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服饰史研究中的向度预设与范式转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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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民国服饰史研究中的向询设与畸趣在“民国热”的总体表象下，目前民国服饰史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一，对民国服饰史历史情境建构的认识存在偏颇，对“现代性”“文化转型”主导下民国服饰发展的本质特征欠缺深入认识，“问题意识”明显薄弱；其二，既基于民国史料的丰富性，又涉及到民国史料繁杂、真伪莫辩、难以终极其全的现实，在历史文献考证、运用过程中对“套式”“陷阱”等问题认知不足；其三，由于意识形态的惯性，对“民国”服饰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某些忌讳之禁，突破性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其四，民国服饰史研究的向度预设和范式转换明显滞后于当代设计史研究的期待，研究成果程式化较为普遍。本文仅就上述问题，特别是

2、民国服饰史研究的向度预设与范式转换等问题给予尝试性的探讨和论述，希望在推动民国服饰研究进展的同时，也能给其他不同历史时期服饰研究以相关的启示。一、民国服饰史研究的历史情境及文献特征服饰研究无疑不能忽视其历史情境的特殊性，民国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38年，但却是“一个两极相逢、躁动不安，糅杂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等各种对立因素”，社会文化从“连续”走向“断裂”的敏感时期。中国近代设计发端于民国初期,在19271937的“民国黄金十年”间走向了商业化、大众化、中西文化融合的繁盛时期。但由于传统文化惰性的存在，新旧生活方式和中西生活习俗的冲突、融合等，无不反映在民国服饰发展的每个环节之中，也构建了不同于中

3、国古代任何时期服饰发展的特殊属性。此外，民国服饰发展、转型的多样性、不平衡性等，无论是从规模、广度、深度上都超越了此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在服饰观念、服饰创造者、服饰时尚中心、流行阶层性、消费迁移性、女性消费地位等方面的变革,也构成了其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在上述历史情境下，随着传统服饰观念的颠覆，中国近代服装设计体系的雏形逐渐得以建构，出现了我国第一批服装设计的专门人才。服饰观念在经历了从“改良”“崇洋”到“拿来主义”“中西杂成”“国货运动”的不断变革后，服饰设计的“大众化”“商业化”“标准化”观念初见端倪。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部分服饰潮流引领者已经冲破了传统服饰观念的禁锢，将服饰视为体现政治观念

4、、人性解放和民主思潮的一种显性载体和工具。另外，在开放包容与国际语境接轨的快速发展中，由于“消化不良”造成的文化语义的暧昧性、文化自觉的非确定性，以及“拿来主义”盛行下的肤浅与混杂状态等，都成为民国服饰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特殊现象。理解、阐释历史的第一语境无疑是历史语境。所谓的历史语境，是指构成和蕴含在情境之中的诸多社会、文化、环境因素之间相互交织的境况以及相互关系。理解历史就是在假设的基础上去重建一种历史的问题情境，并通过情境分析来找到文献和历史史实之间的合理关系。在服饰史的研究中，没有了“历史情境”这个前提，也就无法确立恰当的史学观点、对历史的批评准则，更难以达到充分理解、清晰认识研究对象的

5、目的。民国时期的服饰文献与之前各朝代相比较，不论是种类、数量、作者群体，还是文献形态、属性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清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多以“官修”典籍、文人墨客的笔记为主。而民国时期却是大众化、商业化属性的文献占据很大的比例。此外，各种媒体、文人关于服饰现象、服饰观念空前绝后的论战，也形成了民国文献中莫衷一是的另一特点。其文献类型主要包括：传世服饰实物、文本文献、图像文献等。传世服饰实物主要为商品类、定制类、家庭制作类等；文本文献主要包括了各种报刊杂志的文论报导、商业广告、企业档案、典籍、地方志等；而图像文献则包括了存世照片、报刊杂志图片、插图绘画、广告绘画、设计手稿以及实物影像等，这些都属于近代文

