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尉缭子》的思想价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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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尉缭子的思想价值尉缭子是战国时代的重要兵书，体现了先秦兵家学派的主张。尉缭子彻底摆脱了鬼神的观念，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面对诸侯分裂、征战不休的局面，尉缭子以独具慧眼的天下观，希望通过战争的方式完成天下的统一。其思想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源于时代而又高于时代。战国；尉缭子；兵家；思想价值中国古代兵家文化山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兵家群体所倡导，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先秦时期的兵书之一，尉缭子对研究先秦史、军事史乃至哲学史等都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从尉缭子是由战国时期尉缭所著这一观点，对其思想价值作以探析。一、注重人事战国时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变革时代。处身于那个

2、时代中，或是为了逃避战乱，或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利益，或是为了天下苍生能够安身，有识之士都作了深入的思考：有人提倡恢复礼乐，施行仁政，反对苛政,以图改变世风日下的社会现状：有人痛恨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1280的不公平现象，逃避政治，以求曳尾于涂474的安乐与自然：有人明确号召“非攻”，对战争进行强烈的谴责2195-241以尉缭子等为代表的兵家学派，适应社会的需要，注重自身的努力，以积极乐观的态度争取到统治阶级的认可，以实现天下太平的愿望。尉缭子天官明确提出了注重人事的观点，面对梁惠王“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的问题，尉缭子直接答道：刑以罚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Fl阴阳相背也。黄帝者

3、，人事而已矣。并运用了三个例证加以说明：其一，城能否被攻取不在于天时地利，而取决于是否“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其二，武王伐纣，地势上背济水向山阪而陈，人数上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结果却大获全胜。其三，楚将公子心可谓天时不利，虽“时有彗星出，柄在齐”，结果依然“大破之二在战威中总结道：“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甚至直接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而尉缭子所处时代的普遍观念是今世将考孤虚，占城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武议）0如此鲜明的对比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其思想

4、的进步性。正因为尉缭子认识到重人事的作用，彻底摆脱了鬼神思想的影响，使得他对事物有更深刻的看法，对问题有更深入的剖析。在兵谈中，尉缭子明确提出立且要以经济为基础，“量土地肥饶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地称人，以人称栗。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在于国富民强，“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他懂得只有实力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与，不见胜则止他还要求为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这里的不制于人，可以有多种解释：可以理解为不受制于君王，即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也可以理解为不受制于敌人，不论敌人强大与否；还可以理解为不受制于别人的影响，即后文

5、的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从兵书的角度来看，最后一种解释可能更为合理，为将者要坚决而果断，尽可能不受别人的影响，才能真正做到心不狂、目不盲、耳不聋。他还劝诫君王必须立足现实，完善自我，方能有所作为，“苍苍之天，莫知其极；帝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治本）。在尉缭子看来，无论是打仗还是治国，都需立足现实，依靠自身的努力。究其重人事思想的来源，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尉缭子书中多处提及孙武、吴起等兵家的代表,而这些人物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注重人事的共同特点。其次，对历史与现实中事件的总结和归纳。天官中的武王伐纣，公子心破齐，武议中的吴起与秦战，

6、皆为历史上真实而有巨大膨响的事件。各国之间愈发激烈的战争，使尉缭子认识到，残酷的现实是不可能通过祭祀先祖、天神、鬼怪等方式给予人们合理的解释和帮助，只有通过人自身的努力才能有所改变。最后，个人积极乐观的态度。尉缭子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取君王的认可，劝诫君王帮助人们逃离战乱的时代，因此，他的努力也为了协助君王统一天下，希望百姓能安居乐业。有此追求，他必须为君王提供军事上的帮助，无论是攻守，还是谋略，都是实现理想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态度，靠自己的学识、观察和感受，朝理想的方向努力实践。二、着眼现实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的观念中，要摆脱当时的战火纷飞，有两个途径：要么回到周天子一统天下的

7、礼乐兴盛时期：要么立足现实，以战争的形式实现天下的统一。孔子是前一观点的代表。孔子作春秋，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维护周礼下的社会稳定秩序，他亳不讳言自己渴望回到那个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而尉缭子为后一观点的代表者。当“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网398已成为不切实际的做法，成为君王昏庸无能的表现时，尉缭子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时代需要被彻底打破，并在打破的废墟上建立新的天下，只有天下统一，才会有真正的太平盛世。尉缭子的这种认识基于两方面：一方面，尉缭子与孔子所处时代环境不同。战国末期，早已是“礼坏乐崩，诸侯纷争破坏了孔子所尊崇的礼乐，尉缭子从未切身感受过孔子所尊崇的礼乐所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尉缭子为一

8、介布衣，他的理想完全建立在对君王的希冀之上，只有通过君王才能实现天下的统一，人民才能得以安居。因此，他希求君王“往事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他认为，“天子有四焉，一日神明，二日垂光，三日洪叙，四日无敌。此天子之事也（治本）他向往着有贤者能像太公望一样及遇文王，则提三万之众，一战而天下定”（武议）他虽然主张通过战争而使天下定，但也明白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兵令上）0他总结道：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武议）“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兵令上）为此，他进一步解释说：“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武议）立足于残酷

