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状元：仕途与文学创作的多重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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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状元：彳燧与文学昨的多重关系科举作为一项以“衡文取土”为特征的官员选拔制度，对明代士人的仕途命运和文学创作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状元是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其仕途前景与文学成就尤为引人瞩目。本文拟就明代状元的仕途与文学创作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略加考论，希望借此加深对中国古代科举社会中文人心态与文学生态的认识。一、明代状元的仕途状元本是俗称，至明代始有定制。明代状元的仕途路线相对固定。状元及第后，直接进入翰林院，从修撰（从六品）起步，循序升迁，最终有望进入内阁。同其他新科进士相比，状元仕途起点较高，前程也更为远大。明代的科举制度与翰林制度紧密接轨，后者是前者的延伸。翰林院为国家储才之所。据黄佐翰林记

2、卷一职掌记载：“窃惟国家置本院以来，官不必备，以待儒学之臣，必如所谓明仁义礼乐、通古今治乱，文章议论可以决疑定策、论道经邦者，始可以处之。故洪武、永乐、宣德间，虽待诏、孔目，不轻授人，凡居是职者，咸知自重。”翰林院中的官职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正官，包括：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从五品；首领官孔目一人,未入流。第二类是属官，包括：侍读、侍讲各二人，正六品；五经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从八品；侍书二人，正九品；待诏六人，从九品。第三类是史官，包括修撰三人，从六品；编修四人，正七品；检讨四人，从七品。翰林官员虽然官阶并不高，但职务清闲，没有六部衙门中那些繁杂的日常事务，且与

3、皇帝、内阁关系密切。明史选举制称，明代“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这主要体现为仕途的远大。在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工因为有这样远大的前程，土人们对翰林趋之若鹫。明代一甲进士三人及第后直接供职于翰林院。此外，在二甲进士中，还会选拔少数年轻而才华出众者进入翰林院庶吉馆学习，称为庶吉士。庶吉土学成期满，尚须经过考核，优秀者方有资格留在翰林院，担任编修、检讨等职。“而庶吉土始进之时，己群目为储相。”庶吉士尚且如此受到追捧，状元自不待言。洪武初年，科举尚未步入正轨，翰林官员的任用主要是通过荐举。洪武四年(1371),首科状元

4、吴伯宗仅获授礼部员外郎之职，尚与翰林无缘。这与明太祖朱元璋重老成、轻少年的用人态度有关。明代首次开科取士的结果，在朱元璋看来并不理想，“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词，若可与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因而，明政府一度暂停科举，改行察举。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下诏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1384),一甲三人俱授翰林院修撰。洪武二十一年(1388),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均授翰林院编修(七品)，自此成为定例。明代朝野上下，对翰林极为重视。但翰林文人在夺目的光环下面，也掩藏着难言的寂寞。彭文宪公笔记曰：“翰林官惟第一甲三人即除授，其余进士选为庶吉士者，教养数年而

5、后除，远者八九年，近者四五年，有复除他职者。虽二甲第一人及会元，或选而不与，或预而不留者，盖重其选也。然职清务简，优游自如，世谓之玉堂仙。世之好事者因谓一甲三人为天生仙，余为半路修行仙，亦切喻也。”翰林生活看似清闲自在，被外界视为神仙，但成为翰林并不意味着修成正果，此后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词林虽号清华，然迁转最迟。”在翰林院中任职，升迁非常慢。翰林官员的升迁，名义上不经吏部钱衡，由皇帝亲擢，但必须是九年考满，或者参与纂修书籍等活动，论功行赏。因此，还是要按资格循序升迁。初进翰林院，如果没有机会参与修书等活动，至少要在史官的位置上,坐九年的冷板凳。而一旦获得升迁，便有机会接近皇帝或太子，并有望

6、进入内阁。故当时有谚云：“翰林九年，就热去寒。”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词林翰林升转之速：“本朝迁官故事，必九年方升二级。他官犹内外互转，惟词臣不离本局，确守此制，以故有积薪之叹。”正统七年(1442)壬戌科状元刘俨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表达了自己的切身感受：“翰林之职固清高可喜，淹滞亦可叹。譬如金水河中鱼，化龙之期未可必有，而纲罟之患则可必无。”翰林官员受人艳羡，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职务清高，更重要的是前程远大。明代翰林院与内阁关系十分密切。供职于翰林院，是登上明代政坛顶峰成为内阁大学士的必由之途。明代洪武十三年(1380)罢除宰相制。永乐初，成祖从翰林院官员中选解缙等七人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文渊阁在午

