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扬州盐商与自贡盐商之异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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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清做州盐商与自贡盐商之异同清代扬州盐商与自贡盐商作为东西部两大互相竞争的盐业生产经营群体主要存在着三大不同：一是两者社会身份不同：扬州盐商是地道商人，自贡盐商还兼具盐企家；二是政策运作目的不同：扬州盐商希望保持现有政策，自贡盐商企图突破现有政策；三是盐商组织目的不同：扬州盐商旨在运作外部政策，自贡盐商旨在维护内部平衡。此外,扬州盐商与自贡盐商同为盐商还存在着四大相似性:一是无论兴盛还是衰败，都受国家盐政影响；二是通过捐纳进入统治阶层，走“富而优则仕”之路；三是以末致富用本守之，为共同的经营理念；四是两者都具有崇儒情结，步“学而优则仕”之路。清代；扬州盐商；自贡盐商；异同在中国漫长的盐业发展历

2、程中，尤其是在清代，盐商是一个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社会群体。在清朝封建政府对盐业生产经营实行严厉管控的情况下，为了求生存、谋发展、广造声势、扩大影响，他们一方面运作政策，另一方面又运作市场,以追求政策和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其谋略和胆识，莫不令后人倾心折服。其中，扬州盐商和自贡盐商，作为东西部两大互相竞争的盐业生产经营群体，其盐业生产经营活动更具代表性，很值得今人对其进行比较，探寻其异同，总结其规律，以期对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所借鉴和启迪。一、扬州盐商与自贡盐商之异清代，扬州盐商和自贡盐商作为东西部两大互相竞争的盐业生产经营群体主要存在着以下三大不同：1 .两者社会身份不同：扬州盐商是地道商人，

3、自贡盐商还兼具盐企家扬州盐商与自贡盐商虽同为盐商，但因其所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不同，其差别也是很明显的。扬州盐商是地道商人，而自贡盐商除了商人身份之外，还兼具盐企业家。绝大多数扬州盐商并非扬州人，他们有的来自西北边境的山西和陕西，有的来自更近的周边地区安徽。早在明代，就有个说法：“秦腔翕语满街巷。TP58即是说，在扬州从事商业贸易的大多是陕西、山西和徽州人。到了清康熙年间，由于政府盐业政策的变革，造成陕退，晋转，徽进。这样，徽商就自然成为两淮盐商的主体，故扬州盐商也称为徽商。这些人之所以背井离乡，远离故土，选择扬州作为其追梦之地，其背后拥有四大驱动因素。其一，区位优势明显。扬州地处淮河以南，长

4、江以北，东濒黄海，西接运河，周围数百里范围内，河湖交错，水网密布。特别是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扬州成为南北交通的要冲，如明珠般璀璨夺目。其二，海盐资源丰富。扬州靠近淮河以南和淮河以北两大片海盐产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海盐产场，“两淮盐，天下咸”即是对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其三，盐行销范围广。两淮是全国十一大盐区十一大盐区是指长芦、奉天、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四川、云南、河东、陕甘。当中，盐行销范围最广之区，“西尽两湖，北至河南之归、陈、光，而东下尽徐州，南自江宁沿江以西、尽江西之域。2P396淮盐行销范围包括今江苏、河南、湖南等东南六省之地，其盐行销范围不可谓不广。其四，盐管理机构所在。

5、清廷为了加强对两淮盐务的管理，将盐业垄断管理机构两淮盐运使设在扬州城内，这就为扬州盐商办理盐务提供了方便。由于这些优越条件，扬州理所当然就成了两淮盐商逐梦之旅的首选之地，而且是以地道商人身份出现的。当时，八大盐运总商就住在扬州城内。“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工3P115清代扬州市井繁华，商贾云集，盐业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著名文学家孔尚任挥毫泼墨，描述当时扬州市肆的繁华：“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朱桔黄橙香者掾，蔗仙糖狮如茨比。一客已开十丈筵，客客对列成肆市。4P105其盛况可见一斑。就拿乾隆三十七年（1772）来说，扬州盐商“每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

6、上，占全国盐课60%左右。1P57其财力不可谓不雄厚，自然有钱在生活上极尽铺张奢华之能事。就连阅尽人间繁华的乾隆帝也莫不惊叹扬州盐商之豪富：“拥有厚资，其居室园囿，无不华丽崇焕。5P44自贡盐商的追梦之旅与扬州盐商迥然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贡的区位劣势和资源禀赋不同。其一，区位劣势明显。自贡地处川南之地，其行盐区域主要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包括四川和鄂渝湘黔四省交汇之地。此处峰峦叠嶂、道路崎岖、沟壑纵横、悬崖陡坎、地貌复杂、交通不便，行盐运输除依赖江河船运外，大多靠人背马驮，其行盐运输何其艰难，不难想象。其二，盐气资源丰富。自贡蕴藏着丰富的地下盐卤和天然气资源，其井盐生产历史悠久，肇始于东汉

