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的革命寓言——论《李自成》的灾荒书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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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灾荒的革命寓言论李自成的灾荒书写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以五卷本、约330万字的浩大篇幅再现了广阔复杂的社会历史画卷，展现明末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战争的过程。作为一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长篇小说，李自成所要表现的是“深刻地反映了历史事变的运动规律和经验教训，供今人作为借鉴；写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面貌，教育今人”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前言，姚雪垠书系（第19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从历史事件到文学文本，诸多事物经由郑重的选择与编码服务于这一主题，并反映在小说的形象、情节、结构等中。小说中出现的多次详实的灾荒/灾难书写，同样可以置于这一视域下进行观照。作为贯穿

2、于全书的重要意象，灾荒/灾害不仅是作者用以解释这场革命何以成功与失败的第要线索，其触目惊心、沉重悲怆的文字形式本身，也使小说笼罩在深重的历史悲剧感中，在加强小说文本艺术魅力的同时，也给读者带来了持久的有关社会、历史及人生命运等方面的有益启示。姚雪垠对灾荒书写并不陌生，其早年所作差半车麦秸长夜都不乏对民国年间农村灾荒的披露，以此表现中原地区天灾频繁、社会动荡给平民百姓带来的疾苦。尤其在长夜中，姚雪垠以自身经历为原型，细致描绘了军阀混战下农村民生凋敝、农民被逼为匪的黑暗现实。显然，这里的灾荒首先是中国农村社会现实的反映，作者不仅亲身经历过，对其有刻骨铭心的体验，也对灾荒下的农民抱有深深的同情。另一

3、方面，作者对灾荒的认识并不归于生态意义上的天灾，而是纳入当时中国“因军阀混战频繁、帝国主义加紧经济侵略，加上其他各种人祸天灾，进入大崩溃的黑暗时期”姚雪垠：为重印（长夜致读者的一封信，姚雪垠书系（第12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304页。这一社会革命视野，灾荒作为对小农自给自足经济的直接破坏，农民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打破，而不得不艰难探寻新的出路，其中青壮年农民往往参军或当匪。然而，由于一开始就并无明确的政治目的，这种兵匪身份时常相互转化。在缺乏无产阶级领导的时期，农村“还处在漫漫长夜的黑暗时代同上，第305页。从长夜到李自成,两者都以革命历史视野表现出对农民革命的关注。如果说前

4、者因时间跨度与现实的接近，其发展逐渐被主流的无产阶级革命所统归，而李自成则将背景放置于明末清初，以历史事件为蓝本，描绘这一时期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历程，在这里，农民是作为自觉探索的主角存在的，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不再以无产阶级革命史为潜在对照而纳入整体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由此，李自成的灾荒书写和之前所述相比，在对农民革命的解释中自然发生着变化。义军领袖高迎祥战败后被朝廷杀害，李自成继任闯王名号，率农民军在潼关南原与洪承畴、孙传庭军大战，不敌而被迫退入贫瘠的商洛山区。这让李自成一开始就面临极其严峻的形势：一边是战场上的失利，让本就弱势的起义军队雪上加霜；而另一-边，军队驻扎休养又面临灾荒的威胁：摆在

5、自成眼前的困难很多，最紧急的难题是粮食。商洛山中本来就是个人烟稀疏、地瘠民贫的地方，加上连年的大灾和战乱，老百姓逃的逃，死的死，留下来的稀稀拉拉，无衣无食，苟延时日。他用各种办法搜罗粮食，不仅要养活自己的部队度过严冬和荒春，也要赈济这带的山乡百姓，使大家不要谁死，也不要再向外逃。姚雪垠：李自成（第1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6年版，第12页。从这里看，显然更让李自成在意的是如何处理灾荒的问题。虽然经历战败，但几个堪称左膀右臂的重要将领还在，李自成的闯王地位也仍旧稔定，关于战败的细节作者也并无追究。虽从革命低潮讲起，但留有很大余地。这种处理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经典革命历史小说的写法，这些都

