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城的城墙、城门与空间结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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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柳蹴城墙、城门与空间结构导语城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城”与“市”结合的存在形态。说文中载:“城,以盛民也”,“市,买卖之所也”,即“城”具有容纳居民的功能,“市”为物品交易的场所。对于中国早期城市来说,“城”的意义明显大于或早于“市”,这种意义主要通过城墙的修筑得以彰显。城墙将居民围合在相对封闭的空间范围内,带有强烈的军事防御需要,这种修筑城墙的观念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因此有人说:“在中国不存在不带城墙的城市”,或者说,不筑城墙的城市至少在某种意义上算不上正统的城市。1不过近年学者经过举例论证,得出从唐宋元直至明初,“城市没有城墙或者城墙处于颓圮状态可能是城市城墙常态”的观点,对既
2、有的“高度强调城墙在城市形态中的重要性及其象征意义”加以反思。2即便如此,似难忽视城墙在城市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城墙将城市围合成封闭的空间,而城门的设置则提供了与外界进行交流的通道和窗口,二者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重要层面。淮安城(今淮安区),是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长期作为区域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塞,历代均较重视对其修筑,并且形成了三城鼎峙的独特空间结构。本文尝试对城墙的修筑与兴废、城门的设置及其名称等问题进行考辨。1东晋山阳城的始建淮安城的修筑开始于东晋时期。乾隆淮安府志卷五城池记载:淮安城“初无城郭,东晋安帝义熙中,始分广陵立山阳郡,乃于此地筑城”。此处仅说东晋
3、义熙年间,并未具体到某一年。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四“楚州总论”引宋书载:“安帝义熙元年,省射阳县,分广陵之盐城地立山阳、东城、左乡三县,为山阳郡”。此处说义熙元年(405),射阳县废置,改立山阳郡,并立山阳县。不过清代淮安地方学者范以煦对此辨析说:“今宋书无此文,惟领县及安帝立县,合其云省射阳及元年并误”,他认为义熙元年,设置山阳郡、县记载有误,并援引义熙二年(406)诸葛长民自山阳“还镇京口”之事加以佐证。史载:“此番十载,衅故相袭,城池崩毁,不闻鸡犬”,范以煦据此认为“假令元年筑城,何至二年遂崩毁,且亦不得为坚矣”。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关于山阳郡、县设置的时间,另有义熙九年(413)的说法
4、,这一说法源自太平寰宇记:“晋义熙九年省射阳县,置山阳郡,属徐州,又立山阳县以隶焉,3同书记载互有龊路,必有错讹之处。其校注者王文楚引舆地广记舆地纪胜等地理志书,记山阳郡、县初设于义熙七年(411),认为义熙元年之“元”当为“九或七”之误。由此仍很难断定,是义熙七年或九年,初设山阳郡、县。又据晋书地理志记载,义熙七年,“分广陵界,置海陵、山阳二郡”,可知山阳郡、县始置于东晋义熙七年。无论是义熙元年、七年或九年,我们只见到设置山阳郡、县,并未见及修筑城墙的表述,不过设置郡、县,同时兴筑城墙,也在情理之中。而且,淮安城的修筑时间尚可向前推移。前述范以煦认为义熙元年(405)为筑城之始的说法是错误的
5、,因为他忽略了一种情况,那就是城墙可能先于郡、县而建。彼时的山阳,与“鲜卑接境”,“此番十载,衅故相袭”,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长期交战状态下,山阳城的崩毁亦属正常。宋书中载:义熙年间,“鲜卑侵逼,自彭城以南,民皆保聚,山阳、淮阴诸戍,并不复立”。既然有山阳戍的说法,证明当时山阳可能已筑有城垣或类似城垣的防御设施。只是这些城防设施处于废照的状态,因此诸葛长民才从山阳退至京口据守。又据晋书卷八哀帝纪,隆和元年十二月戊午朔,载:北中郎将“庾希自下邳退镇山阳”,水经注亦谓山阳“城本北中郎将庾希所镇,4所镇之地当有凭险可守之法,因此,可能在东晋隆和元年之前山阳己经筑城。2唐代楚州城的城墙与城门隋唐时期,淮
6、安地区的最高行政单位为楚州,治所位于淮安城。白居易盛赞楚州日:“淮水东南第一州,山围雉堞月当楼”,5可见唐代楚州己筑有城垣。而且,唐代淮安城有重修之举,此由范昭撰、郑萼正书的唐楚州修城记碑文可见,为宋人赵明诚所得,其文字被收入其所著金石录之中,且由此文可知,重修淮安城的时间为唐上元元年(760)七月。大中十四年(860),楚州刺史李荀对城南门予以局部重修,时人郑吉撰文日:“楚州新作内城之南门,何以言新?因旧之云也。何以言作?更从王制也。王制若何?日:天子诸侯台门也。何称内城?别于外郭也”。6可知,从外观上说,至迟到唐代中后期,楚州城即有内城、外郭的建置。李荀之所以重修淮安城南门,有其迫切的现实
7、需要,文中日:“溯淮而上达于颍,而州兵之益团练者,羯联五郡焉,楚最东,为名郡。疆土绵远,带甲四千人,征赋二万,计屯田五千顷,凡兵、赋、食三者相通也”。从淮河上游直至下游,形成了五处州郡一级的城防重镇,楚州位于最东,对楚州城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而楚州城南门的建设尤为重要,因“南门者,法门也,南面而治者,政令之所出也”,因此,重修城南门寓有为唐朝政权兴兵固邦之意。虽然原来的南门设置了可供瞭望、御敌的谯门,不过属于简单草创,所设的谯门“卑且陋,但阖两扇,为露棚于前,振军旅焉。露棚不能蔽风雨,亟理而亟坏”。这不符合楚州作为淮东大郡的军事地位,因此李荀对此加以重修。具体来看,“峨然而楼,增以旧五之二
8、焉,划为双门,出者由左,入者由右,夹筑高阜,类观阙而非者九”。由此可知,经过重建,楚州城南门成为双向两道,出城门的人从左面行走,进城门的人从右面行走,既增强了南门的规格与形制,又突出了南门作为交通要道的地位。另外,从“楼增以旧五之二焉”可知,楚州城南门原来就有门楼,此次重修同时对其加以扩建。关于南门城楼的名称,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乾隆淮安府志等文献中,均记载为宴花楼。唐朝赵嘏有楚州宴花楼诗日:“门外烟横载酒船,谢公携客醉华筵。寻花偶坐将军树,饮酒方重刺史天。”7这首诗在赵嘏渭南集中题作陪韦中丞宴扈都头花园。据清代吴玉措考证说:“宴花楼之名仅见于此,韦中丞即楚州刺史韦瓒,雇都头不知何人”,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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