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馆藏与作家研究空间的拓展-——从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藏多种穆旦资料谈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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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捐赠、馆藏与作家研究空间的拓展从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藏多种穆旦资料谈起Donating,MuseumCollectionandSpatialExpansionoftheStudyonWriters作者：易彬作者简介：易彬，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原文出处：文艺争鸣（长春）2018年第201811期第91-99页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9年03期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3CZWO84）的阶段性成果。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推进，文献资料的发掘也日益丰富、驳杂。各类原始书报刊的信息得到了反复的检索（毫无

2、疑问，电子化资源起到了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旧书刊市场、网络交易平台以及由此衍生的个人收藏乃至个人性质的文学馆也已得到研究者的较多关注，在文献发掘中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公立机构在书报刊征集、作家捐赠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优势仍值得大力申扬。即以中国现代文学馆（以下多简称文学馆）为例，该馆是国家级重点文化单位，是中国第一座、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文学博物馆。1981年由巴金先生倡议建立，中国作家协会随即着手筹建，1985年初正式宣告成立，以收集、保管、整理、研究现当代文学书籍及作家著作、手稿、书信、日记、录像、照片、文物等资料为主要任务。基于巴金先生的号召力、中国作家协会作为主管机构的权

3、威性，文学馆在作家相关资料的“征集收藏”方面已颇具规模：文学馆现共有藏品60万件，其中书籍23万册、手稿22005件、照片16173件、书信25733封、字画1887幅、文物169330件。对作家整批捐赠的文学资料，建立了以其姓名命名的文库。目前已建立的有巴金文库、冰心文库、唐强文库、张天翼文库、周扬文库、俞召白文库、丁玲文库、夏衍文库、阿英文库、萧军文库、姚雪垠文库、萧乾文库、张光年文库、刘白羽文库和李辉英文库、林海音文库、卜少夫文库、周仲铮文库等中国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华人作家的文库共81座。此外，根据馆藏，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丛书等出版物。相比于其他图书馆或者类似机构,文

4、学馆的最大优势还不在于图书总量，而在于其博物馆属性。根据文学馆网页“馆藏通典”条目显示，馆藏被细分为十类：图书、报刊、手稿、信函、书画、实物、照片、特藏、视频档案和音频档案。除了一、二两种为正式出版物外，其余八种多属非正式出版物（仅有少量被整理出来），因此，相当部分相关材料均属作家集外文之列，且具有手稿学的意义，同时，鉴于相关材料属作家们的捐赠，这对考察文坛生态无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注意到文学馆馆藏方面的新动向，首先还是因为两次跟穆旦有关的展出：其一是2009年11月初文学馆在“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期间，展出了部分作家手稿，其中就有穆旦1956年发表的不应有的

5、标准一文，尽管当时仅能完整地看到手稿的第一页，但已可判断是文艺报编辑的批阅稿。其二，根据2015年11月的“文学馆藏九叶派文学名著版本辑录信息，注意到穆旦第一部诗集探险队封面有题词，但图片分辨率低，无法辨认。到2018年，借着穆旦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着手修订穆旦年谱（初版于2010年），深觉这些材料有必要补入，于是前往文学馆查阅，不想在查实上述两种材料之外，还有不少新的一完全可以说意料之外的发现。统言之，文学馆藏有穆旦各时期的著译作品、数种手稿。与一般图书馆馆藏不同的是，文学馆保存了同一图书的副本和各类重印本，这使得所藏穆旦图书总量在300册左右。穆旦早年诗集的藏有量均有数种，数种译著的藏有量更

6、大，如1958年版译著别林斯基论文学，藏有量即多达7册。手稿目前仅见3种，其中穆旦本人所写为两种,一种即前述发表在文艺报的稿子，另一种是从未见刊的翻译稿。再有一种为王辛笛家属所捐赠的理想一诗的抄稿。此外，还有少量相关材料，如穆旦家属所捐赠的“作家墓碑照片等。这些材料或显示穆旦本人新的写作与翻译状况，或浮现出穆旦与相关人士的交游关系，或透露出相关捐赠者的文学素养与阅读视野，均有进一步申说的必要。一、书刊捐赠与作家交游、文学传播等方面的信息文学馆所接受的捐赠数量相当之大，如下仅以其生前所出版的著译作品为对象，计有59种，涉及捐赠者为巴金（15种），沙可夫（6种），汝龙（5种），贾芝（4种），薛汕、