6、不是前世的报应或天定的动数从根本意义上说，更是革命的起点、历史的起点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这意味着农民革命的关键不在于强大的军事能力，战场上的失败意味着农民革命是在其他事物作用下走向胜利的。在实际描写中，这场战败也使得这位农民领袖从战场上哲时脱身，而有条件处理更长远的问题。灾荒即在这一背景中出现，对灾荒的处理意义不止是农民军作战之外生活的反映，也是李自成等人革命如何继续的思考的结果。在这种意图中，灾荒由此获得全新的阐释空间。如果说之前那些书写李自成农民起义的中国传统史传及以历史为蓝本的小说传奇等艺术载体中，灾荒叙事在于表现社会动荡，解释农民缘何揭

7、竿而起，所谓“天降奇荒，所以资（李）自成也工李晶：论崇祯年间的自然灾害及影响，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43-45页。以封建政治史观认识灾荒，视其为对王朝统治的威胁与撼动。到了姚雪垠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中，由于作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观照中国历史，表现中国历史”王富仁、柳鸣九：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一），鲁迅研窕月刊1998年第3期。历史观，农民被视为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灾荒的发生除了对下层生活的破坏，也被纳入线性发展的历史进化内，作为革命道路的多重考验之7第卷就是要写出革命领袖人物当全军覆没之后，不应该动摇、妥协、投降，无所作为，灰心丧气，而应该坚贞不屈，百折不挠，奋发图强，

8、将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姚雪垠：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一兼论李自成）的主题思想，姚雪垠书系（第19卷），第78页。在克服灾荒，“人定胜天”的过程中，革命得以合法化，历史小说的教化功能由此彰显。对李自成作为历史存在的人物形象的任何叙述都要建立在客观历史基础上，姚雪垠对此深有体会：我首先对于每个重要的历史问题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科学研究，做到深入历史，心中有数，然后在写作小说时跳出历史，努力争取正确地处理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关系。”姚雪垠：李自成第卷修订本前言，姚雪垠书系（第19卷），第7页。这表明虽然其同样置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却得出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不一样的结论。后者尽管也提及李自成部

9、队起义以来，在一众农民军势力中以严明军纪与放赈救济的义举等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与追随，但在解释李自成的最终失败时又不免归之于缺乏远见乃至吴三桂兵变等偶然性因素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日。，仅在具体层面作出评价。姚雪垠则认为，李自成由攻破北京的军事“大胜利1忽然变为大失败、大悲剧，“主要决定于内部的各种消极因素，互相交织，造成种总的失败形势”姚雪垠：从历史研究到历史小说创作一从李自成）第五卷的序曲谈起，姚雪垠书系（第19卷），第290页。“写史学著作必须重视历史的确实性，而历史小说所重视的则是历史的可能性。同上，第279页。正是在这种认识下，小说李自成的内在逻辑才得以展开

10、。灾荒书写也就不再作为反抗的现代革命话语的单纯演绎，而是作者对这场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何以胜利与失败的思考与注解。在李自成如何对抗商洛山灾荒这情节的表述上，姚雪垠本着唯物史观的指导，在这部分使用较多历史揣摩与艺术虚构。而这种虚构建立在现实经验，尤其是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姚雪垠自称“是党给我的新生命”，对于灾荒的理解与处理，自然也结合共产党处理灾荒的经验。1931年湖南发生全国瞩目的特大水灾，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代表中央在红旗周报上撰文指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是灾荒制造者，其赈灾活动亦不过是对灾民的欺骗，认为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灾荒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张闻天明确

11、指出了斗争策略：组织各地灾民自救团，抗租抗税团，分粮或抢粮团，吃大户团等，使这些组织，变成农民委员会，或游击队的组织，直引导他们到革命。对于已经有的各种自发的灾民的与农民的组织，党必须加入，取得斗争的领导权。党必须要有步骤的，要依据灾民等斗争的经验，提高他们的斗争。”杨慧：灾荒中的艰难“向左转”一再论丁玲的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8187页。在这种现代革命视野里，灾荒的根源在于分配的不公，只有发动农民掀起革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灾荒问题才能根本解决。灾荒是作为唤起农民革命心理，激发对社会不公的反抗情绪而认识的。而在李自成时代农民的经验里，灾荒首先是情感记忆里

