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史视角下的冷战终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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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跨国史视角下的冷战终结冷战终结是20世纪后半期最富戏剧性、影响最为深远的国际关系事态。尽管学者们对冷战终结的具体时间还存在分歧，但一般都认为美苏两大集团之间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为什么冷战会在80年代末走向终结？或者说，为什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决定结束地缘政治，特别是核军备方面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不再将对方当作对手和敌人？由于这一转变是由苏联率先启动的，因此问题的核心就转向为什么苏联会主动退出与美国的对抗并开始视美国为伙伴？美国为什么会积极回应苏联的新政策，从而终结了冷战？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早期的研究在解释冷战终结时通常强调

2、美国的遏制战略，特别是里根强硬政策的成功，以及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作用，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在得到里根和老布什两位总统的积极回应之后重塑了美苏关系，结束了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对抗。而在解释戈尔巴乔夫改革动因时，则强调美国的压力、苏联体制的僵化和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困难，以及阿富汗战争的巨大代价。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70年代以来西方对苏联和东欧的接触战略而非里根的强硬政策产生了效果，接触战略促进了东西方交流，传播了西方的价值观，促使苏联新一代领导人重新审视斯大林体制和对外政策，并激发了苏联集团国家内部的非暴力反抗，从而引发苏联改革和东欧剧变。以上这些解释大多从外交史和国际史视

3、角出发，以相关国家的战略、政策、行动为研究重点，聚焦于国家行为体的活动，将冷战终结视为国家力量作用的结果。然而实际上，冷战终结作为重大的国际关系事态，是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括国家力量，也包括非国家力量。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着美苏对抗的缓解、东西方交流增多和全球化进程加快，各种非国家力量迅速成长。这些力量包括各国的反战和反核人士、和平活动家、女权活动家、人权活动家、反对核试验的科学家和医生、强调将环境保护置于冷战对抗之上的环保主义者、宗教人士以及反叛主流文化的青年。他们不仅影响了各自国家的内外政策，还试图通过组织跨国网络、建立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己的议程来影

4、响国际关系。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跨国行为体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冷战的进程：一是直接影响，即通过与决策者的接触来改变决策者的观念，以及向政府提供知识、建议和条约草案来影响有关国家的决策过程；二是间接影响，体现在塑造政策制定的舆论环境，营造一种有助于东西方关系改善的氛围。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缓和”进程为跨国行为体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以非政府组织和流行文化为代表的跨国力量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改变了苏联和东欧领导人的观念，培育了苏联和东欧内部的反对力量，并最终动摇了斯大林体制的合法性，其与美国长期的遏制战略及里根的强硬政策一起，促成了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并终结了冷战。冷战终结进程发端于美苏之

5、间地缘政治与核对抗的缓解，而这种缓解又源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的外交新思维。新思维试图将国际政治去意识形态化，认为人类共同利益应该被置于特定的阶级利益之上，世界越来越相互依赖，核战争没有胜利者，因此应该大规模裁减核军备；相信安全必须是相互的，一国对安全的追求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为代价，应该通过扩大合作和增进互信而不是加强（核）军备来实现安全。作为新思维的体现，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与美国签署中导条约，大幅度缩减在东欧的驻军，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表示不会以武力阻止东欧国家的自决。当事人的回忆录、解密的外交档案和现有的研究表明，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深受三大跨国组织的影响一一“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

6、务会议”“防止核战国际医生组织”和“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三大跨国团体构建的跨国网络通过其苏联成员或直接与苏联领导人会谈等方式，向封闭的苏联社会提供各种信息、思想和方案，塑造了苏联领导人的观念，影响了苏联内部关于裁军和安全政策的讨论，改变了苏联决策者对核武器的看法。苏联领导人观念的转变与里根“星球大战”计划构成的压力，共同推动苏联采取温和的核政策，并最终使两国放弃军备竞赛和政治对抗，从而使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冷战走向终结。“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又称“帕格沃什运动”，是由英美科学家为缓解核战争的风险而发起的。1955年7月9日，包括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内的11位英美杰出

7、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在伦敦发表宣言，指出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核对抗已经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人类必须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学会以新的方式思考(tothinkinanewway),采取切实的措施来防止军备竞赛，避免核战的爆发和人类的灭亡。为落实宣言的倡议，在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啰特布拉特的组织下，1957年7月7日至10日，来自11个国家的22名科学家以个人身份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帕格沃什召开会议，讨论与核武器和国际和平相关的问题，有三位苏联科学家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当时的苏联科学院院长亚历山大托布齐耶夫。此后，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每年都召开年会，并组织各种工作坊、研究小组以及特别项目，对涉及科学与

8、世界事务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帕格沃什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构建了一个科学家之间沟通的网络，使得美苏两国科学家可以跨越东西方界限，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报道会议讨论结果和发布研究报告等方式影响公众舆论对核武器和裁军问题的态度，并通过“幕后渠道”直接影响美苏两国的决策者。帕格沃什运动对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产生了很大影响，“新思维”(newthinking)这个词语就来自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中“以新的方式思考”的号召。参加帕格沃什运动的科学家还直接影响了戈尔巴乔夫的核政策，以及苏联对里根战略防御计划的回应，其中影响较大的科学家包括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叶夫根尼维利霍夫、空间研究所所长罗尔德萨格迪夫

