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里之争与记忆重构——以汉阳、蔡甸的“知音故里”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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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眨争与记E重构一以汉阳、蔡甸的故里之争见于古今，如明清的曾子遗址论等。随着地方传说与文旅产业的结合，这一问题从历史真伪考辩转换为文化资源之争。关于“伯牙子期觅知音”的传说，可上溯至先秦吕氏春秋本味和列子汤问，后世诗词文赋、墓葬壁画、铜镜纹饰中亦存有多样的记述内容，我国安徽固镇、山东泰山、浙江海盐等地均广见其文物载体，而湖北武汉较早开发出相应的景观，该市下属的汉阳区和蔡甸区均自名为“知音故里，自2014年伯牙子期传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来，两区在打造知音文化品牌的过程中渐显竞争态势，呈现出“知音故里”不“知音”的荒诞局面。过去，学界对于故里之争问题多有考证，并指出共同开发这合理选

2、择。但传统考据在解惑之余无法阻止文化资本的持续争夺，汉阳与蔡甸所构建的“故里”之意更从古人住居上升为文化场域，双方各有充足的理据。两区原本应当顺势建立城市文化共同体，但其中存有多重阻障，具体的发生机制和解决措施尚待探析。由于“故里”之称必须以传统记忆为基础，它往往经由政府话语上升为公共记忆，各区域为达经济目的也持续地阐释和币:焕记忆，所以本文从“记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诸如“集体记忆”“社会记忆”“记忆之场”“文化记忆”等记忆理论相继出现，本文的视角主要结合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和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个社会建构的概念，经个体在群体中获得并由群体再现，可供证实

3、集体成员的同身份。（见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扬阿斯曼脱开哈布瓦赫及其师涂尔干集体意识”的局限，从普遍文化而非具体群体的角度区分了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强调记忆载体的“正典化”和文化体系的“凝聚性结构，（见德扬阿斯曼著：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阿莱达阿斯曼在此基础上把文化记忆拓展为群体选择的“功能记忆”和暂无价值的存储记忆，这两种记忆相互渗透。（见德阿莱达阿斯曼著：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本文对三者的理论均有所借鉴

4、。入手来剖析“知音故里”之争这一现象并探讨共建途径。记忆作为对过去的社会性建构，具有遗忘性、连续性和市构性等特征，它通过文化载体来凝聚群体，以此支撑当下和指明未来。舒开智曾借文化记忆的建构性和选择性简述了名人故里多地开发的成因舒开智：文化记忆视野中的名人故里之争，载南昌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3740页。，关于记忆聿构与故里之争的过程及对策的关系问题仍待深入探究。一、知音景观的记忆再造所谓11故里”，需引古史传说或文物古迹作为凭证。有关知音事迹与荆楚之地的典故，最早见于宋元始撰的明万历话本贵贱交情，文中将子期设为楚国马鞍山集贤村人，称他与伯牙相会于汉阳江口路工：访书见闻

5、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6213页。明末冯梦龙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亦载伯牙和子期逢于湖广荆州府之地。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云：“龟山有钟子期听琴台，不知在何许。古迹逐妄，概不足访。”两人的晤面地点又添汉阳龟山等说，只是尚无琴台可寻。清意海在栖贤寺发出“十问”，其为:“琴堂绝响，因世无知音，今日重理朱弦，独望子期再至，只如不落宫商一曲向甚处着耳？”诗中将知音与黄鹤楼等传说共同凝结为古汉阳的文化符号。光绪丙申年（1896）,鄂督张之洞倡办芦汉铁路，刘鹘应召赴汉阳作鄂中四咏登伯牙台：“琴台近在汉江边，独立苍茫意惘然！”（清）刘鹦著，刘蕙孙标注：铁云诗存，济南：齐鲁书社，19

6、83年，第3页。此时两人相遇的琴台变为可寻之迹，该传说也被公认发生于古汉阳一带。昔日的占汉阳现属武汉市，经籍话本中的知音地点也在变迁中沿存至今，“龟山马鞍山”“集贤村1等重要坐标分布于该市的西部汉阳区和西南部蔡甸区。汉阳古琴台据称始建于北宋，重建丁清嘉庆初年，在1992年被立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这一位于龟山西麓的建筑填补了刘献廷所疑的“谬妄”，其内的石台、栏板、碑廊、雕塑等文字媒介无不记载着伯牙抚琴遇知音的事迹。文献虽远，口承却近，除景区导游对知音故事的程式化叙述之余，当地民众也对此景存有自身的诠释，如纪念品店里的一位老员工认为伯牙和子期是晋国的同僚：伯牙、钟子期，首先他们两个人是真有其人，