9、的现实，尉缭子认为既然要用战争的方式统一天下，就必须具备在军事上战胜其他诸侯的能力，这就需要做到择良将，明号令，审法制和善谋略。关于良将的重要性，尉缭子有过精辟的论述。武议云：“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己而用之。”虽然不得已而用，但是在战乱之中，将的重要性直接关乎国家的兴亡：“是存亡安危，在于袍端，奈何无重将也。夫提鼓挥袍，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为非难也。那么何为良将？从尉缭子中可归纳出以下三点。其一为爱民。战国时期的战争非常残酷，“虽不见得人人当兵，最少国家设法鼓励每个男子去当兵因此，“夫将卒所以战者，民也：古者率民，必先

10、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法，先亲爱而后律其身（战威）=尉缭子还形象地比喻将、民的关系，将帅者心也：群下者肢节也（攻权）。“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战威）尉缭子进一步在武议中以吴起为例，”吴起与秦战，舍不平陇亩，朴微盖之，以避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其二为立威。他认为为将者，当有将威。一方面，国君要给予将以权威,将军受命，君必先谋于庙，行令于廷，君身以斧钺授将日：左、右、中军，皆有分职，若逾分而上请者死。军无二令，二令者诛，留令者诛，失令者诛而且将军入营，即闭门清道。有敢行者诛，有敢高言者诛，有敢不从令者诛（将令）0另一方面，将也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树立自己的威望

11、，“凡将能其道者，吏畏其将也：吏畏其将者，民畏其吏者，敌畏其民也（攻权）。以上两方面就是通过所谓的恩威并重，软硬皆施，从而达到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二，威故不犯”的效果。尉缭子明白“夫不爱说其心者，不我用也：不严畏其心者，不我举也”（攻权）的道理。其三为尽责。首先，在军队作战的过程中要尽责。兵教下云：“兵有五致：为将忘家，逾垠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说的是作为良将在受命时忘掉自己的家庭，出国越境则忘掉自己的亲人，面对敌人时忘掉自己的身躯，抱定必死之心才有生的希望，而急于求胜是用兵的下策。武议云：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袍而鼓忘其身。”其次，将在赏罚上也要尽责，“凡将

12、，理官也，万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将理）。因此，为将者需要赏罚分明，即“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武议）。最后，将要无一己之私心。“夫勤劳之师，将不先己。著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这样的将统领军队，“虽久而不老不弊（战威）。至于明号令和审法制。战威0:“令者一众心也。众不审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矣。”为了增强令对众人的约束力，尉缭子认为不可朝令夕改，甚至令有误亦不可轻易变动，“故令之法，小过无更，小疑无审。故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充分说明号令的重要性

13、。制谈论述法制时云：“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土不乱；土不乱则刑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陈，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从民众角度来看，“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所以尉缭子指出，“明号令、审法制”是治国治军的根本。在这一方面，尉缭子也深受吴起的影响，“吴起与秦战，未合，一夫不胜其勇，前获双首而还。吴起立斩之。军吏谏日：此材土也，不可斩。起日：材士则是矣，非吾令也。斩之:在赞美吴起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对号令和法制重要性的认识。为了加强对军队的管理，尉缭子在伍制令中主张“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为属，属相保也；

14、百人为闾，闾相保也”。吏自什长已上至左右将，上下皆相保也，与秦商鞅变法中令民为什伍，实行连坐法”实无异处。这样，就能达到“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的效果。为了强调部队的组织严谨，行动有序，尉缭子在经卒令中将左、中、右三军分以苍旅、黄旗、白旗不同色彩。卒以五章加以区分，前一行苍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黄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经卒，亡章者有诛”其组织不可谓不严谨，其法令不可谓不严苛。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如此法制完善的军队在统一而有序的号令下所具备的强大战斗力。正是对谋略之法的运用，为将者才得以造就大量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极具艺术性的战争。“先秦兵家备受后人称道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从他们开

15、始才真正把战争变成了一门艺术，也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作。”5徐勇高度评价了尉缭子具有的智慧的战略眼光和谋略思想，认为尉缭子是我国古代军事学发展到了一定理论高度的重要标志632-44.在理论上，尉缭子认为，“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胜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战威）。三胜都不可或缺，而尤以道胜为最高境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却不为用。可谓不废一兵一矢而胜敌，这正是谋略的奇妙所在。此外，尉缭子注重“先料敌而后动工在战威中指出

16、，“刑如未加，兵未接敌而所以夺敌者五：一日庙胜之论，二日受命之论，三日逾垠之论，四日深沟高垒之论，五日举陈加刑之论，而尤以庙胜之论为先，即在未战之前，就考察好敌人的情况，“见胜则与，不见胜则止（兵谈）。如果见胜就要事先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计划，这样就能做到“夺人而不夺于人。尉缭子在谋略上强倜心理战术。一方面注重调动己方之士气，他明确指出，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战威）。为了使土抱有必死之心，他以“贼仗剑击于市”为例，“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何者？必死与必生，固不侔也。听臣之术，足使三军之众为一死贼，莫当其前，莫随其后，而能独出独人焉。独出独人者，王霸之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