7、侯金镜、周扬、严家炎（以上各3种），冯至、胡风、艾青、袁可嘉（以上各2种），穆木天、李健吾、罗大冈、康濯、秦兆阳、吴伯箫、田仲济、潘际炯、吴福辉，似上各1种）。59种著作中标注了“签名本”信息的有17种，其中9种是穆旦（查良铮）签赠给巴金及其夫人萧珊（陈蕴珍）的，从中可以看出，多半是译著甫一出版，穆旦就签赠，多是单独签赠，也有的是合签。题词多只是简单的一句，也有的内容较多，比如，给萧珊的1954年3月版普希金长诗波尔塔瓦，题词为：蕴珍：你在这本书上的劳苦也许不是白费的。因为这里不只是一个老朋友的谢意，第三章中有几段也许值得为你慰解。良铮一九五四,三月天津。给巴金的1954年10月版欧根奥涅金，

8、题词为：巴金先生：谢谢你使这本书在这种译法中得以出版。虽然，此刻，我对自己的能力不免感到惭愧。良铮一九五四年底。凡此，均浮现了穆旦与巴金夫妇的情谊以及穆旦本人对于译著的某种心理和态度。实际上，这些人物之中,冯至、袁可嘉等人与穆旦有过直接交道，最突出的一位无疑就是巴金。数据如此之多，自然得益于穆旦与巴金夫妇的实际交往。其交往始自20世纪40年代中前期，1953年初穆旦从美国回国之后，最初的十余本译著均是经由萧珊之手，在巴金负责的平明出版社出版。巴金、萧珊当时的通信对查译情况多有谈及，穆旦当时致萧珊的信，以及日后萧珊致穆旦的信、巴金与穆旦间的信，也都有部分保留了下来。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得益于巴金

9、捐赠给文学馆颇为可观的图书总量。文学馆辟有“巴金文库，藏书近九千册，都是经巴金先生亲手整理之后分十数批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有五千六百余册为初版，初版本的二分之一强是书作者们的签名赠书。上述部分信息已可见于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书目卷”之巴金文库目录，但不知何故，该目录所载部分信息目前在文学馆的检索系统中尚无法检索到，如赠送给巴金的探险队穆旦诗集,赠送给巴金夫人蕴珍（萧珊）的布莱克诗选普希金抒情诗二集文学原理文学概论文学原理文学发展过程雪莱抒情诗选，等等。换个角度说，这些签名书的捐赠者亦即当年的受赠者及相关人士。不过也有些签名本没有这种直接的关联。如穆木天的，为“穆木天本人签名；沙可夫的，

10、为其妻子岳慎的签名。捐赠了穆旦早年的全部三部诗集的薛汕（1915-1999）与穆旦似亦无交道穆旦曾在薛汕等人编辑的新诗歌第4号（1947年5月15日）发表诗歌农民兵，但三部诗集均无签名信息,看起来应该不是穆旦赠送之物。不过，其捐赠物也值得单独一说。所赠探险队封面有文学竞赛刘善继同学荣获诗歌冠军纪念林元编赠卅四年X月字样（按：月份无法准确辨认，看起来很可能是一月林元（林抡元，1916-1988）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时是西南联大校园刊物文聚的主要编辑，文聚出至第2卷第3期（1945年6月）停刊之后，林元又与人创办独立周报（约在1945年11月），又辟副刊，名之为“文聚”。文聚和独立周

11、报都曾刊发过一批穆旦的作品，探险队亦是1945年1月由文聚社出版，为“文聚丛书之一一该丛书原计划出版十种（其出版广告可见于当时的多种报刊），但实际仅出版三种，另两种为沈从文的长河（长篇）和卞之琳的亨利第三与旗手（叙事散文译诗）。林元本人的短篇小说集大牛以及冯至、李广田等人的作品集均未能出版，可见当时的图书出版存在不小的困难，亦可见穆旦的首部诗集得到了林元等人的更多看重一将这部新鲜出炉的诗集作为奖品赠送给文学竞赛的诗歌冠军获得者，亦可视作是对于穆旦诗歌的肯定。日后，林元在回忆文之中亦是对穆旦多有赞誉。遗憾的是，查阅林元的叙述以及西南联大文学活动的相关研究资料,并无1945年文学竞赛的信息，也无从