7、章帝年间（75-88）,当时著名文人崔驷在其所作的博徒论中首次提到“江阳之盐”，经查考史籍，盐井即在今富川、邓井关地域内。两晋南北朝初具规模，唐宋时闻名全川，明清两朝进一步发展，清雍乾时为四川五大产场之一，先后开凿出1.3万多口盐卤和天然气井，出产了大量井盐，同治年间步入鼎盛。因此，自贡有“千年盐都”之美誉。其三，投资风险极高。自贡既不像临海可以煮海取盐，也不像临湖可以晒湖取盐，此二者都有地利可用，而是深处内陆，毫无地利可言,只能靠双手凿井、汲卤、宽运，煎制提炼成盐，然后外销，其中每一个环节既可能带来丰厚利润，也潜藏着巨大风险，可以说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其四，遭受双重束缚。当时，盐气资源和盐业专

8、营体制严重束缚着自贡盐业的发展。为了求生存，谋发展，冲破束缚，自贡盐商既要千方百计地扩大生产，以获取更多的卤水资源，又要想方设法寻找机会更广泛地拓展盐销售市场。这些资源禀赋和区位劣势决定了自贡盐商的身份不仅是商人，还兼具盐企业家。正是凭借对财富的热切渴望和对机遇的敏锐把握，自贡盐商隼路蓝缕，风餐露宿，一路走来，成就斐然。尤其是在清咸同年间，第一次“川盐济楚的意外商机，使自贡盐业平步青云，步入鼎盛，从而了却了自贡盐商“富甲全川”的美梦，“年产盐300多万担，销售川、滇、黔、湘、鄂等省百余州县，盐都之称，不胫而走”。6P373与自贡盐业的演进发展同步起家的“王三畏堂”、“李四友堂”两大盐业家族被称

9、为T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手工业资本集团”。7P162 .政策运作目的不同：扬州盐商希望保持现有政策，自贡盐商企图突破现有政策清代，重农抑商和官本位依然是人们的价值取向。在此价值取向下，盐商的社会地位不言而喻，他们要想在处境艰难中求生存、谋发展，就必须努力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策。不过，就扬州盐商和自贡盐商来说，其运作政策的目的完全不同。2.1 扬州盐商希望保持现有政策由于当时清廷所实行的引岸和专商制度使扬州盐商大获其利，因此，扬州盐商从维护其自身利益出发，希望稳固现有政策，以便进一步巩固其特权地位。为此，他们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报效国家。具有“官商”身份的扬州盐商，其巨额利润主要来源于对海盐

10、运销的长期垄断，但他们深知清廷之所以给予其这样的垄断特权，是因为两淮盐税既关乎清廷的经济命脉，又关乎清廷的政局稳定。因此，只有源源不断地给清廷提供丰厚的盐税，才会使优惠政策长久不变，也只有这样，其巨额利润才会有保障。基于以上考量，他们趁中央财政捉襟见肘之机雪中送炭，以此换取清廷持续有力的支持。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因小金川战争获胜，江春等人自愿“捐银四百万两，以备军需之用；8P1681嘉庆年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鲍漱芳趁清政府军饷匮乏，集众商捐输军饷有功，被任命为盐运使，从此，执两淮盐业之牛耳；乾隆、嘉庆两朝用兵，扬州盐商先后七次捐银2100万两，浙商只捐了540万两。乾隆皇帝六次南巡，

11、江春等扬州大盐商代替地方官员，尽心尽力迎驾，倾力报效，共输送白银1120多万两，江春被誉为“以布衣结交天子”盐商之翘楚。在扬州盐商看来，这种“报效”可以取悦最高执政者，从而争取更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策。二是结交权贵。除报效国家外，扬州盐商还不惜花费重金，笼络权臣显贵，与其建立良好关系。康熙年间，刑部尚书徐乾学，曾把白银10万两贷给盐商项景元从事贸易投机活动；安岐是权相明珠家臣安尚义的儿子，“借助明珠的势力在天津、扬州两地经营盐业，数年之间便成为大盐商。9P237这些人物有的与执政者关系非同一般，能影响国家盐务决策；有的甚至直接掌控国家盐政。第一次川盐济楚之后，淮盐在两湖的引岸终能恢复，个中缘由