12、对惨淡收成的忧虑与恐惧，而官府朝廷等与其只有征收税收多寡的联系，与“只有发动农民掀起革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灾荒问题才能根本解决”的直接比附显然不适配，姚雪垠需要换一种表述方式，结合小说依存的历史背景作出改写，即“新的语言不断加入到旧的语言之中，形成老城区周围的新区法让弗朗索斯利奥塔：后现代的条件,武波译，韩少功、蒋子丹主编：是明灯还是幻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李自成面临商洛山灾荒的首要问题还是粮食紧缺，而当时般的搜罗粮食方式包括到外地买粮、向附近山寨中富户“借粮:李自成一面派出老马夫王长顺假装小贩去城池与县份收粮，另一面则派几小队人马到一二百里以外的

13、县份打粮，由于前者收效甚微，很快李自成部队就将打粮作为主要手段。打粮不同于借粮，一方面是为了安全考虑，避免暴露行踪，另一方面则有意强调与土匪们单纯掠夺的差异，不仅派人送信，鸣铳点火明确告知对方这一要求，还在信中写着“因尔为富不仁，万人痛恨，故索银索粮，否则就攻进寨子、杀人烧屋。具体实施上，作者也特地补充，“很少奸淫妇女的事，对穷苦老百姓更不骚扰”。这些皆表明相对而言这支队伍打粮的动机是合乎情理的。不过，仅仅如此还是不能真正将灾荒解决，这种打粮只能勉强满足军队的需求，而李自成还下令要求分一部分粮食出来赈济百姓，这自然就导致粮食问题更加严峻。军队一部分士兵因为忍受不了这种艰苦纷纷开小差逃走，甚至李

14、自成身边的郝摇旗都动摇奔到了河南。老百姓的日子更是艰难，不少家开始吃草根树皮。李自成每天骑马出去还常常看见一些枯瘦如柴的男女饥民出外逃荒。到了年底，这个充分牵动传统中国农民心理的时节，李自成却面临如此困境：一方面考虑到军队将士同样饱受饥饿，需要分配充足粮食安定军心：另一方面他还希望腊月底再放次赈，让老百姓能够过年。“俗话说，兵没粮草自散。难道能让弟兄们饿着肚子散伙么？可是如果不放赈，难道能眼巴巴地看着附近的百姓饿死和逃光么？”姚雪垠：李自成（第1卷）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6年版，第12页。看起来，前者似乎更加重要。李自成的几个亲信大将就提出不要继续停留在商洛山中，希望去河南重新树起大

15、旗大干一番。这无疑是一般军队的逻辑，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获得士兵认同，就不能过多在意农民百姓。罗汝才、张献忠等其他农民军势力皆如此。农民军本身是自发组织，不单没有补给保障，军队规模扩充、势力壮大也依赖那些承受不住饥饿与压迫的农村青壮的投奔，故通过攻占与掠夺获取资源无可厚非，方面是补充粮食与军备增强实力，另一方面对财货女人等的分配也有助于笼络己方势力。因此，尽管李自成部队一直以来耒承坚决战斗，不扰害白姓的宗旨，使这支农民军声名远扬，但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自保似乎才是应有之义，现在还要分散资源给贫苦百姓，执行起来必然阻力重重。李自成的选择无疑对农民军之后走向有深远影响，他最终力排众议选择向百姓赈

16、济，支撑起这一决定也存在更深层的缘由。田野里听到农妇呼唤孩子勾起了李自成昔日的贫苦回忆，眼前的农妇不仅在声音，以及虚弱的形貌上让他想起了自己死去的父亲，尽管其父母都是勤劳忠厚的百姓，想方设法改善生活，而最终还是在饥寒中死去。灾荒暴露了农民军的属性，他猛然醒悟这里的村童“华来儿”未必不是另一个“黄来儿”（李自成乳名），和朝廷军队勇猛交锋的农民军曾经都是农民的儿子。之前所困扰的为保持农民军战斗力而撤离商洛山的含义也受到重新解读，农民军路上惩治不仁贪官，面打击朝廷势力，另方面则是表现对迫害农民行为的不满。然而，仅仅依靠掀起战争是不够的，脱离了与农民的关联，义军也难以摆脱令人恐惧与不齿的匪寇的名号，无法进一步发展。即便作者反竟以“老八队”暗示其与共产党当年的八路军的关联，然而在这一时期李自成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