12、获得刘善继的有效信息，此次竞赛、此获奖者是否跟西南联大直接相关，亦无法断定。也即，此次行为原本显示了穆旦诗歌传播的另一种路径，但路径本身已湮没于历史的丛林之中。至于其他的捐赠者，不管是捐赠较多的沙可夫、汝龙、贾芝、侯金镜、周扬、严家炎等人，还是仅一两种的胡风、艾青、穆木天、李健吾、罗大冈、康濯、秦兆阳、吴伯萧、田仲济等人，目前均无法获得其与穆旦交往的明确信息。比如汝龙（1916-1991）,与穆旦相似，亦是能同时操持英文和俄文的文学翻译家，1952年-1953年间曾任平明出版社编辑部主任一年，但与日后穆旦在平明所出版数种译著应是没有交集。不过，从捐赠书籍来反观原所有人当初的阅读状况，当是一个很

13、有意味的角度，购阅同行的译著，至少显示了其对于同行研究动向的关注，但这方面的材料往往比较零散，较少见于公开的书评或学术论争，而多散见于书籍上的批注或相关书信、日记等。这方面，穆旦本人的材料倒可提供参照。其所遗留下的藏书不算多，但也有不少当时的译著，其中就有汝龙翻译的高尔基著作回忆安德烈叶夫（平明出版社，1949年12月初版，1954年2月第4版）。在一些译著上，穆旦留有阅读记录，比如在魏荒弩翻译的涅克拉索夫著作严寒，通红的鼻子一书（作家出版社，1956年）的版权页上写有：”应译为红鼻子的严寒“。在蓝曼翻译的马尔夏克诗选一书（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的扉页上有批注：枯燥，无味，而又装作各种花样

14、。毫无一丝人情味，毫无感情。完全是用脑袋写诗。”在1954年6月19日致萧珊的信中，穆旦也谈到了对于卞之琳翻译拜伦诗歌的看法。而在1963年，穆旦还公开发表长文谈译诗问题一并回答丁一英先生（郑州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对译诗应该采用什么原则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与辩驳。凡此，均显示了翻译家穆旦与同时代的翻译行为之间的关联。反观诸位文学家、翻译家们所捐赠的书籍，他日若有机会仔细翻阅，并结合相关材料，抑或能连缀成篇，获得一些关于彼一时代的人物、文学与翻译活动、时代语境等方面的看法。书刊之外，王辛笛家属所捐赠的穆旦晚年诗作理想的抄稿也可说是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辛笛、穆旦的家属暂时都无法辨认出是谁的手

15、迹，但确定不是辛笛和穆旦妻子所抄。比照穆旦的原稿，此抄稿未见异文，版本学的意义不彰显。但就穆旦与友人的交往以及穆旦诗歌的传播而言，也有其意义。目前有信息表明在1947年、1954年、1959年,穆旦与辛笛有明确的来往关系，此后则无联系。理想为穆旦晚年诗作，现存穆旦晚年致近十位友人（非亲属）的信，其中部分谈到了晚年写作的情况，抄录了当时的一些诗作。王佐良论及晚年穆旦时，称朋友们手里流传着他的手写稿，尽管相关信息暂时只能阙如，但此一抄稿应能显示穆旦诗歌传播的效应。另有信息表明，2004年辛笛逝世之后，因其与中国现代文学馆有着深厚友谊，他的子女遵照老人生前遗愿，将近17000多件珍贵的文物文献资料无偿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目前，辛笛的相关资料亦在逐步整理、披露中,新近披露的即有杜运燮1980年致辛笛的信，其中多涉及九叶集的出版以及友人们对穆旦诗作的推介、发表、收录等方面的情况。（11）可以想见，随着更多材料的整理，包括穆旦在内的更多人物与历史语境（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九叶诗派如何成型的问题）的研究将能得到进一步的推进。二、手稿的三个向度，手稿（再）发掘的意义署名良铮的不应有的标准一文，2006年穆旦诗文集（第2卷）首次收录入集。所见手稿未标注捐赠者，为2520的方格稿纸，竖行书写，共9页。稿纸本身也未印单位名称，但有几页的右上端有“文蓼辍字样，正文则