6、化的特有产物。而存世老照片又包含：新闻照片、团体照片、照相馆照片、个人或家庭生活照片等。在林林种种的民国历史文献中，由于观念的局限、作者的视野、记录的方式和途径、编辑出版的优劣，以及文化开放、百家争鸣所带来的混杂、肤浅状况，导致这些文献资料不可避免地存在事件、人物、时间、空间等方面采信度的良莠不齐，同时还存在实物、史料存量碎片化程度较高等复杂因素。如在旗袍历史研究中，起始年代一直是长期存在的困局，究其原因就是部分研窕结论只是依据单一文献的推导或非时人文献的误读，而缺乏对时人文献的深入考察和多形态文献综合运用与剖析。因而，对文献的全面掌握、运用中的参证辨伪、征实求真，以及对图像文献解读范式的转换

7、等，都成为民国服饰史研究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和难点。二、史学研究中向度、范式的概念及其认知所谓“向度”，可以理解为问题研窕中“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也可视为是一种方法论上“选择、判断、评价、边界”的综合视角或维度。从广义的历史学及服饰史研究角度来说，向度的预设决定了以什么价值取向来选择研究的对象，以何种评价标准来衡量研究成果的得失和划定研究对象的基本边界。向度的预设和选择不仅关乎研究问题的提出，同样也关乎研究过程和结果的科学性、创新性、价值性，以及个体、群体研究范式的建构和创新性运用。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中提出了“范式”概念，他认为：“范式就是一种

8、公认的模型或模式”。综合库恩及其他研究者的观点，“范式概念可界定为:包括理论体系（或假说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的研究模型。它是研究、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所使用的一套相对稳定的分析框架或模式”。库恩还认为科学发展具有历史的阶段性，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存在特定的内在结构，而呈现这一结构的模型即范式。同时“每一种范式就是一种科学观，就是一种哲学观，也是一种关于研究对象的观念，不同的范式可以构建不同的对象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范式的建构与转换决定了学术研究的突破与创新。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范式认知的相异性，充分建立以理解、解释为主要途径，重点探索意义、象征的范式特征，尊重社会科学研究

9、的“范式多重性工库恩认为：“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转换从服饰史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科学的进步、发展，研究范式也必定会随之作相应的转换。除却社会、科学因素外，引发范式转换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原有的理论、方法、逻辑路径等已经难以支撑和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危机。科学没有不朽的范式，服饰史研究范式同样如此。因而，我们对范式概念、范式转换意义的认知和重视，既是服饰史叙事的需要，也是促进民国服饰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基础和必然。三、对民国服饰史研究中向度预设与范式转换的思考1、从“叙述史学”向“问题史学”的转换近年来，史学研究悄然发生了从“叙述史学”到“问题史学”的关键性转变。所谓的叙述史学，

10、也即由孔德实证主义哲学思想所衍生出的实证主义史学，其在方法论上主张研究者必须摒弃主观意识，强调通过史料的广泛搜集与考辨，如实地叙述历史，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年鉴派是以“问题”为研究起点，将科学性与有用性有机结合起来的史学流派，“问题史学”是其重要的主张。年鉴学派认为：“叙述史学”是关于“发生了什么，的事件叙述，以“时刻”为叙事链条，沿着时间轴线来重构历史的一种方式。与“叙事史学”的“历时性”研究方式截然不同，年鉴派强调“社会时间”的重要性，强调历史是包含人类活动各个侧面的“整体”显现，其研究方法突显出“共时性”的取向。年鉴派在其基本主张中提出：“历史研究的问题是无限的，历史家必须自己提出问题来

11、研究；研窕历史主要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碰到的问题或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此“有用性”还强调对史料的选择既要排除主观认识的干扰，更要从“科学性”的角度摒弃政治、民族的偏见等。年鉴派还强调对历史上“集体英雄”的关注，使得群体、范畴、阶级、城乡、平民阶层、艺人、农民、工人等都成为了历史研究中的“集体英雄”，体现了对大众群体意识以及“社会无意识”之历史作用的重视。针对叙述史学追求在可靠史料基础上如实再现历史的主张，年鉴学派提出，史料往往并非客观历史本身，史料对客观历史的陈述，实质上是叙述者基于特定文化背景、认知结构以及主体观点，将各种历史信息进行组合的结果，体现的是叙述者（叙述团体）及其所处时代对客观

