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报与应对：明嘉靖朝九边兵变中御史的作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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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奏报与幽t:明氯翱九边叫中御史的作用明嘉靖朝发生的边镇兵变，是明朝北部边政治理中军政危机的集中体现。兵变不仅严重地影响到北部边防的安全稳定，而且对晚明的边镇政治生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明代九边士卒叛乱的研究，通史类著作中均有涉及。此外，林延清从引发兵变的经济原因进行分析，批判了边将对士兵的盘剥(1)林延清：明代兵变的经济原因和历史作用，明史研究论丛，1991年第1期。日本学者荻原淳平从汉蒙民族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大同之所以屡变者，始由于情罪不明，终成于积疑不解”(2)荻原淳平：明代嘉靖期G大同反商L占毛97(下)：震耕民占避牧民占内接黠，东洋史研究，1972年30卷4号。近年来，邓涛

2、将研究视角锁定甘州兵变对嘉靖朝以及明后期政局产生的影响(3)邓涛：明代兵变的转折点：嘉靖朝时局与甘州兵变，宁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而钱仲安则从明廷、大同军卒和大同镇巡官三方视角的差异分析，认为视角的差异是造成叛乱反复的原因(4)钱仲安：明代山西大同的五堡兵变，(台湾)东吴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学报，2018年第11期。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兵变的产生原因及影响，但对兵变过程中言路的信息通进关注较少。笔者拟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5)崔岷密奏与京控：嘉庆帝的“言路”及其疏通努力，暨南学报，2017年第10期；邓小南信息渠道的通塞：从宋代“言路”看制度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3、从九边巡按御史的信息奏报与中央决策视角，分析巡按御史的奏报如何影响明廷对九边兵变的应对。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一、嘉靖朝九边各镇兵变的诱因明朝自正德以后，小规模的士卒哗变时有发生，据林延清统计，正德以后全国发生的兵变有61次之多。进入嘉靖朝后，九边各镇连续发生了甘州兵变、大同兵变、宣府滴水堡哗变以及辽东兵变等影响较大的士卒哗变。由于发生在北部边防区域，动乱严重地影响到明朝的边防安全。笔者统计了嘉靖朝北部边镇中影响较大的六次士卒哗变，掌握了时任巡抚、继任巡抚与时任巡按御史等信息，试图通过分析引发士卒哗变的原因，考察巡按御史作为明朝钦差在事件发生前、中、后所发挥的作用。通过上表可知，兵变对巡抚群

4、体的影响较大，他们或是在变乱中被杀，或是由于应对兵变不得力而被免职。巡抚之所以在兵变中会有此种处境，和引发兵变的原因密切相关。从明实录等官方史料来看，诱发兵变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于边镇军纪败坏，士卒散漫，巡抚、总兵等边臣锐意整饬边备，强化军纪而激发众怒；二是由于边镇长期以来盘剥士卒等贪腐行为无法得到遏制，士卒处境困难，在叛乱分子煽动下胁从叛乱。(一)边臣的苛政成为导火索边镇士兵哗变固然与少数暴乱分子挑唆有关，但更是普通参与者对长期遭受盘剥的反抗。如嘉靖三年(1524)的大同兵变，直接起因在于巡抚都御史张文锦上任后“愤正德末戒令弛废，用法深严”(6)尹耕：大同平叛志，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5、第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5页。，议筑五堡于大同镇城外。五堡修成后，张文锦督令指挥贾鉴驱使戍卒前往，于是“伍豪郭鉴、柳忠、陈浩、吴雄、郭疤子等百余辈聚谋日：五堡虏穴也，非人所居。我辈宁死不往”(7)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9鞋粗，中华书局，2000年，第640页。最终，乱卒杀死贾鉴，后“乃复聚为乱，焚大同府门，入行都司纵狱囚，又焚都御史府门。文锦逾垣走，匿博野王府第，乱卒欲焚王宫，王惧，出文锦，郭鉴等杀之，亦裂其尸”(8)夏燮：明通鉴卷51,嘉靖三年十二月乙未，岳麓书社，1999年，第1388页。此次兵变中，士卒被迫前往五堡驻守，因而产生严重的抵抗情绪，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巡抚、总

