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中郑国权贵女性涉政问题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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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华信武秋螭？郑X公1瞅伯15国权贵女性涉政1礴需斤春秋时期,以诸侯国国君夫人为代表的权贵女性涉政现象,文献中多有记载。古代史家认为,春秋时期权贵女性干政大量出现是礼崩乐坏的后果之一1。今人对此则有不同认识。女性涉政背后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和个人情感因素,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等篇章为研究春秋时期权贵女性涉政提供了新材料。本文拟以这两篇文献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春秋早期郑国权贵女性涉政现象进行分析,以期对先秦权贵女性涉政问题的研究有所补益。一、郑武夫人规孺子与武姜涉政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主要内容:一是武姜回忆郑武公治国经验,提出守丧期间“不知政

2、”和“三年以教于大夫”的要求,并被郑孺子接受;二是边父作为诸大夫的代表,告诫诸大夫谨慎筹备郑武公下葬前的礼制仪式,小祥之后,劝说郑孺子亲政,郑孺子回答并安抚诸大夫。其中武姜涉政集中体现于规诫之言和教导郑孺子如何执政方面。对于简文中武姜要求郑孺子将执政权交给诸大夫的涉政行为,学者有不同认识。如李守奎认为这篇规谏之言是武姜为阻止郑庄公顺利执政而策划的阴谋211。白国红认为郑武公旧臣支持郑孺子为君,力劝嗣君亲政。郑孺子有先君旧臣的支持,迫使武姜放弃立少子段,遵守先君遗命3。晁福林认为,新君继位,君臣守义,遵守了郑国的政治传统,维系了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转,武姜突出“谋及卿土”,不让庄公掌权4127-12

3、80如果从君卿政治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武姜对庄公的继位虽有不满,但并未有废长立幼的谋划,其规劝庄公之语,更多是出于促进君卿大夫和睦,稳定国家统治之意,而非专意破坏礼制,干涉庄公执政,一定程度上反而体现出其维护郑国政治传统的礼制意义，原因如下。首先,简文中武姜对嗣君的称呼,体现的是武姜屈己志以“和民”的意图。武姜厌恶郑庄公,喜爱少子段,不愿立郑庄公为君,为左传所明言:“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日寤生遂恶之。李守奎先生认为,对嗣君的不同称谓,反映出称呼者如何看待对方的身份及其个人情感倾向,结论是武姜既无对新君之敬,情感上也难以接受其新君身份215。这种称呼仅表明武姜不喜庄公,并且自认为有教导新君

4、的资格。这是因为,其一,武姜作为庄公嫡母和武公夫人,地位崇高,因其不喜庄公,所以对初继位年纪尚轻的庄公有所轻视也是正常的。简文中,武姜对郑武公称“君”“先君”,对庄公则不称君,如“昔吾先君,如邦将有大事”,“故君与大夫晏焉,不相得恶。区区郑邦望吾君V吾君陷于大难之中”“吾先君之常心,其可（何）不述（遂）”6104。武姜对郑庄公不称“君”,一方面是因为此时武公尚处于待葬状态,庄公可能并未举行继位大典。另一方面则与武姜规劝庄公的场合有关,武姜对庄公的规劝应是母子之间的谈话,处于相对私密的环境,所以不称其为君。其二,武姜虽然不喜庄公,但庄公毕竟是武公在位时选定的合法继承者,所以,武姜仍是压制了自己的

5、个人情感，站在国家稳定、君臣和睦的立场,规劝郑孺子,称述诸大夫的功绩,强调君卿关系稳定和睦的重要性。武姜规劝庄公的重点在于言明卿大夫稳定郑国家邦的贡献,要求郑孺子慎重对待他们。这段内容被郑庄公化用为感念边父等人功绩的自白:“吾先君知二三子之不二心,用历授之邦。不是然,又称起吾先君于大难之中。”6104武姜深知先君旧臣支持郑武公、稳定家邦三年的重大功绩,虽心恶郑孺子,仍教以团结诸大夫的言辞方法,使其礼数周备,有利于促进君臣关系。避免了因新君不遵政治礼节,未能“和民”而造成的严重政治后果。从规诫郑孺子的出发点来说,是顾全大局的权贵女性形象。其次,简文中武姜力劝郑孺子释政,其目的在于以此方式考察先君