9、以及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主席冯希佩尔。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后，维利霍夫和萨格迪夫等人通过帕格沃什会议的渠道邀请希佩尔访问苏联30余次，希佩尔与苏联科学家合作，试图向苏联政府说明，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是不可行的，苏联政府不应该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决定放弃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转向支持核裁军，并退出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抗。鉴于参加帕格沃什会议的科学家在阻止美苏核军备竞赛、推动超级大国领导人结束核对抗等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1995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及其创建者兼主席约瑟夫罗特布拉特。“防止核战国际医生组织”于1980年2月

10、成立于日内瓦，主要关注核试验、核武器使用和储藏等引发的健康和环境风险,推动核禁试运动，其共同创始人包括哈佛大学杰出心脏病学家伯纳德劳恩和吉姆穆勒，以及苏联心脏病专家埃夫盖尼查佐夫和米哈伊尔库津。该组织坚信人类生存的共同利益比两大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更重要，医生的职责不仅仅是治病救人,还有义务联合起来共同防止核战争。在1985年7月的布达佩斯年会上，该组织向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发出呼吁书，敦促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结束军备竞赛，冻结核武器的生产、试验和部署，并最终销毁核武器。该组织每年的年会都有苏联代表参加，会议情况在苏联电视上可以不经审查全面报道，成为苏联决策者和民众认识核武器的重要渠道，

11、提高了美苏两国决策者的核危险意识。该组织于1984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和平教育奖，198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防止核战国际医生组织最有影响力的成员是查佐夫和劳恩。查佐夫曾为苏联几代领导人治病，有“克里姆林宫医生”之称,通过查佐夫，该组织的理念和主张对戈尔巴乔夫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87年5月，防止核战国际医生组织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查佐夫的协调下，该组织执行委员会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会谈。戈尔巴乔夫在会见执行委员会成员时表示赞同该组织的目标，并将在制定苏联外交政策时考虑这些目标。1987年12月，美苏两国签署中导条约，戈尔巴乔夫特别将签字的中导条约副本寄给劳恩，并向劳恩表示

12、“感谢你们在防止核战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没有贵会的努力和其他强有力的反核倡议，这项条约不可能达成二对核威慑效力的信奉是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国防政策的基础，科学家和医生们的作用就在于改变了核威慑问题上的公共话语，并说服“铁幕”两边的决策者相信核武器从根本上是不可用的，大幅度削减核武器和停止核试验是可取和可行的。冷战终结的前提是美苏互相不再视对方为地缘政治对手，从而结束安全和地缘政治领域的对抗。在这方面苏联首先伸出橄榄枝，而苏联领导人立场的改变源于其安全观的改变：从主要依赖单方面扩大军备和维持核优势以实现自身绝对安全，转向依赖政治手段与国际合作追求共同安全。共同安全的思想是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与和平

13、研究者提出来的，他们声称，核时代的安全不能通过单方面军事措施来实现，除非每个国家都感到安全，否则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获得安全。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共同安全观已成为欧洲主流外交政策理念之一，并通过这些和平研究机构的报告,以及苏联领导人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交往，对苏联的安全政策产生影响。特别是瑞典前首相、社会民主党人奥洛夫帕尔默发起成立的“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直接影响了戈尔巴乔夫的安全观念。该组织成立于1980年9月，又称“帕尔默委员会”，有17位成员，分别来自17个国家，多为前政治家和外交官，主要成员包括苏联科学院院士乔治阿尔巴托夫，他曾担任五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顾问，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

14、与新思维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帕尔默委员会曾于1981年在莫斯科开会，与苏联政府进行对话，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官员正是通过帕尔默委员会首次听说“共同安全”这一概念。通过阿尔巴托夫，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接受了帕尔默委员会的共同安全观。戈尔巴乔夫1986年2月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安全观与帕尔默委员会的安全观非常相似。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承认，他对国际安全和裁军的看法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相近或相同”，“新思维”是将列宁的传统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朋友”的见解以及帕尔默委员会报告等文件中的建议结合起来的产物。在冷战终结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另一类跨国组织是人权团体。如果说科学家、医生、和平研究

15、者的主要作用是推动美苏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和核军备竞赛走向终结，跨国人权网络的作用则在于改变苏联和东欧国家领导人的人权观念，消解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以“赫尔辛基观察”为核心的跨国人权网络的建立，是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结果。与会的35个国家签署了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明确规定了成员国必须尊重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良心、信仰、言论和迁徙的自由，尊重各民族的平等权和自决权。会后开启的“赫尔辛基进程”使人权条款发挥了促进东欧剧变和结束冷战的作用。赫尔辛基进程的影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议定书中的人权条款培育和鼓励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和独立的政治运动，这些政治反对派后来成为推动东

16、欧剧变的主要力量；二是会后苏联、美国和欧洲国家相继成立了监督人权条款落实情况的公民团体，即赫尔辛基观察组织，各国的赫尔辛基观察组织于1982年组建了国际非政府组织一一国际赫尔辛基人权联合会，主要职能是监测各国遵守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及其后续文件中人权条款的情况，同时联络、协调和支持各国独立的赫尔辛基观察委员会（或小组）的工作；三是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在贝尔格莱德、马德里、渥太华和维也纳等地召开后续会议，审查赫尔辛基协定落实情况，特别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评估,并将苏联集团的人权状况作为西方国家与苏联改善关系、提供技术和贷款的先决条件。美国领导人也以落实赫尔辛基协定人权条款为由，在与苏联领导人会晤时把人权作为重要议题。大体说来，赫尔辛基协定催生了一个由西方政治家、各国赫尔辛基观察团体、国际赫尔辛基人权联合会、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异见分子及记者组成的跨国人权网络，这一网络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持续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遵守和落实议定书的人权标准，从两个方面促进了东欧剧变和冷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