将其与中国、美国、印度等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步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上述大国均开展了联合军演，等等。尽管东盟的行动难以阻止地区秩序向竞争性方向发展，但在避免地区结构单一化、集团化、维护东亚地区合作上，东盟的作用仍非常关键。其次是美国的盟伴。美国的施压加速了其盟伴的安全政策变化。日本、韩国、菲

16、律宾选择追随美国和突破既有的安全政策框架，配合美国在台海、朝鲜半岛、南海问题上对华施压，并推动与七国集团和北约的战略互动；欧盟、北约、加拿大等西方域外力量跃跃欲试，联合构筑对华威慑联盟；印度则采取战略投机政策，与美国和西方结成“便利同盟”，共同抗衡中国。这些国家安全政策的变化无疑加速了竞争性地区安全秩序的形成。但值得注意的是，相似的战略需求并没有导致“亚洲版北约”的出现。其深层次原因在于，竞争性地区秩序并不能解决这些国家所有的安全关切，鉴于国际环境的复杂化和安全利益的多元化，延续原有复合秩序中的制度结构，符合它们平衡各种风险和驾驭不确定性以增进自身安全利益的基本要求。综上所述，东亚竞争秩序正加速形成，但复合秩序的韧性和惯性依然存在。不过，在美国“极限施压”、地区热点升级、一些国家民粹主义沉渣泛起的影响下，未来东亚安全秩序不排除会出现结构性颠覆。但在现阶段，美国所希望的霸权秩序回归很难实现，复合安全困境和竞争性安全结构恐将持续一段时间。二、东亚安全秩序变迁中的中国角色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