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状元背后的腥风血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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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状元背后的腥风血雨由于积极介入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叶祖洽一生宦海沉浮，生前坎坷，身后凄凉。他并没有犯下什么滔天恶行，也没有品性上的斑斑劣迹，有的只是因政治立场而带来的毁誉。历史己经对王安石变法有了新的评价，历史也得给叶祖洽一个新的评价。科举时代，最荣耀的莫过于进士及第、高中状元。福建泰宁共出过两个状元。叶祖洽为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状元，邹应龙为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状元。一个偏僻小县能出两个状元，算是件不寻常的事。想一想，1300年间，全中国不过出了750个左右的进士科状元；两宋三百年，118科，两科的魁首着落在泰宁。这比例相当高了。然而，叶祖洽虽然大魁天下，在各种史籍中并不荣报。清

2、乾隆版泰宁县志为他作传归入“文苑”，这己经文不对题了，因为他并不以文学知名，更奇怪的是只有57个字。八闽通志把他归入“人物”，77字。宋史有他的列传，499字。光字数的对比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级别越低的志书越惜墨如金？县志如果资料更匮乏，至少可以全文照录宋史吧。这是因为宋史对叶祖洽的评价极坏，修志的同乡“为尊者讳”，隐恶扬善。叶祖洽跟着王安石等人变法，而王安石变法在当时是被否定的，不提也罢。然而,这么一个重要人物不入志，实在说不过去，于是他们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在“文苑”里给他一席之地。在宋史里，除了王安石外，另外几个变法的重要人物如吕惠卿、曾布、蔡确等，都被归入“奸臣”类，

3、如蔡京、秦桧一列，侥天之幸，叶祖洽还算漏网。政治斗争激烈，状元差点落第王安石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为参知政事，当年就推出他的变法措施,其一是科举制度的改革，废除进士科考试原来所考的诗赋、帖经和墨义，改成考诸经大义和论策。他讨厌那些只会吟诗作赋和死记硬背的读书人，认为只有通过时务策论考试才能得到治国安邦人才。次年三月放榜，取进士300人，初考官吕惠卿等人定叶祖洽第一、上官均第二、陆佃第三。复考的考官是宋敏求、刘分文，他们列上官均第一。然后考官吴冲卿等人又反过来，按吕惠卿的名单上奏，但是考官苏轼等人反对，于是另编排了一份上官均第一、叶祖洽第二、陆佃第三的名单上报。考官们意见不一，只好由皇上定

4、夺。神宗令当廷朗读上官均和叶祖洽两人的卷子，然后定叶祖洽第一。以上出自司马文正公日录，同时代的大史家司马光的叙述，自然是无疑问的。然而，当事人苏轼的叙述，又有所不同。17年后，苏轼回忆当时的情景，向哲宗皇帝报告说：“祖洽及第时，臣系编排官，据初考官吕惠卿等定叶祖洽为第三等中，合在甲科，复考官宋敏求等定祖洽为第五等中，合是黜落。臣等具事由闻奏，乞行黜落。”北宋进士分五等：一、二等称及第，三等称出身，四、五等称同出身。按这种说法，初考官吕惠卿仅列叶祖洽为第三等中，宋敏求则将他列名末等，属于落第，苏轼也曾请求皇上让叶祖洽落第。大约后来吕惠卿又改了主意，极力提携叶祖治为第一。总之，当时的斗争十分激烈。

5、如果宋敏求、苏轼的意见得逞，叶祖洽不但谈不上中状元，简直就要名落孙山。无论如何，最后的确是神宗亲自比较了几份试卷，将叶祖洽列为第一。泰宁县志所谓：“专投合用事者，吕惠卿擢居第一。”八闽通志所谓：“然颇投合用事者，擢第一。”宋史所谓：“祖洽所对，专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苏轼欲黜之，吕惠卿擢为第一。”都不准确。应该说，叶祖洽所对，专投合皇上。所有的考生都试图讨好皇上，“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把叶祖洽当成坏人，连这个状元资格都想打个折扣。人一落井，总会有些石头尾随而至。泰宁县志说，“时王氏学方盛行”，指的是王安石要读书人研读他的三经新义这事。其实，王安石直到熙宁八年（10

6、75年）才完成三经新义，叶祖洽已经中状元5年了，他怎么能够事先讨好一本还未问世的书？这是旧志失察的地方。在泰宁，还有一种说法，叶祖洽中状元是因为沾了老乡的光。吕惠卿是福建晋江人，王安石是江西人，都是南人，他们专取“南来一路人”。这更说不通。状元之争，只是在叶祖洽和上官均两人之间。上官均是邵武县和平人，泰宁属邵武军，和平与泰宁，只有二十来公里，两人既是同学，又是同乡，所不同的无非政治观点而己。叶祖洽(10461117),泰宁人，北宋熙宁三年状元，跟随王安石等人变法，是泰宁有史以来第一位走向全国的人物。叶祖洽中状元之所以引起这么大争议，是由于他的作文太大胆了。他说：“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