6、兵、镇守内官三方在此问题上意见并非一致。嘉靖十二年(1533),大同总兵李瑾议于天城左、孤店等处修壕堑四十里，用以遏制蒙古骑兵，“克日计工，督并严急，瑾驭众苛刻，素不得土心，役兴众益怨”(9)明世宗实录卷155,嘉靖十二年十月庚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3506页。于是，乱卒王福胜、王宝等六七十人焚烧帅府，杀死李瑾。从嘉靖朝大同镇先后两次兵变的诱因来看，原因在于巡抚、总兵为整饬军政，加强管理，从而引发土卒不满。于是，由带头者煽动普通士卒参与，最终引发激变。(二)边镇士卒被盘剥引发的反抗北部边镇士卒长期被武官以克扣粮饷、长期占役的方式盘剥，士卒负债累累是其参与

7、哗变的重要因素。明廷向北边都司卫所派遣巡按御史进行巡视，虽然年年巡视，年年有贪腐武官被惩处，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以至于在弘治十年(1497),给事中吴世忠奉命巡视大同边情时感叹道：“十月风霜，土甲无绡，妻居无煤，幼儿裸体。问其故，贝旧：役繁粮薄，苦于奉将，扣算日巧J(IO)方孔靖：全边略记，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3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页。嘉靖七年(1528)发生在宣府滴水堡的士卒哗变，其中军屯被侵占，士卒生活困苦无法自存是其被迫铤而走险的原因。从巡抚刘源清强硬的惩治态度来看，对于边镇侵占屯田等问题他并无整治举措，反而用重法惩治倡乱者。但都察院在复议刘源清奏疏时认

8、为，叛乱者“小蔡旺等所犯正条不为不重，源清欲用重典绳乱军，故拟以谋叛欲并罪，其妻孥没入其产，然于法太深矣。宜依正条拟罪”(11)明世宗实录卷96,嘉靖七年十二月戊辰朔，(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2234页。诚然，严明军纪是管理军队的前提，但是因边镇腐败迫使士卒铤而走险，那么边臣就应自省，而非用重典作为惩戒。在滴水堡事件之后，宣大巡按御史李宗枢就边地屯田问题上奏“宣大二屯宜清查，占者追夺，换鬻者改正，坍压者拨补，给由验对。力贫则上帖于官，别召种之”(12)方孔熠：全边略记，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3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以上两点可以视为诱发

9、边镇士卒激变的主要原因。从当时事件参与者，如巡按御史、布政司参议、按察司佥事等人对于事件的记录更能清晰了解兵变的缘由。对于嘉靖十二年(1533)的大同兵变，宣大巡按御史苏祐曾较为公正地评价了大同总兵李瑾，他认为“瑾实甚廉，谋勇亦绝人，独见军政之日废也，欲整饬之(13)苏祐：云中事记，明代蒙古汉籍史料，第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8页。再如，辽东兵变中巡抚吕经所谓的整饬边政，是否真如其所言，我们从时任辽东巡按御史曾铳的奏报中可窥一斑，为了平息士卒的怨气,曾铳上奏：“凡(吕)经诸所措置为众不便者，悉罢之。”(14)明世宗实录卷174,嘉靖十四年四月己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10、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3781页。可见，在曾铳看来，吕经实施的诸多措施是没有保留必要的。从两位巡按御史对于事件的评判，可以看出巡按御史在事件中掌握了第一手信息，因此有必要对巡按御史在事件中的表现进行分析。二、巡按御史在应对兵变中的表现派遣巡按御史巡视边防是明朝强化边镇治理的一项重要监察措施。作为明朝巡视监察体系中的核心力量，巡按御史在稳固北部边防中扮演的角色是必须认真审视的。巡按御史代天子巡守，被视为朝廷的耳目，“得争是非于廷陛间，皆号称言路”(15)张廷玉：明史卷180,中华书局，1974年，第4803页。在嘉靖朝北部边镇历次兵变中，巡按御史刘钟、王官、苏祐、曾铳等人均有出色的表现，

11、他们在事件中或及时向明廷奏报边情，或参与勘查事件真相，或亲自参与平叛。巡按御史秉承皇权赋予的使命，确保事件中信息奏报通畅，为明廷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了情报支撑。(一)如实奏报边情准确勘察事件原委，据实上报边情，是巡按御史职责所在，更是明廷作出正确决策的关键。甘州兵变发生后，明廷派甘肃巡按御史刘钟进行勘察，经核实甘州卫所士卒在总兵李隆的教唆下杀死巡抚许铭，并制造谣言扰乱视听。大同兵变中，作为宣大巡按御史的王官亲历其事，向明廷奏报大同镇军卒哗变是由于“文锦抚驭失宜，激众致变”(16)方孔贻：全边略记，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3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9页。从明廷应对大同兵变的决策来看，王