6、旧臣的忠诚,而非意图架空庄公,为少子段篡位谋划。武姜以先君与诸大夫君臣相得一事劝勉郑孺子,对郑孺子施政提出了具体要求：今吾君即世,孺子汝毋知邦政,属之大夫,老妇亦将纠修宫中之政,门槛之外毋敢有知焉。老妇亦不敢以兄弟婚姻之言以乱大夫之政。孺子亦毋以褒竖卑御,勤力价驭,媚妒之臣恭其颜色,掩其巧语,以乱大夫之政。孺子汝恭大夫,且以教焉。如及三岁,幸果善之,孺子其重得良臣,四邻以吾先君为能叙。如弗果善,吾先君而孤孺子,其罪亦足数也。邦人既尽闻之,孺子或诞告吾先君,如忍孺子之志,亦犹足。吾先君必将相孺子,以定郑邦之社稷。6104在此,武姜提出三点要求。其一,临丧期间,郑孺子不知政且不许近御之臣乱大夫之政

7、。其二,与教于诸大夫三年,以考验诸大夫是否与新君和睦融洽。其三,使郑孺子告于郑武公之尸。临尸告言,借先君之灵,安定其君位。郑孺子一一照办:“孺子拜,乃皆临。自是期以至葬日,孺子毋敢有知焉,属之大夫及百执事人,皆惧,各恭其事。”6104将主持丧葬仪式的权力交给边父为代表的诸大夫。小祥之后,边父劝其亲政。说明武公葬后,郑庄公仍未亲政,引起诸大夫的忧虑:“姑宁君,是有臣而为亵嬖,岂既臣之获罪,或辱吾先君,曰是其总臣也。”6105按武姜所说,郑孺子交权,而后受教于诸大夫。然而未逾三年,郑庄公就取得了诸大夫对他的忠诚:“今二三大夫畜孤而作焉,岂孤其足为勉,抑无如吾先君之忧何?”6105孤作名词,指尊奉先

8、君遗命而教养之。吕思勉先生认为:“臣之于君,固有孝养之意。”7畜孤而作表明得到先君旧臣认可,对巩固新君权威有重大意义。以先君灵前告言为誓,在诸大夫看来,郑庄公认可他们“蓄孤而作”的作为,以对先君武公有所交代。从结果来看,郑武夫人提出的考验,加强了君卿的联系。因为承命于先君,有辅佐幼主亲政之责,诸大夫惶惧于郑庄公拱而不言,迟迟不亲政。由边父面陈对郑儒子亲政的主张,实现君臣相得的局面。国语记载:“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土患之,日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于是作书。”8先王故训中,新君答言才算完成整个故事。郑孺子的答言妥善安抚了先君旧臣,完成整个过程,才能使整

9、篇文献具有教化新君,遵行政治传统的意味。郑孺子和诸大夫针对武姜的要求,一一做出回应,反映出在武姜的干涉下,君卿关系更为融洽。最后,从郑武夫人规福子文献立意上来看,武公新丧庄公继位之初,武姜虽心有不愿,但并未即刻谋划扶立幼子之事,而是恪守教导职责,以维持国家政局稳定为重。郑武夫人称扬先君功业治绩,意在劝勉新君尊用前训,承先君之德,勤政守礼,彰显宗族福泽深厚。如果主导外朝政事的先君旧臣支持郑庄公,君卿关系和睦,那么武姜不用如此教导郑孺子。可以看出,武姜涉政源于其本人遵行并维护先君武公时期的政治传统,是她履行教导嗣君职责的反映。晁福林先生指出,武姜重视“谋及卿土”的决策程序4127。边父自陈:“昔吾

10、先君使二三臣,抑早前后之以言,使群臣得执焉,且毋效于死。”6104有学者解读为这是“武公当政时期对群臣朝夕训示的景象可能是武公准允诸大夫跟随其左右进言,言外之意,大臣们认为当下只受新君礼敬但不亲近,希望重新调整君臣关系。正如武姜所说:“孺子亦毋以褒竖卑御,勤力价驭,媚妒之臣恭其颜色,掩其巧语,以乱大夫之政。,6104以巧语乱政者,即近御之臣,他们大多不是先君旧臣。说明武姜恐怕郑孺子亲近近御之臣,抛弃郑国礼敬诸大夫的传统。可见,为预防君卿矛盾加深,武姜积极主动教诲嗣子,恪守了其教育职责,稳定了政局。武姜涉政的记载,丰富了春秋早期权贵女性履行家内教导职责的事例。在郑国,诸卿大夫势力强大,君卿共治政

11、事的色彩更浓。为此,武姜遵行故训,继承郑武公遗命,预防可能出现的新君和先君旧臣的权力斗争,为的是维护郑国政治稳定和权力平稳过渡。二、郑文公问太伯与荆宠涉政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一文记载执政大臣太伯弥留之际,郑文公前来问疾咨政之事,其中涉及荆宠,由此可对春秋早期郑国权贵女性另一种形式的涉政现象进行考察。简文中太伯进谏规劝郑文公时提及:“今及吾君,幼而滋长,不能慕吾先君之武彻庄功,孚淫嫦于康,获彼荆宠,为大其宫,君而狎之,不善哉。君如由彼孔叔、佚之夷、师之彳巨鹿、堵之俞弥,是四人者,方谏吾君于外,兹詹父内谪于中,君如是之不能懋,则卑若疾之亡医。君之无问也,则亦无闻也。君之无出也,则亦无入也。戒之哉,君