7、门之内，地处内廷，于是被称为“内阁”。“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可见，内阁在成立之初，尚未脱离翰林院，只是议事机构，并无多少实权。后来，内阁的政治权力不断扩大，阁臣的地位也不断提高，逐渐从翰林院独立出来，有了自己的属官。正德、嘉靖以后，内阁官员“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其地位已相当于宰相。成为内阁大学士，只是状元仕途可达到的一个目标。并非所有的状元都能够如愿以偿。翰林院中人材济济，状元三年便有一位，此外还有榜眼、探花、庶吉,个个都是人中翘楚，而内阁大学士空缺有限，要想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谈何容易！虽然状元的起点较他人稍高，但

8、经过九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磨砺，状元的优势已经不那么明显。朝中派系斗争和政治风云的变幻，也让状元的仕途充满了变数。明代89名状元中，入阁辅政者有17人，分别是：永乐状元胡广、陈循，宣德状元马愉、曹鼐，正统状元商辂、彭时，成化状元谢迁、费宏，弘治状元顾鼎臣，嘉靖状元李春芳，万历状元申时行、朱国祚、黄士俊、周延儒、钱士升，天启状元文震孟，崇祯状元魏藻德。世人往往将入阁者视同于宰相，如明人徐火勃徐氏笔精卷八状元宰相称：“国朝状元为相者十四人：吴伯宗、胡广、马愉、曹鼐、陈循、彭时、谢迁、费宏、顾鼎臣、李春芳、申时行、朱国祚、周延儒、商辂。”其实，上述状元中，有些是不能称为宰相的。例如，首科状元吴伯宗虽然官

9、至大学士，但当时尚无内阁，大学士地位并不尊崇，故不应被视为宰相。明郎瑛撰七修类稿卷十三状元入阁对明代正德之前状元入阁情况做了统计：本朝百八十年，为龙首者六十矣，而入阁者止胡文穆公广、曹文忠公鼐、陈文洲公循、商文毅公辂、彭文宪公时、谢文正公迁、费鹅湖公宏、顾味斋公鼎臣八人而已，可以为难矣。较宋人咏曰，“圣朝龙首四十二，身到黄扉止六人”，则又过矣。虽然，此数也，又不在于功业文章论。根据郎瑛的统计，明代正德之前的60名状元中有8人入阁，宋代前期42名状元（宋朝共有118名状元，）中有6人为相。郎瑛只看到绝对数字超过了宋代,其实两者比例是差不多的，前者为13%,后者为14%,宋代还要稍高一些。不过，明

10、中后期状元入阁比例大大提高。崇祯时期，内阁成员更替频繁，有“崇祯五十相”之说。“崇祯五十相”中，有5人是状元，分别为：黄士俊、周延儒、钱士升、文震孟、魏藻德。整个明代，状元入阁比例为19%。郎瑛指出，状元入阁“此数也，又不在于功业文章论”。确实，状元入阁要看机遇，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能以此作为评判状元政治、文学才能高下的标准。如康海、杨慎都才华横溢，康海受刘瑾案牵连，杨慎受“大礼议”事件拖累，两人都遭贬谪，终身不复起用。又如柯潜、吴宽均为士林所推重，是一时众望所归的入阁人选，最终却未能入阁。相反，有些状元虽然侥幸入阁，却平庸无能，甚至祸国殃民，为后人所不齿，如晚明的周延儒、魏藻德。二、文学对明

11、代状元仕途的影响翰林院的文化属性，要求状元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才能。同时，明代翰林院是储备政治人材的地方，文学对状元仕途的影响较为有限。在不同时代，文学对状元仕途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翰林”一词，最早见于西汉扬雄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此文收于文选，李善注曰：“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唐时始建翰林院，为儒臣文学供奉待诏之所。此后，各个朝代皆沿袭之，而文化功能始终是翰林院的基本属性之一。明代，翰林院的文化属性依然存在。明代翰林院的主要职能有二：一是论思献纳，综理人文；二是作为储才之所。两者皆与文学相关。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授予翰林学士陶安的诰词云：“开翰林以崇文治，