7、真有其事。为什么？我们讲根据啊。春秋战国时期，很多知识分子书里都记载着这两个人的事，比如说左传吕氏春秋，包括荀子，是孔子后一代啊，他也记载这个事情。你知道古时候不会连网的，不像我们现在拿手机发，就都知道了。而且古时候文人不会抄别人的，都记我这个事情，但是都记载得非常简洁。就是说，伯牙善琴，钟子期听得懂他弹的意义。这个伯牙是我们湖北江陵人，司马迁的史记也记了这个事情。你知道有黄河为界，我们长江流域的文化，北方文化发展比我们南方要高,些，比如统六国都是在北方。所以南方读书读得好的知识分子就到北方去当官。我们的伯牙同志就是到晋国，现在山西当官弹琴。还有一条啊，古琴的确是我们南方才出土。钟家在楚国搞乐

8、器。为什么钟子期变成樵夫？这是冯梦龙编的，他有个漏洞，就是春秋时期没高考，选择干部是领导私访，比如周文王私访姜子牙钓鱼，还有大家举荐，或者自己推荐。我们估计他们两个是同事，都是南方人到晋国当官，要不然他不能理解他。伯牙弹琴是想得到当权派的认可，而不仅仅是让人听音乐。后来钟子期去世了，伯牙在古琴台纪念他。受访人：陈伍金，男，1948年生，画扇师傅：访谈时间：2019年07月19日：访谈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古琴台旅游纪念品店。文本记忆和口头记忆共同维系着知音故事的传承，这一景观也通过当代人的经验记忆而愈显活力。据以往学者考察，汉阳区以古琴台为中心，在琴断口、钟家村、黄金口等地形成风物圈。在明冯

9、梦龙的笔下，琴断口的地名源于俞伯牙因钟子期盗听琴声而弹断弦，但出于城乡迁徙造成的口传断裂，当今琴断口一带的年轻群体多是从教课书中得知伯牙子期，并表示故事发生于古琴台；老一辈的记忆虽围绕着地名，但对于主人公身份的说法各异。在笔者的随机问询中，有三位中老年居民提及“姜子牙”的弹琴事迹：是古琴台那边的传说。姜子牙以前在古琴台弹琴，到这里弹断了就叫琴断口。”传闻姜子牙曾住在武汉后宫湖，当地人若结合他与周文王知遇之事，把知音故事附会为姜子牙也不足为奇。更多的居民说不出弹琴者的具体姓名，如一对蹲在琴断口河岸上的婆媳斩钉截铁道1老人都讲琴断了，所以叫琴断口，但对于弹琴者的身份却相互嘀咕：“琴是哪个弹断的？M

10、那哪知道啊。”若将这一文化空间扩展至整个琴断口街道，居民们的记忆同样以1琴”为核心，但人物身份更显多样化，如一位十里铺居民表示他在解放前曾听老人讲述屈原的弹琴故事；屈原是弹琴的。他在河里面走船，就弹那个琴。弹到琴断口的时候，那个交叉转弯的地方比较窄小。他拿琴弹歌曲，铛铛铛，琴断了，钢琴的那个弦弹断了。断的地方叫什么地方呢？就叫琴断口。这是个来历。受访人：石某，男，五十多岁；访谈时间：2019年7月17日；访谈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屈原巡游武汉东湖的轶闻结合人们的遗忘，使过去的知音记忆被重构出变体。诚然姜子牙和屈原的弹琴故事均可被视作知音传说的异文，但个人弹断琴弦的叙事母题已然与人与人

11、之间的互通意蕴相脱节。至于钟家村和黄金等地居民虽然听过知音故事，却道不清它与该区域的关联，他们也多数建议观览古琴台。这些说法托起了当地古琴台的话语权力，使古琴台在各辖区居民在遗忘时段内确认和维护了知音传统，并保障了地方和传说之间的对话不至于完全断裂，各个辖区的相关记忆也由它来重新唤醒。跟古琴台这一记忆枢纽相仿，蔡甸民众谈及知音传说时往往聚焦于钟子期恭。该茶始建于清光绪十年（1884）,坐落在当地马鞍山凤凰咀上，并于2008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墓前原有清光绪十五年（1889）所立的石碑，残碑现存于蔡甸区博物馆，其上隐约可见楚隐贤钟子期字子期”的字样。子期墓现被扩建为墓园，整体含新碑、坟冢、