7、谋而新之。”这话当然会引起雄心勃勃想做一番事业的神宗的共鸣，也讨了王安石、吕惠卿这批改革家的欢心。苏轼愤愤不平，写了一篇答进士策献给神宗。这位笔力雄健的一流大作家，批判叶祖洽这个小人物说：“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神宗拿了这篇文章给王安石看，王安石道：“苏轼才气很高，只是学路不正,又不得志，才这么放肆。”他还几次请求贬黜苏轼。哲宗要搞文字狱，苏轼反而替他说话事情还没完，状元风波留下了长长的尾声。到了哲宗朝，高太后听政，司马光、吕公著等守旧派上台，排斥变法人士。元祐二年(1087年)，叶祖洽由兵部郎中改授礼部郎中时，遇到了麻烦。给事中赵君锡封驳反对，他重新翻出叶祖洽20年前的

8、考卷，说叶祖洽的“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这句话是讥讪宗庙，诽谤朝廷，要从严治罪。哲宗交苏轼、苏辙和刘分文等人定议。这几人正好是当时最反对叶祖洽中状元的人，尤其是苏轼，之前还上疏指责叶祖洽诋毁祖宗。看架势，哲宗皇帝分明是准备借刀杀人，让叶祖洽的政敌来收拾他。这年的十月廿一，苏轼等人上奏审读意见，说是找不到诽谤的句子：“臣愚今详君锡所驳，极未为允。臣取祖洽印本试策寻究，即无讥讪之言，不知君锡何以见其讥讪也。”然后，苏轼又表示说：祖宗纪纲法度，理合小有损益，不当谓之因循苟简，便去鼎新，“详此，显是祖洽学术浅暗，议论乖谬。若谓之讥讪宗庙，则亦不可”。学术浅暗，议论乖谬，都是小事，最要紧的是安然度过危机。

9、叶祖洽自己心里明白，说祖宗法度“苟简”的确过分，授人以柄。宦海浮沉多年，他变得谨慎，不敢痛快承认自己的文字了，上书自辩时，便将考卷上原来的句子“祖宗以来至于今，纪纲法度因循苟简而不举者，诚为不少”偷偷改为“祖宗以来至于今，纪纲制度，比之前古亦有因循未举之处”，语气和缓了许多，关键的“苟简”二字，不再使用。第二天，苏轼再次上奏，指出“显见祖洽心知苟简之语为不可，故行减落”,的确一针见血。苏轼是反对变法的，叶祖洽是拥护变法的，两人的政治见解完全不同。难能可贵的是，苏轼就事论事，没有因政治派系敌对而打击报复，落井下石。他早先的观点，的确是认定叶祖洽诋毁宗庙，现在涉及文字狱，他却给叶祖洽定性为“议论乖

10、谬”，后退了一大步，等于救护了叶祖洽。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的胸怀。不管怎么说，叶祖洽逃过一劫，被外放提点淮西刑狱了事。叶祖洽对苏轼心存感激，两人关系得到了改善，这可以从一则广泛流传的趣话中看出来。宋稗类抄说：章惇（字子厚）当权时，苏轼被贬到广东惠州，当时去这么遥远的蛮荒瘴彷之地等于送死，不久就纷传苏轼的死讯。过几年，章惇失势，被保守派贬到比惠州更远的雷州。有一天，苏轼突然拜访南昌太守叶祖洽，叶祖洽很惊讶：“人传先生已经仙逝，怎么还来人间游戏？”苏轼笑道：“黄泉路上碰见了章子厚，就回头了。”有一天，苏轼突然拜访南昌太守叶祖洽，叶祖洽很惊讶：“人传先生已经仙逝，怎么还来人间游戏？”得罪谁也不

11、能得罪皇帝叶祖洽有抱负，勇于任事，可是命运颇为坎坷。他24岁中状元，从一个偏僻小县来到京师，懵头懵脑，刹那间成了举国瞩目的焦点人物，引起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强烈争议。他不过是一枚被人利用的小棋子，博弈双方，全是当时名流，千年后提起来还是响当当的人物。他被王安石、吕惠卿用来将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军，便为前者冲锋陷阵，义无反顾。北宋叶祖洽时代的政坛，分成新党和旧党两派，轮流坐庄。先是熙宁变法，新党得势；然后是元祐更化，旧党复辟；接着绍圣绍述，新党再次登场；再接着建中靖国之政，旧党占了上风；然后又有崇宁党议，新党清算旧党。两派相争，一直闹到北宋灭亡。最后，从历史的角度看，旧党赢得了身后的话语权，史家多以为

