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转型中的中心地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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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转型中的中心地位对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认识,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的“冲击一反应”理论所带来的西方主动、中国被动的既定认知,曾对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但实际上,近代史学转型是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史学东渐,在传统史学中所做出的主动选择。在转型过程中,无论是近代史学的研究客体(内容),还是史学的研究主体(学者),其中国本位意识都居主导地位。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主体,即使是留学欧美的学者,也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浸润,持有中国本位的立场,与生俱来地拥有中学眼光;作为研究对象,则主要是在西学参照下,从中国传统史学中选择出来的众多内容,这构成学术的新知。中西古今之间的对接和整合,形成了以本土
2、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学体系。中国传统史学在世界史学史中的独特价值自西方列强凭“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后,西洋文明便强劲地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在西风笼罩、愁云惨淡的情绪和氛围中,中国的传统史学,却始终是多数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优秀文明。“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西方传统史学重视踏勘和田野调查,注重事后的验证,其间的历史空白,往往靠史家的推理和想象,故史书中的文学色彩浓厚,以致后现代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White)等人分析其文本时,不得不感叹“史学即文学”;而中国传统史学重视记注和档案,注重事发时的记录,短板是史
3、书细碎难读,即梁启超所说的“无感触”,长处则是基本事实清楚、详细,为中国史学积累了丰富的史料,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见证。中国传统史学萌芽于先秦,奠基于两汉,成立于魏晋南北朝,发展于唐宋,兴盛于明清,每一个时代,都有世界意义上的辉煌成就。中国的传统史学很早便创立了记载君主言动的记注制度,开创了以原始档案、记注文献等为史料基础的国史体系,创造了编年体、纪传体、典章制度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等丰富的史学体裁,留下了以春秋左传史记汉书通典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明儒学案以及明清实录为代表的浩如烟海的史学典籍,将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连续不断地记载下来。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悠久文明。梁启超指出:
4、“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柳诒徵也指出,中华文明“年祀之久远,相承勿替:中国历史悠久,文明从未中断,除了历史和文明本身的客观发展外,中国史学功不可没。中国传统史学的悠久性和连续性,保证了中华文明在人类记忆中的永不磨灭和辉煌灿烂。中国传统史学在近代中西嫁接中的“砧木”作用中国传统史学虽然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但在近代中国全面受到西方刺激与冲击的情形下,也亟须进行转型,以适应近代化的步伐。人们常常误认为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是“(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理论的简单印证。事实上,仅就史学领域来讲,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绝非简单的“冲击一反应”的结果,而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因素”积极加入
5、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以笔者所谙熟的明清史学而言,明清(13681840年)时的传统史学要素,在史学近代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独立滋生出了“近代因素:中国学者以传统史学为根基,主动引入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把西方史学的“接穗”(接在砧木上的外来枝芽)嫁接到中国史学的“砧木”(被接的植物本体)之中,从而使中国传统史学获得与时俱进的强大生命力。以兰克为代表的科学实证主义传入中国后,久被历史遗忘的崔述考信录受到特殊的重视,被拿来作为西方科学实证主义嫁接中国的“砧木”。民国学者用崔述考信录的方法进行对接,认为崔述虽然崇经卫道,但他重视原始的经学对历史的记载,怀疑后起的传注对历史的附会,正与兰克史学重视
6、一手史料、区别二手史料的科学方法相一致,于是在民国掀起了崔述热,对崔述著作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呈蔚为大观之势。对崔述史学的阐释成为民国近代史学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崔述考信录的发掘、光大过程中,又引起了民国史学中的一个重大运动一一古史辨。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正是在对崔述考信录的研究和阐发后,正式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二顾颉刚这种以古籍成书先后排比史料、寻找证据、质疑古史的方法,也受到了兰克史学提倡“一手史料”、辨析“二手史料”科学实证方法的影响。顾颉刚以崔述疑古考信方法为“砧木”,以科学实证主义方法为“接穗”,从而实现了中西方法的对接和整合。西
7、方18世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传入中国后,引起了晚清民国学者的重视,并以黄宗羲等人的“新民本”思想与之对接。比如,从维新思想家梁启超、谭嗣同,到革命党人孙中山,都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作为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同类著作加以广泛传播,用以鼓动变法或革命。西方的进化论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将公羊学历史观作为引进进化论的“砧木二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往往是退步论或循环论占据主导地位。东汉何休将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与治乱兴衰的发展阶段相联系,指出“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二经过清代庄存与、刘逢禄等人的阐发,影响到龚自珍、魏源。当西方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康有为
8、将其与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相嫁接,并与礼记礼运的小康、大同概念,以及西方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观念相混融,形成了特殊的进化观和进化模式。承接中国传统的近代史学占据主流地位在不考虑政治力量影响的前提下,中国近代史学的主流,往往是与传统史学一脉相承的学术。在民国史学界,“新考据学”就是这样一种主流学术。“新考据学”是将传统东汉经学、乾嘉考据学与西方以兰克为代表的科学实证主义相结合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及流派。在古今中西交汇之际,“新考据学”成为主流的史学方法。王国维、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学者成为这一方法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一方面外接西方科学实证方法,一方面又上承中国传统考据学,从而成就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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