12、立学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贤，莫先于尔。用是擢居宥密，俾职论思。兹特赐以宠章，用贻国典。尚其勤于献纳，赞我皇猷，综理人文，以臻至治。”所谓“论思”、“献纳”，即充当皇帝顾问之意。而“综理人文”，包括掌制诰、掌修书史、典试事、掌教习庶吉士等。翰林官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才能，才能胜任这些工作。我们注意到，朱元璋对翰林文人文学才能的要求，主要是从实用角度出发，对翰林文人传统的文学弄臣的身份只字未提。翰林文人身上传统的文学侍从、文学弄臣的色彩相对淡化了。明初，为适应开国气象，润色鸿业，应制诗文之风甚盛。但明初鲜有以诗文干进者，相反，以诗文得罪者倒是屡见不鲜。永乐年间亦是如此。永乐朝的首位状元曾架，才华横溢

13、，甚得成祖宠幸。但是，曾梁的仕途一直是按部就班，并未因在文学方面受到宠幸而被破格任用。他在翰林供职28年，仅官至侍讲学士兼少詹事(正四品)。据叶盛水东日记卷六记载：“尝闻曾状元在翰林凡若干年，而后得侍讲学士。太宗一日顾近臣曰：曾架已与学士矣。意犹谓其得之早也。祖宗之慎重名爵，磨砺人才如此。”曾桀临终之际，醉后题诗曰：“宫詹非小，六十非天，我以为多，人以为少。易警盖棺，此外何求。白云青山，乐哉斯丘。”诗中含有自我宽慰之意，既表现出几分洒脱，亦透出一丝无奈。永乐年间，内阁设立之后，翰林文人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翰林院作为“储才养望”之所的功能也日益凸显。翰林官员在翰林院中储才养望，主要以德行、学问为

14、主，文学还在其次。状元刘俨曾经指出：“士莫先于涵养，涵养久则德性坚定，知虑精纯，言行操履，正大笃实，出而居大位，任大事，岂惟不动心哉，且有所执而不失也。今之涵养,于官莫如翰林，所闻者圣贤之言，所习者圣贤之行，于凡钱谷簿书之事，机械变诈之巧，一无所动于中，而其养纯矣。故前后自翰林出者，率非寻常可及。”黄佐翰林记认为，刘俨之说符合明初建设翰林院的本意。“官无定员，凡以储英俊也；职无专掌，凡以求通儒也；置之中秘，凡以广器识也；列之近侍，凡以资薰陶也。然必己德既修，而后上德可成。如徒曰文艺而己矣，则所以辅导者先无其本，而何以为任大负重之地哉？故前辈官是院者，上体朝廷造就储用之意，以涵养德器变化气质为先

15、。苟以交结趋走为圆机，视圣贤学术为长物，而事业不能少自见，则虽谓之冗员可也。”清人徐乾学撰翰林院题名碑记亦云：“夫翰林为朝廷文学侍从之臣，居禁近，掌制诰，公辅之望由此其选，非可以雕虫篆刻之才当之也。”以上是就明代翰林制度的特点而言。具体到不同时代，文学对状元仕途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明代从正统年间开始，馆阁文人集会倡和之风逐渐盛行。与明初不同，这一时期馆阁文人的集会倡和不是为了润色鸿业，而是以文字作为一种社交手段，表面看来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实际上却可以结成紧密的政治圈子，为以后的仕途发展铺平道路。在这类集会倡和中，以李东阳为首的文人社团尤为引人注目。明代天顺八年(1464)甲申科状元为彭教，

16、李东阳是二甲第一名，被选中庶吉,进入翰林院继续深造。是年，彭教27岁，李东阳年仅18岁。他们与其他几名同在翰林院任职的同年进士结成“翰林同年会”，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李东阳自幼习文，4岁时便受到皇帝接见，以神童闻名天下，成为同年集会的中心人物。彭教文学才能不及李东阳。16年后，彭教英年早逝，只升过一级，官不过六品，是明代状元中升迁最慢的一个。李东阳则飞黄腾达，官至首辅，并成为成化、弘治时期馆阁文人的领袖。成化八年(1472)壬辰科状元吴宽、弘治三年(1490)庚戌科状元钱福等，都曾是李东阳的座上客。茶陵派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这类聚会只是“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利”，但不能说与政治毫无关系。四友斋丛说卷十五载：“李西涯长于诗文，力以主张斯道为己任。后进有文者，如汪石潭、邵二泉、钱鹤滩、顾东江、储柴墟、何燕泉辈，皆出其门。独李空同、康浒西、何大复、徐昌谷自立门户，不为其所牢笼，而诸人在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