12、新党乱政，变法是个错误。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皇帝亲政，第二年改元绍圣。哲宗并不喜欢高太后的政策，这时完全反过来，继承他父亲神宗的遗志，逐旧党，重用章惇、曾布、蔡京等新党变法，叶祖洽也回到朝廷身居要职。这期间，他做了两件产生相当影响的大事。其一是请求追贬王珪。原来，神宗临终时，有人企图策立神宗二弟雍王赵颖或四弟曹王赵章惇与以宰相王珪为首的宰执们一起决议立神宗长子、年仅10岁的延安郡王赵佣（后改名煦，即宋哲宗）为皇太子，由于高太后只是在宰执们定策后才表示赞同，此事后来遂成为新、旧两党互相攻击的借口。旧党攻击新党的蔡确等人曾想立神宗的弟弟为帝，而新党则攻击支持旧党的神宗生母高太后

13、想立她的其他儿子为帝，互相以此诬陷或迫害对方。黄履和刘拯最早发难，指控王珪在定策立哲宗为皇太子时曾有异论，请求追查此事。接着，给事中叶祖洽上疏说：“当先帝病危时，我正好在朝廷，亲闻土大夫籍籍议论，指责王珪。请求特下有司，以正王珪之罪。”哲宗担心此事牵扯到祖母高太后，推脱说：“宜仁圣烈（即高太后）是妇人中的尧、舜。关于社稷大计，先皇早有安排，我已经让人起草了诏告，说明这意思。”叶祖洽不甘心，又上疏说：“如果说我指控王珪证据不足，那么黄履和刘拯的两道奏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希望能够稽合群情，决之独断。”在他的坚持下，死去12年的王珪没有逃过惩罚，“珪遗表恩例并行追夺，所赐宅拘收入官，追贬珪万安军司户

14、参军”。其二是优恤蔡确遗孤。蔡确是福建晋江人，阴险冷酷，公认人品极坏，宋史将他列于“奸臣传”之首，位在秦桧、蔡京之上。元祐年间，保守党执政，蔡确死在岭南贬所。叶祖洽不知怎么和蔡确相当好，这时便上疏请求厚加抚恤他的遗孤。叶祖洽认为,不管蔡确其他方面如何,但是在定策让哲宗登上皇位这一点上,他是有功劳的。当时如果没有章惇和蔡确等人阻止，让王珪的阴谋得逞，哲宗就登不上皇位了。所以他说：“司马光、吕公著寿终正寝，恩礼隆缗；而蔡确受遗命定策有功，却贬死岭外，很不公平。请求优恤其遗孤。”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并追赠蔡确为太师。总之，叶祖洽深深卷入如此敏感和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对自己的仕途生涯很不利。哲宗皇帝对

15、他很反感。林希举荐叶祖洽为人最刚正，皇帝就说：“此人不可大用。”元符二年（1099年），右正言邹浩反对册立刘氏为后被贬，有个叫王回的人携酒去送行。不但王回有了麻烦，被撤职查办，连推荐王回的叶祖洽也因为“举荐失查”被贬到济州任知府。元符三年（IIOo年），宋哲宗死，宋徽宗即位，改年号建中靖国，以偏旧党的韩忠彦为左相，偏新党的曾布为右相，试图一碗水端平，结束党争。宋哲宗继承他父亲神宗的遗志，逐旧党，重用章惇、曾布、蔡京等新党变法,叶祖洽也回到朝廷身居要职。曾布是古文大家曾巩的弟弟，和叶祖洽交情非常好，想任命他为吏部侍郎，没想到韩忠彦坚决反对，要调叶祖洽到青州当知府。曾布告诉叶祖洽就待在京城,不要去

16、赴任。不久，韩忠彦失势，被贬出京师，叶祖洽如愿做了吏部尚书（一说侍郎）。然而好景不长，曾布也倒台了，随后，叶祖洽被降为定州知府。叶祖洽很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得人心，上殿辞行时，他对宋徽宗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当时蔡确稍失事几，王珪果遂奸谋，则神宗遂失正统，不知今日神器孰归。臣为朝廷宗社明确之功，正珪之罪，劝沮忠邪于千万年，以此报神宗足矣。”这话的意思是：宋神宗病危时，如果蔡确一不小心，让王珪奸谋得逞，神宗的后代就要失去皇位，还不知道今天是谁的天下呢。我替朝廷宗社昭明蔡确的功劳，考订王珪的罪恶，褒扬忠良和阻遏奸邪于千秋万代。这些，只要能够报答神宗对我的恩情，就心满意足了，个人的得失，根本没去考虑。可惜，宋徽宗是昏君，他可没有唐太宗的修养，听到如此狂妄的话，生气得很。叶祖洽的政治前途彻底断送了。宋史曰：“徽宗怒其躁妄。降集贤殿修撰、提举冲佑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