12、官的奏报应该是影响明世宗决策的主要因素。王官称：“臣看得大同极边地方，军士作变。杀死将官，又杀抚臣，烧毁官府，劫放重囚，内有宗室，俱被震惊，居民人家多被扰害。见今聚众动静不常，十分危迫。伏望皇上轸念西北重镇，急敕该部会集廷臣，从长议处J(17)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9鞍粗，中华书局，2000年，第642页。从王官的奏疏来看，他一方面汇报了兵变的情况，为明廷制定策略提供参考，另一方提议起用前任大同巡抚以平事端。在接到王官的奏报后，明廷任命李铎为巡抚，前往大同处置相关事宜。嘉靖十二年(1533),大同兵变，当时大同巡抚潘欣将诱发兵变的责任推卸给被杀总兵李瑾，巡按御史苏祐在查明真相后据实向明廷奏报。

13、他上疏称：“纵云变由总兵，说既火延都院。由是观之，则台臣之重己就迫驱。具奏之词，任其指画参照。巡抚都御史潘傲知人心之将变，不能弭消，致祸胎之既成。”（18）苏祐:云中事记，明代蒙古汉籍史料，第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7-278页。由苏祐的奏报，明廷才知晓引发兵变并非总兵李瑾一人之责，巡抚潘欣在事后隐瞒实情，将诱变矛盾转嫁给总兵。嘉靖二十九年（1550）,胡宗宪任巡按宣大时，恰值总督翁万达筹划将大同左卫和右卫士卒移驻独石、阳和等地，“镇巡强之，士卒激变，率众围镇巡二府，露刃噪乱:胡宗宪安抚士卒道：“人各有亲朋坟墓于此之彼，果非人情。汝等何不告我，而辄称乱，奈国法何？”众曰：“军

14、门兵主不容告诉，以致于此。”（19）胡桂奇：胡公行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83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439页。由于胡宗宪及时发现矛盾源头，通过为士卒请命的方式向明廷奏报，最终化解矛盾，避免了事态的扩大。嘉靖四十一年（1562）,榆林兵变，明廷派巡按御史董鳏勘察。董能查明“巡抚孙慎、总兵孙勇皆庸懦，不能驭众卒至煽乱。事闻，诏下巡按官覆勘。至是御史董鲸列上（孙）勇、（时）达、（范）国辅、（陈）力、（高）廷相等罪状,且言基祸自李辅始，诏以勇等即付鲸逮问”（20）明世宗实录卷509,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壬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8383页。同时查明延绥士卒向来

15、骄横，前任总兵李辅与前任巡抚董威不合，时常纵容士卒詈辱，董威只能隐忍，参与此次哗变的士卒素为骄兵，而总兵李辅却肆意放纵。（二）提供平息方略巡按御史根据事态发展为明廷提供应对策略，是快速平息变乱的保障。明廷拟定应对大同兵变方案时，中央官员形成了两种意见：一是派大军攻城，用武力解决；二是惩处首恶，赦免胁从。在嘉靖三年的大同兵变期间，宣大巡按御史王官上疏，“伏望皇上将侍郎胡瓒等暂且留住，不必着令前来。先密降敕旨一道与臣，容臣择用宣府兵将与大同镇巡等官密约定计，里应外合以图之如其不效,治臣以罪。方遣胡瓒等前来亦未为晚工于是，明世宗命兵部侍郎李昆前往抚谕士卒，李昆到大同后，“请王官就彼协力同心赞决机宜，

16、纪劾功罪诚为便益工明世宗下诏给王官，令“催督大同镇巡等官设法擒获有名人犯。如有他变，即便拥兵前进，相机抚剿。王官就彼协同赞决，纪劾功罪，不许狐疑观望”（21）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9勒粗，中华书局，2000年，第643-644页。明世宗最终同意了御史王官提出的里应外合之计。孔飞力曾指出，帝王对于信息流动的准确掌控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关键(22)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70页。巡按御史根据掌握的实际情况，为明廷平息变乱事件提供了决策参考。宣大巡按御史苏祐在平息兵变过程中，同样为明廷提供了决策参考。在嘉靖十二年(1533)的大同兵变平息过程中，明廷派总督刘源清调拨军队准备强攻大同镇城时，御史苏祐据实向总督刘源清汇报情况，并强调不可强攻。但其意见被刘源清拒纳，于是苏祐“参两节制久暴师无功，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