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对耕地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检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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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40卷第4期2023年7月Vol. 40 No.4Jul. 2023经济经纬ECOnOmiCSUrVey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对耕地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检验张改清,张建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农业农村发展学院,河南郑州450046)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摘要:从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切入,考虑确权颁证政策对农户耕地价值感知影响的异质性,进而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验证了确权颁证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确权颁证加强了农户对地权安全性与稳定性的感知,有效促进了农户在土壤有机质提升和小型
2、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保护性投资;伴随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实施,农户所感知耕地价值的综合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会感知、权属感知和经济感知,且权属和社会感知价值在确权颁证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而经济感知价值未被证明具有中介作用;若忽视耕地感知价值的影响,新一轮确权颁证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促进作用会被高估;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表明,是否进行土地流转对农户耕地价值感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只经营自家承包地的农户中,确权颁证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总效应得到强化,因此,政府应积极巩固确权领证成果,通过提升农户耕地感知价值来提高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自觉性.关键词:农地确权领证;权属感知
3、价值;社会感知价值;经济感知价值;耕地质量保护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JY186);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22400410110)作者简介:张改清(1970),女,山西盂县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农户经济与生态经济研究;张建杰(1969),男,山西五台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农业技术经济研究.张建杰为本文通信作者。中图分类号:F32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23)04-0048-10收稿日期:2022-11-0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引言耕地保护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
4、,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伴随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国家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并制定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方案O在政策体系、保护机制日趋完善的背景下,耕地质量提升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不乐观。2019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杳结果显示,耕地数量恪守红线,保有量在19.18亿亩的水平,但其中优等耕地仅占31.24%,重量轻质倾向严重。保护与提升耕地质量,最终要落实到农户的生产行为中。已有文献从农户家庭禀赋(张童朝等,2017;龙云等,2017)、农地流转(李成龙等,2020)、兼业程度(臧俊梅等,2020)、社会网络(王淇韬等,2020
5、;吴璟等,2021)、效益预期(卢华等,2021)和政府规制(盖豪等,2020)等方面探讨了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认为农户家庭资源要素禀赋、生产经营方式、社会资本以及政策环境等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有较大影响,而对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现有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结论。一些学者认为,农地确权提升了地权稳定的激励效应,能够有效激发农户的长期投资意愿,促进农户提高自有农地和转入农地配方肥和有机肥的施用量(黄季焜等,2012;MarkUSetal,2018),加大其保护耕地的时间投入(Deiningeretal,2005)和资金投入(Fort,2008;Abdulaietal,2011;LoVO
6、,2016;胡新艳等,2017;洪炜杰等,2018;应瑞瑶等,2018).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地权稳定性并不是影响农户投资的主要因素,农地确权与农户投资无显著关系(钟甫宁等,2009),农地确权未必能促进农户对耕地实施更多保护行为(HOIdenetal,2009)尽管存在分歧,但确权颁证政策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大力推广,更多的经验证据也支持确权颁证达到了政策预期效应(钱龙等,2021)农地确权是从契约关系到身份关系、从封闭形态到开放形态、从公共物品到准私人物品、从静态固化成员权到动态成员管理体系构建的深层变革(高强等,2019)。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农地确权提高了农户对耕地的排他能力、交
7、易能力、谈判能力,能够增加农地的剩余索取权,增强高效用地激励,缓解耕地抛荒(郑沃林等,2019),但由于受农户家庭风险认知与规避等的影响,其生产经营过程中基于“制度理性的耕地保护行为并未完美显现(钟甫宁等,2009),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学者们关于农地确权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问题存在意见分歧的现象。事实上,从法律意义上讲,农地确权在第一轮和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期间已基本得到认可(HOIdenetal,2009),特别是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被写入法律,但实际上,很多地方农户的耕地在农业生产经营中都经历了大调整或小调整(钱忠好等,2016;郑志浩等,2017)。在
8、此背景下,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要到2018年底基本完成农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则强调要将确权证书发放到农户手中。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与二轮延包政策相比,更加明确承包地的面积和四至边界位置以及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等诸多配套政策(李哲等,2018;徐志刚等,2021a)。那么,在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实施后,农地确权颁证是否提高了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积极性?农户是否通过农地确权颁证增强了对耕地价值的感知,进而促进了对耕地的保护?现有文献对这一命题的论证,时点多在新一轮确权之前或起步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新一轮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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