12、与扬州盐商背后所结交的政治势力不无关系。2 .自贡盐商企图突破现有政策由于当时清廷盐政束缚了自贡盐业的发展，这就导致了自贡盐商自觉或不自觉地起来反对现有盐政，争取其自身利益。虽然自贡盐商也像扬州盐商一样，不惜慷慨解囊，报效国家，如捐资修桥铺路、疏浚河道、兴办义学等地方事业，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然而，自贡盐商的报效与功利色彩浓厚的扬州盐商相比，显得更为实际。他们“报效”的目的不是维护现有政策，而是冲破现有政策，广泛拓展井盐销售市场，希望在两淮盐区销岸中分享更多利益。但这种与政策的对抗并未形成新的固定制度，因而他们的利益也就无法得到清廷持续、有效的保护，有时甚至会使自己进退维谷。同治初年，清

13、廷为了筹措军费，在盐场设水厘局抽收水厘，以王朗云为代表的自贡盐商，竟煽动盐工聚众捣毁官府水厘局，结果王朗云被官府通缉，只好流亡异乡。清德宗光绪三年(1877),四川总督丁宝桢排除阻力、大刀阔斧、革新盐政，改川盐商运商销为官运官销，此举损害了以王朗云为代表的盐商利益。对此，王朗云凭借与京官多年的交情，不断上告，使丁宝桢大为恼怒，决定对其严惩。于是，他将王朗云所有劣迹一一上奏慈禧，激起其大怒，颁下懿旨似此持势横行，亟应从严惩办，着即先行革职，交丁宝桢提省确切审办，以示儆惩。TIOP449王朗云为躲避惩罚，只好再一次流亡异乡。不过，自贡盐商对现有政策的突破也有成功的时候。早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初,由于淮

14、盐销楚中断，楚岸百姓出现淡食之苦。为了缓解两湖百姓缺盐之困，清廷调拨川盐陆引2000张千里迢迢，运济楚岸，以济民困。但清廷调拨川盐济楚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并没有将其改为常制的打算。随着战争的持续，在尔后的15年间，楚岸缺盐日甚一日，盐价一路飙升，价高利厚诱人。自贡盐商以“川盐济楚作为契机，不断冲破界限森严的专商引岸制藩篱，急剧扩展两湖市场。加之贩盐数量颇巨，清廷禁不胜禁。迫于形势，清廷于咸丰六年(1856)不得不改变初衷，饬令川盐济楚，在巫山、巴东两地设关收税。这样，川盐济楚从非法经营变为合法经营，终于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自此，自贡盐业发展步入黄金期。当时，济楚川盐约占自贡年平均产盐430多万

15、担的四分之一，形成楚岸遍销川盐，以致“川楚商民均忘食淮旧制工吴泽霖：百年来引岸制度束缚自贡盐业的史实纪略，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这种局面的出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清廷主动所为，而是迫于严峻形势所做出的无奈之举。3 .盐商组织目的不同：扬州盐商旨在运作外部政策，自贡盐商旨在维护内部平衡无论是扬州盐商还是自贡盐商，都有自己的组织体系，但其目的却大为不同。扬州盐商组织目的是为了运作外部政策，这一目的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清廷的特许专商制度。道光十年(1830)以前，在两淮盐区，清廷一直推行特许专商制度。何谓专商呢？专商是指古代享有独占一定地点运盐权利的商人，他们介乎官与商之间，具有双重身份

16、：既拥有政府专员的尊贵身份，可支配其他普通盐商，又拥有普通盐商代表者的身份，可代替普通盐商说话。此外，专商还具有世袭之权，权力来源于其特殊出身，因此，其他普通盐商几乎不可能挤身其中。普通盐商依靠专商给予盐引而谋生，其地位处于专商之下，不能对专商地位构成威胁，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专商所面临的内部压力小。在此内部关系比较和缓的氛围中，扬州盐商以追求共同利益为圭臬，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发展的意识。在运作外部政策时，无论出钱，还是出力，都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与扬州盐商不同，自贡盐商组织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保持内部平衡，因为自贡盐商生存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内外部环境中。从外部环境来看，既存在着不同销岸各地盐商的竞争，又存在着同一销岸内争夺资源和市场的竞争；从内部环境来看，为了强化对井灶户的监管，盐务管理部门组建了场商联合办事处等组织，其下设许多同业公会，公会之下又设许多组，井灶户被编入这些组中。在此界限森严的组织系统内，产额分配由同业公会层层摊配。盐务管理部门在规定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