12、历史的理解和把握方式。如：民国时期由于新旧势力共存，对于某种新兴服饰现象，“反对派”“保守派”“维新派”所持的观点与描述的史实，常常大相径庭，这充分说明了史料的非客观性，因此我们在运用史料时必须加以甄别。年鉴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还指出：“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历史研究是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过程工因而,文献研究并不是消极地“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史学研究者用“问题意识”选择、分析和组织史料的过程，是提出问题、形成假设、创制对象，从而创造性地认识、分析和解释历史的过程（而非一般的叙述过程）。当前的民国服饰史研究，是应该倾心于有效问题的提出，关注深层社会结构和

13、服饰发展关系的问题预设、重建与解决；还是应该一味地对某些未知且非核心性的史实，或不可比较的历史现象进行一般叙述，本文认为其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过去的历史是不变的，然而服饰史的研究却需要以当代“问题”为引导，去重新揭示和演绎历史发展的本质。此外，除了有意识地创设具有特定指向和学术价值的拷问外，还可以通过“症状式阅读”，去发掘无意识的、被忽视的、沉默的、未被认知的诸多问题。倘若利用“症状式阅读”方式对现有民国服饰史研究成果稍作回望的话，就不难发现，我们对艺术与工业、创意与商业、制造与消费、风格与欲望、移民与阶层等问题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依然缺乏应有的关注。从“叙述史学”向“问题史学”的转换，既表

14、现为现代史学对传统史学方法论的质疑与推进，也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在服饰史的研究中，需要“将揭示和理解历史的演变进程，进而理解当今世界作为自己的任务，而不再致力重新建构演变的过程”。2、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转换由于种种原因，古代服饰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社会“精英阶层”，其研窕对象为物质形态存在的出土或非出土文物（这里还必须考虑到墓葬文物的非生活性）、博物馆藏品以及“官史”、文人笔记等，这也导致某些研究成果往往成为了“精英服饰”考古学、文献学研究的一种延伸。正因如此，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服装的研究，实质就是官服”研究，很少能涉及到平民阶层以及大众服饰生活的社会整体性。此言虽有偏颇，但也从

15、另一种角度揭示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真实状态，以及人们对大众服饰文化研究成果的期待。本文之所以强调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范式转换问题，除了对现有古代服饰研究范式的思考外，主要是针对民国时期的特殊历史情境和现代设计史研究的发展特征而提出的。英国设计史学者伍德姆认为：进入近代以后的设计作为物质文化的产物，与大众生活紧密相关，设计的杰作不是在博物馆而是在市场。因而，设计史、包括服饰史的研究重点，必须由主要针对服装本体的研究转向对消费模式和普通民众生活的研究。对于民国服饰史来说，如何从传统“精英化”的物态研究，转变为对“大众化”服饰生活和消费动态的研究，如何从民众生活的市场消费与设计发展的关系中

16、获得“问题”与“答案”，无疑是切合其历史情景以及研究向度转变的。由于历史变迁，民国服饰从主体性和本质意义上来说并非“精英文化”的产物，而是由群体性、大众性复杂结构所导致的结果，政权阶层和设计师主体观念的映射痕迹非常有限，个体研究往往不如群体研究更具价值性和典型性。从服饰的本体特征来看，进入民国特别是民国中后期的众多服饰，是属于准“标准化”生产的“大众化”商品（包括时尚服装店和街面裁缝铺的商品）。与在非标准化生产模式下制作的、独一无二的“精英式”传统“官服”相比较，两者存在属性上的本质差异，同时也决定了前者与后者在向度预设和研究范式上的异轨殊途。因而对民国服饰设计的研究，需要将研究视角从专注于某种服饰的物态特征，转向到“大众化”的服饰观念和消费模式之上，必须将考察重点置于研究对象与社会文化的现代演进、大众文化与外来文化影响之关系等方面。如：民国旗袍廓形从“A”型倒大袖，至H型改良旗袍，再至S型花样旗袍的变迁，就是近代大众文化和西方消费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只有将大众文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