12、知音亭、“高山流水”牌坊以及栏杆简介，俨然也成为了旅游景点。对于该墓的来历，一位前来扫墓的当地老农道：钟子期，这个碑到现在没有塌过，因为他对社会不满就辞官回家了。他就看中这个位置，住在山的北边风凰山尾，站在凤凰山头。这里是一条河，那天俞伯牙从这里坐船走，他（钟子期）在山上弹琴，弹关于他的身世，还有当时朝廷腐败的案子。俞伯牙上这个山，认为他是一个高人，就问钟子期为什么弹琴。因为他（钟子期）是忠臣，他就说当时社会为什么说话不兑现，对人都不是那么爱护，他（俞伯牙）就不走了。他（钟子期）就问他到哪里去，俞伯牙讲“我到洪湖去办案”，现在相当于市政府，中央，在皇帝身边的人。当时人民反对，社会不满，让俞伯牙

13、去调查。他说：“好友，我把案子办完就回来。”俞伯牙迟了几天才来，钟子期认为这个人说话不算数，就气死了！俞伯牙回来找不到人，一打听，死了。黄金口、琴断口，钟子期都到那里去过！黄金口是风凰尾，钟子期辞官不做住在那里，钟子期在琴断口把琴弹断了。受访人：萧国洪，男，七十多岁，农民；访谈时间：2019年7月18日：访谈地点：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钟子期墓旁。该表述不仅把子期墓跟同区的马鞍山、凤凰咀等地相连，也将汉阳的黄金口和琴断口包括在内尽管后两处居民并不回馀性地提及子期墓，毕竟人们未必晓得弹琴者姓甚名谁。这类似于马鞍山村民虽相信钟家台后人会祭祀钟子期，但钟家台村民却不认同自家与钟子期的族系关系。王源：伯牙

14、子期传说圈研究以蔡甸、汉阳地区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第40页。由于墓碑主人的身份鲜明，蔡甸人对于伯牙子期的姓名记忆清晰，传说脉络也更为详尽，两人的会面地点从汉阳的琴台相遇之说转变为蔡甸地区的汉江渡口，一位携子瞻仰的妇女表示：“他们当初就在这块儿、在汉江渡口相遇相识，他（钟子期）就算理也要埋在这个地方J除这些地点之外，清乾隆汉阳府志同治汉阳县志校和民国新辑汉阳识略中均载钟子期生于集贤村，但在新城镇建设的规划下，该村大部分民房已人去楼空，原居于集贤村的非遗传承人何继烈现也迁至市区，他回忆起幼时村中曾见的“古集贤村青石牌坊以及相应传说：钟子期生于凤凰之尾的集贤村，他以砍樵为生，俞

15、伯牙抚琴乘舟至马鞍山，闻斧声与之相和。子期逝后葬于马鞍山南麓，俞伯牙痛哭并挥亳写下“高山流水，古集贤村的千古绝句。受访人：何继烈，男，1946年生，“伯牙子期传说呕级非遗传承人；访谈时间：2019年7月20日；访谈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火箭兵家属院。在这一传说中，集贤村是子期的真正故里，但当地牌坊于20世纪60年代坍塌，现仅余子期墓可供凭吊。由上可见，古琴台及相邻区块恻重于描绘伯牙弹琴和断弦事件，而子期墓的文化空间更关注子期闻琴和亡故之憾。古琴台和子期墓形成两大传说核，在全市泛开多维度的传说圈涟漪，它往琴断口、马鞍山、集贤村等地微漾波澜，至钟家台、黄金口等方位则时隐时现。从钟家台等地方传说的

16、衰退到古琴台等景观传说的崛起，个体的记忆依存于整体框架，使关于知音文化的记忆不断发生重塑。地名在新城镇建设和时代的变迁中使人们找寻和再造记忆，而古琴台和子期慕这两处景观则帮助人们过滤和融合着新旧的解释，并引领着琴断口、黄金台、钟家村等地的传闻走出遗忘之虞。此外，上述记忆明显已受到政府对知音故里的造势影响，这些记忆既是起点也是被创造物，这也使得部分知音传说被工具化为千篇一律的说辞，但民众作为传承主体会始终保持自身的判断。总体上，古琴台和子期慕这两处鲜明的景观使得琴断口和钟家台等地的渺茫记忆获得了依附载体和扩充保障，这些记忆将在一体化的进程中衍生出新的传统，以焕发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文化生命力。二、品牌博弈的记忆分据景观记忆作为知音文化的外显窗口，逐渐受到政府的重视。古琴台和子期墓这两大景区分别坐镇于汉阳和蔡甸，结合散布在区间的各个知音地标，双方在知音故里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