12、。吾若闻夫殷邦,汤为语而受亦为语。文中的荆宠,即左传中出现的郑文公夫人文芈5436。太伯临终告诫郑文公,不能因过分宠爱荆宠,而荒怠政事。并趁机提出人事安排,认为郑文公可以重用孔叔、堵俞弥等四人于外事进谏,以詹父言于宫中,使内外交通,以备问对咨询。太伯所以劝谏郑文公,即因荆宠阻碍了郑文公和内外卿大夫的沟通。文末,提及商王汤和纣的故事,暗示他要警惕因妇言而亡国的征兆。荆宠是否干政,对郑文公产生了多大影响,以至于让太伯担忧,仅从郑文公问太伯一文还不能有明确判断,需要结合文献的相关记载进行分析。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载:“丙子晨,郑文夫人芈氏、姜氏劳楚子于柯泽。5436“丁丑,楚子入享于郑

13、,九献,庭实旅百,加透豆六品。享毕,夜出,文芈送于军。”5437文芈在郑国与楚国关系中起到了比较重要的连接作用。结合清华简中太伯的担忧,有可能是出于文公与楚国关系的考虑。从当时政局来看,郑国在齐楚之间摇摆不定,究竟是从楚还是从齐,郑文公与先君旧臣可能有不同的立场。鲁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67年）幽之会后,郑国服属于齐国,但从鲁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年,楚国多次出兵伐郑。此时齐桓公忙于北方“攘夷”之事,未能腾出手来帮助郑国。迫于楚国的压力,郑文公开始有了从楚的意图,这是其宠幸荆宠的重要前提。但郑文公的从楚,与先君旧臣的从齐是有分歧的。如僖公三年,“楚人伐郑,郑伯欲成。孔叔不可,曰1齐方勤我,弃德,

14、不祥”5313。不久,君卿再次产生分歧:“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止。郑伯逃归不盟。,5329左传记载:“（僖公五年）秋,诸侯盟。王使周公召郑伯,曰1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郑伯喜于王命,而惧其不朝于齐也,故逃归不盟。孔叔止之,曰国君不可以轻,轻则失亲;失亲,患必至。病而乞盟,所丧多矣。君必悔之。弗听，逃其师而归。”5334僖公七年孔叔再次表达从齐的政治态度:“请下齐以救国。”5345前一年郑国因逃首止之会,而遭到齐桓公的征讨,故孔叔如是说。从楚、从齐的邦交事务,成为郑国君卿关注的首要之事。郑文公亲楚的政治目的,以周楚关系缓和为基础才能实现。楚成王元年（公元前671年）,周惠王和楚成王已建

15、立联系:“成王悻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昨,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10若能联合楚国支持周王,郑文公恢复先君功业的希望更大,亦可借调整邦交政策的契机,强化君权,加强对内政的控制。郑文公本人年轻气盛,因此决意背靠楚国,背弃齐国之盟,建立匡扶周天子的功勋。而此时荆宠凭借政治联姻,能够发挥作用。通过荆宠,以楚人为后盾给郑文公更大信心,也是其最终决定逃首止之盟的底气所在。孔叔一针见血地指出郑文公好强争胜的性格:“谚有之曰1心则不竞,何惮于病？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毙也。国危矣。”5345逃盟的次年,齐国即攻伐郑国掷国因郑文公的擅自举动,付出了代价

16、。由上述分析可知,荆宠文芈的涉政行为属于被动涉政,与武姜涉政方式和目的是根本不同的,荆宠文芈涉及政事主要是因为君主的利益权衡,被迫卷入政治纷争。郑文公通过支持荆宠文芈,来推行与卿大夫意见相左的邦交政策,意在突破卿大夫的限制,拓展自己的施政空间,强化君权。余论从礼制和政治的关系考虑,武姜涉政丰富了我们对礼制和政治复杂关系的认识。春秋时期,权贵女性出于自身政治利益利用礼制或僭越礼制的事例占多数,较少有权贵女性为确保政治局面稳妥维护礼制的。武姜涉政既体现出权贵女性积极主动涉政的一面,又体现出权贵女性履行家内职责、维护邦国秩序的涉政特点。而荆宠涉政成为太伯隐忧，则可能是受周人传统观念影响。例如,周人传统中有妇人不出宫的道德规范,而僖公二十二年,郑文公即派夫人文芈和姜氏出迎楚成王,庆祝宋楚泓水之战中的胜利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